在清末的时候，成都有一个特殊的时期，叫作“少城时期”，在当时，清政府专门为八旗兵及其家属在成都老城区修建了“城中城”，以维持满汉互不往来的陋习，又因为这个“城中城”修建在战国秦张仪所建的少城遗址上，故也称之为“少城”。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城中城”，使得成都也有与北京类似的“胡同文化”，在少城里的巷弄都以“胡同”相称。
在康熙五十六年（即公元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遣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并杀死拉藏汗，情况十分危机，时任四川提督的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却遭遇军中哗变，不得不引军而还。已失兵心康泰不可用，次年年羹尧令其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增设打箭炉至里塘驿站并增设四川驻防兵以应对战事，康熙帝特授其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当地的军政和民事，同年少城内的旗人就在喇嘛胡同为年羹尧建立了一座生祠，并将喇嘛胡同改名为祠堂街，而这条街，却见证着成都的历史。
此一时彼一时，在雍正三年，风光之后的年羹尧被新上任的雍正帝开列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共计九十二款大罪，赐其狱中自裁，获罪之后年羹尧祠堂也跟着不复存在了，不过并未将至拆除，而是改成了关帝庙，祠堂仍在，供奉的主体却换了，让人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慨，不过“祠堂街”这一名称却没有改变，一直留存到了现在。
到了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使清朝灭亡，八旗兵随之被解散，封闭的少城也因此开放了。进入民国时期的少城里修筑了大量的建筑，很多建筑还带有欧式风情，使之彻头彻尾的变了样，祠堂街也不例外，它经过了两次扩建，大量书店、报社、餐厅拔地而起，其本身也形成了连接东西的重要通道，成了“新文化街”。
据说在当时光私营的书店就超过八十间，所有书店都是开架售书，读者可以随便取阅，有不少人一站就是一两小时，甚至遇见喜欢的还可以尽情抄写，包括《西行漫记》《论持久战》《彷徨》等进步书籍均有出售。还有不少工艺美术社、文具商店等，文化艺术氛围浓厚，其中民国四川美术社的办公地点就在祠堂街16号，多少喜爱并追求艺术的民国学生和文人雅士们都曾在这里挥洒笔墨，这栋楼至今仍在祠堂街16号，只不过早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了。
到了抗战时期，由于这里长期接受先进思想，更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活动阵地，先后建立了7个支部和联络点，此时的祠堂街又变成了“革命街”。在1938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的成都代订处就在祠堂街38号，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唯一公开的对外联络处，据说周总理就住在38号的副10号的房间里，董必武、彭德怀、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同志都曾来过此地。
与16号不同，38号至今仍有成都人居住在内，只不过已经是一个一般的居民小院了，不少人会前往拍照，网上的照片也足够多了，我不太喜欢打扰别人的生活，只是在里面随走逛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前往。
到了新中国解放后，少城里的建筑因为大部分是“敌伪财产”，基本都被政府各级部门接收了，不过并没有人真正在打理，很多建筑都因为风吹日晒毁损了。最让人遗憾的是在80年代90年代，成都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活动，这些缺乏打理的老旧建筑，基本上“全军覆没”，消失在了历史中。
目前，少城内未经翻建的古迹建筑仅存五处，其中一处便是“人民公园管理处建筑”，这座从少城时期就留存下来的人民公园故事也颇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完的。不过这里可以提一句，既然祠堂街是“革命街“，有革命就有牺牲，哪里都不曾例外，于是这里也修筑了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
现今走祠堂街，除了一些院落，感觉已经日趋现代化了，不过已经具备一些老成都的感觉，完全不像是处于成都市的市中心，路边上停着不少电瓶车或是环卫车，还有不少小店或是苍蝇小馆还开着，也许环卫工人或是电瓶车的主人就在隔壁的餐馆吃饭，十分具有生活气息。
历史的车轮总归滚滚向前，祠堂街也见证了封建时期的落后，民国时期的热血以及新中国的富饶，祠堂街的老房子从某些程度上说已经渐渐的不再适合居住，但是已经与居民融为一体，希望能够将其中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保留下来，作为历史与城市发展的见证。
图/文 旅游狂魔夏夏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