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一书中对厄普代克的小说《恐怖分子》提出一种质疑，大意是，小说中一位叫艾哈迈德的狂热穆斯林，其心理活动都是概念式的，并且拉了亨利·詹姆斯进来帮衬。伍德用了一个词，“代入”——“亨利·詹姆斯多么愿意让我们代入黛茜的头脑中去，把多少词挤压进一个词里‘说来尴尬’。而厄普代克对于进入艾哈迈德的头脑缺乏信心，所以只好在他的心灵之地拼命插上作者的大旗。”当然，在这段文字之前，伍德举例契诃夫，认为契诃夫的一句比喻“鸟叫声就像一只被整夜关在棚里的母牛”，体现了作者可以像笔下的农民一样思考的能力。
这个问题放在创意写作班来说，大概很容易解释，一般中学作文也倾向于教育学生，人物要像他本人那样思考（和行事）。但实际上，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悖反，亨利·詹姆斯放弃了一种“准确”，宁愿读者去完善它。而契诃夫，也不能说他是准确，只是詹姆斯·伍德诠释了这种“准确”。很显然，在阅读小说时，我们对于“场外的诠释”是会产生某种反应的，作者的议论介入，评论者的批注或置评，读者本人的经验和情绪，小说经由影视化之后产生的视觉对位，甚至读书环境。
假如我很杠的话，我会说契诃夫的农民像个诗人，农民从来不会这么想问题。而你会杠回来，说俄罗斯的农民都是诗人。在人物是否准确、作者是不是插旗的问题上，单一的句子显然是不够的，容易盲人摸象。不过当你真的看见大象时，你可能又会发现，这头大象是三条腿——没错，它是残疾的大象，但它就是大象，而不是别的。
抛开《恐怖分子》的全文不谈，单就艾哈迈德的状态来看，这种在内心不断重复着宗教教义（甚至背诵了章节）的思考方法，难道不正是一个犹豫中的“宗教狂热分子”的特征吗？看看帕慕克的《雪》，其中人物的讲话方式（这本书写的也是极端分子），亨利·詹姆斯的压缩法并不是很适用。那么，厄普代克错了吗？轻佻了吗？
关键是，在伍德看来，厄普代克是一个无能的作者，还是一个不小心用错了方案的作者？他没说。如果我们笼住《恐怖分子》的全文，结论可能会变成选边站，在厄普代克和伍德之间，必有一个人不太高明。
在小说写作课中，正面例子总是好找。而反面例子，牵涉到人物心理、情绪、状态，却显得难办，你可以说作者写得不够好，却很难论证他写错了（注意，不是硬伤）。进一步说，如果写错，是基于小说技艺的判断，还是基于日常道德的推断？常识告诉我们农民是文盲，常识也告诉我们群众比知识分子更智慧，好吧，您是左翼还是右翼？
短篇小说总是较容易笼住全文，较容易决断（当然也不是百分百）。这种决断必然产生对短篇范式的归类，你可以大体归纳成卡夫卡-博尔赫斯系VS契诃夫系，也可以更细分，直至对每一个企图都丈量清楚。有一类文学批评并不关心小说的步法（以及步法的合理性），但写作班以此为教案，总能让学生讲点道道，配合题材、意境，发表些看上去还可以的作品。《挪车》就是这么一篇小说，但它并不简单。
很清楚的是，两个主要元素构成了小说的主题：性生活，车。另一个元素华夫饼是在妻子出场时用以调整节奏，不算很重要，具有可替代性，但这一步显然少不了。另有两个更轻的元素：邻居，教会。前者挺好的，轻微地影响了主人公的心理，构成节拍。后者我不大理解，可能与写作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假如再加一个元素呢？对这么一篇七页纸的小说而言，是不是还撑得住？邻居和教会，似乎已经够重了。
《恐怖分子》作者：厄普代克
就在这五个元素之中，以马克的视角构筑了小说前六页，也是常规写法，气氛烘托得很好。妻子没有名字，没有容貌，只有一句“胖胖乎乎”，这是一种简化（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切入，简化方案顺理成章），作者把重点押在汽车被卡住这件事上，连带出生活中一切小小的不顺心。不过，前六页里突出的问题显然并不是汽车和华夫饼，而是性。妻子没有性高潮这件事在开篇就出现，尽管，探讨此事显得像恶趣味（成年人也都懂），我还是要硬着头皮分析一下：小说开篇没有讲清这件事的原因，是马克不行，还是妻子病理性的失能，或其他原因。总之不是第一次了。从来没有获得过性高潮吗，婚期多久了，有孩子吗？作者未予解答，一切都落实到那辆被卡住的车上。聪明的读者当然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写。性是不予公开探讨的，甚至在夫妻之间。人们讨论战争和疫病，却无法讨论昨晚妻子又一次没能获得性高潮。至于这是不是中产阶级的某种病，我也不知道，我只关心作者的写法。性的问题没有任何交代，悬在小说的上方。直至第五页上，主人公终于想到了这件事。“马克抽搐了一下，感到自责了。如果他让妻子高潮了，她可能就不会敌视宗教了。”
一言蔽之，是马克没做好。既像一种解释，也像是提醒。然而也就此不谈。
接下来，故事进入第七页，没有意外发生。两人合力挪车，写得很具体，厄普代克的描写能力很棒（伍德也表示认可）。不过，整段写得就像是一场床戏，可以说高明，至少是聪明。在近乎做爱（仍然有点费劲）的挪车过程之后，不出意外，妻子将车开到了合适的位置，马克赞了一句，你真棒。妻子回答，你也是。如果是在床上，该多好，可那只是挪车。
借用伍德的话，在这里，作者（叙事人）不必再去插旗了。小说结束了。
《挪车》是一篇有意思的小说，在我们日常不能言说之处，找到了一个可以言说之物。这也是短篇小说的常规范式，经过隐喻和转喻，情节本身的戏剧化并不是很重要——试想，假如在挪车过程中一再出现戏剧变化，将情节强度提升，那么修辞的分量会被减磅，故事将会被拖延、溢出。我们常会谈到一个论点“短篇小说需要的是完美”，问题是，何为完美？假如将“完整”理解为完美，则所有的完整都可能是一种拖延。
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深谙人情世故。《挪车》是一篇标板式的小说，作者够聪明的话，都能写出来。难点在于，小说呈现了一种轻度哀伤的气息，主人公思路清晰冷静，稍稍有点彷徨，他的尴尬被融入了小说的哀伤。没有布考斯基式的神经症，没有朱文式的狂欢解构，厄普代克在最后的行文中给了马克一丝安慰。《挪车》没有奇怪的故事，假如我概述这个小说，会感到不知所云，我只能告诉别人说：厄普代克是这样那样写的。
以《挪车》为案例，厄普代克准确吗？是的。但他并不仅止于准确。如果把准确定义为作家的唯一美德，那只能是地摊作家讨价还价的托词罢了。亨利·詹姆斯真的希望读者代入戴茜，乃至空出了一个可供体验的空间？也不见得。也许只是他很爱戴茜这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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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刊物《外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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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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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三部曲”是路内以主人公“路小路”的成长为线索创作的系列小说，小说聚焦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工厂生活，三部小说相互联结，又各自独立。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中，路内用戏谑的笔法抵抗狂飙突进，以玩笑装点失落，这是一部关于90年代的笑忘书，在这块名之为“戴城”的精神飞地上，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以及未熄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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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往事》| 路内 | 人民文学出版社
路内回顾1980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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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秘密都藏在孩子的眼中
在1980年代的蔷薇街，时间像门前流水，依约而行，人们悠然地一边吃早餐，一边八卦街坊邻里间永远共享的秘闻，一天由此开始。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顾大宏单干后，全然不像是一个做生意奔前途的样子，在晨光中，他捕捉情人关文梨一低头的剪影。女儿顾小妍开始了青春期的绽放，身上带着不敢直视的光亮也带着摄人心魄的美。儿子歪头用自己寡言的视角，注视着父亲隐秘的情感，也仰视着姐姐骄纵的魅影，同时学会了惦念自己喜欢的女生。一场舞会的对决，一场少年的冲突，虽然蔷薇街的栀子花如常开放，一个跳舞时代无可奈何地终结成了过去。在花街往事中，路内用文字带领我们徜徉了一下那个让人眷恋的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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