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東路外灘這個路口，自從南京路步行街東拓段完工以來就儼然已成為上海又一處的“網紅打卡聖地”，遊客們在此紛紛駐足留影並遠眺浦東陸家嘴的高樓林立，自豪之情溢於言表。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就在距今約85年前，老上海的“外灘第一高樓爭奪戰”也曾在這個路口的北側上演過，而當時的情形卻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當時參與這場競爭的雙方，一方是曾經在當時的上海富甲一方的外國冒險家維克多·沙遜，而另一方則是當時在華資銀行領域內位列翹楚的中國銀行，最後中國銀行建在外灘的大樓以約70米的高度被高約77米的沙遜大廈（現和平飯店）壓低一頭。
以往有關這場“爭奪戰”最為常見的說法是：“飛揚跋扈的沙遜為了確保自己的沙遜大廈在外灘享有第一高樓的美譽，故蠻不講理的通過公共租界工部局故意壓低了準備建造在外灘的中國銀行大樓的高度，而中行也因當時此樓位於租界內故無奈只能作出讓步，最終外灘中行大樓的高度相較於一旁的沙遜大廈略遜一籌”。由於目前關於這種說法沒有充足史料佐證，故“沙遜壓低中行大樓一說”只能作為一種“傳聞”，而真實歷史上有可能促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卻遠比“沙遜單方面的行為”要複雜許多，在此期間舊中國的積貧積弱暴露無遺。
《建築月刊》上最初外灘中國銀行大樓“雙塔樓”的設計方案
這段歷史中，有一點沒有異議的，即原本計劃中外灘中行大樓的高度的確要比位於其南側的沙遜大廈高出不少。有圖為證，我們從1935年初刊登在《建築月刊》上的一張“外灘中行大樓初始設計方案效果圖”來看，這幢預想中的大樓不僅要比沙遜大廈高出許多，而且在位於其西側不遠處的地方還會另外建造一幢高度稍低的副樓，即最初的計劃中外灘中行大樓是以“雙塔樓”的方案來構思設計的。試想此舉一旦成功，必將會在當時國內的建築領域內掀起巨大波瀾，也同樣會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舞臺上贏得不少榮光。
然而就在當時許多國人在對於這幢即將實現的“外灘第一高樓”滿懷期待之時，僅在數月後1935年4月間，一張出現在當時中國銀行紙幣上經過修改後的“外灘中國銀行大樓設計方案效果圖”卻又令國人們百思不得其解。在這張效果圖中，原本設計方案中的“雙塔”變成了“單塔”，且原本主樓的高度也要比數月前最初的設計方案低出了不少（但仍略高於沙遜大廈），僅僅數月之間就作出如此重大的調整，這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中國銀行紙幣上經過修改後的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單塔樓”的設計方案（出自《中國銀行舊紙幣圖錄》）
對此讀者們可能先會想到的是“沙遜的阻撓”，但如果我們細心查閱史料的話就會不難發現，外灘中行大樓的設計方案效果圖雖然在1935年初就已經出現，但這個項目作為“正式的工程”向工部局提出申請，還是要等到約一年後的1936年初。既然還沒有向工部局提出申請，那又何來沙遜通過工部局故意壓低大樓樓層一說呢？而且正如當時中行紙幣上的效果圖所示，計劃中的外灘中行大樓仍舊要比一旁的沙遜大廈略高一籌，因此若說沙遜在1935年初到同年4月間就對“外灘中行大樓的項目進行過干擾”的話，顯然是值得商榷的，這裡面其實還隱藏了一個更少為人知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即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中葉的“白銀風潮”（也有寫成“白銀危機”）。
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是一個“銀本位制”（即以白銀來作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國家，我們在不少有關這一時期的史料中經常能看到銀兩、銀圓等交易單位，其根源就來自於這個“銀本位制”。19世紀後期起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及大量金礦的發現，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幣制開始逐漸從原來的“銀本位制”或“金銀複本位制”過渡到“金本位制”，此舉在無形之間造成了白銀在國際市場上“供大於求”的狀況，由此也就導致了國際銀價的下跌。至20世紀30年代初時，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國依然採用著“銀本位制”，而銀價的下跌仍是那時國際市場上的常態。
1934年美國為緩解經濟危機而推出的《購銀法案》使得白銀價格開始了一反常態的“逆勢反彈”，不明中國實情的美國政府主觀地認為只要通過提高白銀價格就可以提升中國這個銀本位制國家的購買能力從而達到擴大對華出口的目的，但事實上當時經濟脆弱的中國非但沒能在這個《購銀法案》中獲取任何益處，與之相反，隨著大量白銀在投機客們操縱下的持續外流，中國市場的銀根緊縮與市面蕭條卻接踵而至，最後中國反倒成了美國《購銀法案》最大的受害者。而面對著洶湧而來的“白銀風潮”，當時中國銀行的財務狀況自然也是不容樂觀，因此改“雙塔”為“單塔”並降低主樓高度也就成了中行高管們不得已的選擇。
和平飯店與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夜景
那最終，外灘中行大樓的高度又怎麼會略矮於一旁的沙遜大廈的呢？筆者認為其中關鍵的一環我們還要從1935年發生在中國銀行高層的那次大變動說起。
1935年，江浙財團的代表人物張嘉璈因之前“拒絕認購國民政府為擴充軍費而發行的國債”等原因被擠出了中國銀行的核心管理層，取而代之的則是宋子文，至此原本受江浙財團掌控的中國銀行也就此進入了由國民政府掌控的時代。宋子文在對待“外灘中行大樓”的建造事宜上顯然要比之前張嘉璈更加“務實”許多，而此時的宋子文也儼然已成為在“外灘中行大樓”建造一事上“最具權威”的發言人。《上海經濟史話》第一輯中向我們“透露”了一些蛛絲馬跡，該書中寫道：“維克多·沙遜與孔祥熙私交甚密。此外他每次來華都要專程拜會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宋子文則經常派上海海關監督唐海安與他聯繫”，如此宋子文也就有了與沙遜建立起聯繫的渠道。
外灘中國銀行大樓
此外也有學者提出，曾經“外灘第一高樓爭奪戰”的話題可能與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對於建造樓層的限制有關。建築物的高度除了取決於它正向所面對的空地或道路之大小外，也與它側向所面對空地或道路之大小有著密切的關聯，外灘中行大樓與沙遜大廈雖然正向所面對空間大小相同，但沙遜大廈側向所面對的南京路卻比外灘中行大樓側向所面對的現滇池路在寬度上要多出不少，所以外灘中行大樓在整體高度上要比沙遜大廈略低一些。上述觀點也僅供大家參考。
當然無論上述哪種觀點更接近於歷史的真相，外灘中行大樓最終“低人一等”的結果在很大層面上還是因為當年中國是一個“弱國”而導致的。“白銀風潮”重創了我們脆弱的經濟，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要看外國人眼色行事，租界內中國人不能自主等，或許這一切早已註定了外灘中行大樓在這場“外灘第一高樓爭奪戰”中無法取勝的宿命，而這樣的歷史，如今也早已一去不返。
欄目主編：沈軼倫
文字編輯：沈軼倫
圖片編輯：朱瓅
題圖說明：和平飯店與外灘中國銀行大樓 圖片來源：除標註處，均為作者本人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