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總雖然先後有過5次婚姻，但卻只有一個兒子，那就是他與第一任妻子蕭菊芳的孩子——朱琦。做為總司令的兒子，朱琦的一生並沒能享受到什麼榮華富貴，他所經歷的，更多的只有不幸：
3歲喪母，跟著繼母在四川鄉下艱難度日，21歲時，又被抓了壯丁。輾轉到了父親身邊，隨即又奔赴華北抗日前線，在戰鬥中腿部中彈致殘。從部隊轉業後，遵父命從最基層做起，從火車機車的練習生做起，一步步升為司爐、副司機、司機。上世紀六十年代，因受父親牽連，被送進“五七幹校”學習改造，最後又被丟到一個偏遠小站當倉庫保管員。由於長期遭受身體勞累與精神折磨的雙重打擊，患了心臟病，還沒等來平反，就在58歲那年去世了……
1/幼年喪母
朱琦的生母蕭菊芳是雲南昆明市人，後考入昆明師範學堂，成為一名“新時代”的知識女性。1912年秋，時年19歲的蕭菊芳與朱琦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當教官的父親結婚，那一年，朱琦的父親已經26歲，算是晚婚模範了。
蕭菊芳從昆明師範學堂畢業後，留校任教。1916年初，朱琦的父親隨討袁護國軍第1軍北征，開往家鄉四川。這時的蕭菊芳已經懷孕了，也許是想念丈夫，也許是想念丈夫的家鄉，蕭菊芳毅然辭去昆明師範學堂的教職，追隨來到瀘州，兩人在瀘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過起了從軍家屬的生活。
1916年9月底，蕭菊芳誕下一子，父親發現孩子的右耳際有一根細細的“拴馬柱”，遂為之取名“保柱”（赴延安後，才改名朱琦）。朱琦的到來，為這個小家庭增添了許多歡樂的氣氛。蕭菊芳為養育孩子日夜辛勞，卻不知病魔突然襲來。據說，朱琦出生數月後，肖菊芳患了類似赤痢的熱病，不久就去世了。
不過，另據此後編撰的朱總年譜記載，蕭菊芳是在1919年6月24日去世的，當時朱琦的父親哀痛之餘，還為亡妻寫下了一首悼亡詩：
草草姻緣結亂年，不堪回首失嬋娟。
槍林彈雨生涯裡，是否憂驚避九泉？
2/少年維艱
生母病逝後，父親又轉戰他鄉，年僅3歲的朱琦由其繼母陳玉珍在瀘州撫養長大。陳玉珍也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能很好地承擔起扶養與教育朱琦的重任。
原來，蕭菊芳病逝以後，許多人勸朱琦的父親再婚，想到沒有母親的嬰兒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參加護法戰爭後，朱與孫炳文是摯友，朱的一位朋友知道孫炳文有一個外甥女，這位朋友就牽線將孫炳文的外甥女介紹給朱，孫炳文的外甥女就是已經21歲了的“老姑娘”陳玉珍。
陳玉珍，四川南溪人，也受過新式教育，有一雙大腳，參加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動。因為是個有思想的新式女性，對於婚姻大事，陳玉珍有個條件，結婚前兩人得當面談談，否則就拒絕考慮婚事。沒想到兩人一見面，雙方都產生了好感。1917年，兩人走到了一起。
婚後的陳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她把家庭佈置得簡樸、新穎，非常乾淨。1922年夏天，朱德決心赴上海尋找革命道路。臨走前，朱德接到川東軍閥楊森的電報，楊森邀請朱德到重慶作客。朱德就告別妻子和兒子，離開了陳玉珍的家鄉南溪。誰知這一別離朱德再也沒有見到他們。
1922年夏末，朱琦的父親與好友孫炳文一道離開四川前往上海尋找新生之路。然而，在上海，朱、孫的熱情卻不被理解，還被視為“軍閥”，並拒絕其加入組織。之後，朱、孫二人又從上海起程，搭乘法國輪船，前往歐洲。從此，朱琦的父親和留在四川的陳玉珍再未見過面。
1937年，21歲的朱琦被抓了壯丁。
3/父子重逢
國共第二次合作後，朱琦的父親到南京開會，才從龍雲那裡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隊裡，後來，組織又安排人員依線索尋找，並將朱琦送往延安。據說當朱琦被帶到父親身邊時，父親不由自主地扳過他的頭，在右耳際處輕輕摸索，當觸到胎生的“拴馬柱”時，便抑制不住激動喃喃道：“沒錯，是我的兒子，是我的兒子。”
隨後，朱琦進入黨校學習，併入了黨。畢業後，父親把他送到華北抗日前線去打日本鬼子。朱琦在征戰中，腿腳負傷了，甲等殘廢，不能再打仗了，才被調回後方，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當隊列科的科長。
正是在抗大七分佼，朱琦結識了他後來的夫人趙力平女士。然而他們相親相愛的路程並不平坦。當介紹人說出讓她與朱琦多交往後，趙力平惶惑了。原因有二，其一，年輕的她根本沒考慮過婚嫁問題，其二，朱琦是總司令的兒子，他害怕高攀不上。於是，趙力平選擇了迴避、躲閃加躑躅，連朱琦邀她到自家做客，她都沒有答應。康媽媽卻相中了趙力平的人品，也理解她的心情，就請人從中幫忙，做趙力平的工作。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遷離延安，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內蒙古豐鎮。好事多磨，這一磨就磨了兩年。1946年3月，兩人結為夫妻。
4/總司令父親與火車司機兒子
不久後，根據工作需要，朱琦被調往石家莊鐵路局。當他把這一消息告訴父親時，父親對他說：“你一直在部隊工作，不懂技術，調到鐵路局以後，不能當領導搞管理，要從頭學起。”朱琦先後當火車機車的練習生、司爐、副司機、司機。後來，朱琦又被調往天津鐵路局。
20世紀50年代初，北戴河建立了避暑區。在北京與北戴河間的往返中，火車常常會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鐵路局換車頭。一次，朱琦從北戴河開車回到天津，他還未離開機車，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長請你立即到車廂裡去一趟。”因為乘車首長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這位首長是何人，來不及收拾，就匆匆趕到車上的會客室。
因為那時開的是蒸汽機車，燒的是煤，朱琦手上、臉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發套都被染黑了。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朱德走了進來。朱琦這才知道，今天車上的首長原來是父親。
5/孤單離世
上世紀六十年，是個特殊的時期，人們都經歷著不同的煎熬，因為受到父親的牽連，朱琦也難逃被批。因為朱琦父親當時的職務仍在，又有總理等不時地保護，造反派不敢對朱琦的父親太放肆。他們整不著朱琦的父親，就拿朱琦撒氣，那段日子裡，被批鬥、遭抄家已是家常便飯。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幹校”學習。當年年底，他從山西回來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個叫漢溝的小車站改造，在那兒當倉庫保管員，一直幹到1972年，才給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復工作後，由於勞累，也由於運動中遭受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臟病，只得在家休養。
1974年6月的一個週一，趙力平和往常一樣上班去了，朱琦和單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趙力平趕回家，朱琦已經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
朱琦病逝時，孩子們都不在家，他們都當兵去了。因為害怕朱琦的父親經受不住這個噩耗，家人都對他說“朱琦突然犯病了，在醫院搶救”。父親很擔心兒子，整整一個星期睡不好覺，總是問情況怎麼樣，還需要什麼藥，得到的答覆也總是“還在搶救”。朱琦去世後的第十天，康媽媽才將朱琦病逝的消息閉他。”那天的朱爸爸顯得很虛弱，沉默了好一陣才對趙力平及康媽媽說:“你們開始不告訴我，這不對，我就這麼一個兒子，這麼年輕就走了，很可惜。他上過黨校，受過高等教育，走得這麼早，太可惜了。”
朱琦病逝兩年，他的父親也於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朱琦病逝7年後，他的小兒子朱國華於1983年9月“嚴打”期間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年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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