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莎士比亞的名字已傳入中國。此後，一代又一代學者將不同的中文譯本呈現給讀者。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用時近十年，潛心重譯莎士比亞劇作，至今，新譯《莎士比亞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已出版13部，在研究者和普通讀者中都引起了關注。本報專訪了傅光明，請他帶領我們走入莎翁新世界。
今天，如何替莎士比亞說中文
記者：英國戲劇詩人莎士比亞的時代距我們已超過四百年。他的劇作通過中國一代代學者翻譯和闡釋而煥發新生。對於讀者來說，多一個譯本便多一種選擇。您為什麼說“一個時代應有一個時代的新譯本”。
傅光明：好的翻譯作品，不應從翻譯作品裡感覺出，這是一個外國人在說中文，而應該感到，這個外國人怎麼中文說得這麼溜！這樣的翻譯一定是通暢的。文學之所以能在不同國家、種族、語言之間發生這種橫向的、交互的作用，並生髮藝術魅力，為不同國家、種族和語言的人所接受，翻譯是重要的橋樑和通道。
莎士比亞戲劇產生於伊麗莎白時代，他的戲劇的產生與那個時代的劇場密不可分。莎士比亞當時寫戲，不是為了給400多年之後的我們閱讀的，而僅僅是為了給他那個時代的觀眾看的。在他那個時代，在舞臺上，說大於演。而對於觀眾，聽大於看，演員在舞臺上的說話方式和文本之間有一定距離。所以，今天我們在替莎士比亞說中文的時候，我想很重要的一點是，需要想象一下他那個時代的劇場和舞臺的情形是怎樣的。尤其像莎士比亞戲劇，它不同於今天的英文寫作，因為這些作品寫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那時的英語書寫有很多不規範之處，正因此，反而使莎士比亞獲得了巨大的創作語言的空間。這點十分有意思。
我的新譯本的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語言、註釋、導讀。語言肯定是現代語言，當下之人應以當下的漢語，讓莎劇在語言上具有一種當下的在場感。另外，如果不借助大量豐富的註釋，我們很難讀懂莎劇，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在那樣一個英語母語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對於莎士比亞那個時代的戲劇氛圍並不先天瞭解。我們需要豐富的註釋來幫助理解和填補。因而，每新譯一部莎劇，我都下了一番功夫，做出大量豐富的註釋。
我寫導讀的想法其實非常簡單，因為我也是讀朱生豪譯本長大的，那個時候，似懂非懂，加之有年輕人的虛榮心，有時候不懂裝懂。這次通過自己新譯，以及註釋和導讀，我發現了一個莎劇的新世界。我想把它“原味兒”地帶給讀者，讓讀者眼前一亮，覺得“新”譯的確不同於“舊”譯。倘能如此，我作為一個新譯者的目的，或者說意願，就達到了。
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是因為它不但歷久彌新，而且常讀常新
記者：“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是因為它不但歷久彌新，而且常讀常新。”在您看來，我們為什麼要讀莎士比亞？
傅光明：莎士比亞戲劇已經被經典化，具有超時空性，在這個前提之下，它也自然具有當下意義，因為他的戲劇寫透了人性、世態等方方面面。我讀莎劇時，常常感覺在讀自己、在讀當下、在讀我們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從不覺得莎劇是400多年前的戲，事實上，戲裡的劇情、人物依然每天在我們身邊發生著、浮現著。所以，莎士比亞戲劇從時代性來說，跟我們並沒有距離感，時空上似乎很遙遠，但實際上就在我們身邊。
莎劇當中有很多非常好玩的東西，因為莎劇的本質就是市井戲，它是寫給平民的，並不是貴族藝術。今天我們對於莎劇應有這樣的理解和認識。《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對要去法國的兒子有一番訓誡，他告訴兒子出門以後要注意言行、舉止，多聽別人說，自己少開口；別人說的時候要微笑、點頭；既不要借錢給別人，也不要找別人借錢，因為錢這個東西，搞不好就會讓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那些原本親密的朋友都會因為錢翻臉，更何況萍水相逢呢！莎劇當中這些微妙的描寫和劇情都特別好玩。
莎劇是我們的鏡子。正如《皆大歡喜》中那句最經典的臺詞所說“整個世界就是一座舞臺”。是啊，我們每個人都是舞臺上的演員，在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我們能不能把這個角色扮演好呢？取決於自己的本色。
記者：此前，您提出計劃用十年時間重新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您獨立完成的《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至今已出版新譯本13部。都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您心中的哈姆雷特又是怎樣的呢？
傅光明：現在看，十年，說得樂觀了。頗感欣慰的是，從2012年至今，八年來，新譯《莎士比亞全集》已出版13部：“四大悲劇”“四大喜劇”“四大歷史劇”，還有《羅密歐與朱麗葉》，有了一個小規模。後邊的，續譯續出。
至於我心目當中的哈姆雷特，以前我偏向於認為他是一位復仇的憂鬱王子。受前輩學者的影響，也曾一度認為他是一個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次通過新譯，我對莎士比亞，對他筆下的哈姆雷特，有了全新的認知。我願把哈姆雷特看成一個生命的孤獨者，他自認為不被世人理解，他有宏大的志向，想擔負起扭轉乾坤、改造王國的重任。但當時丹麥王國的現狀，讓他非常痛苦。所以，他感到王國就是一座雜草叢生的、陰鬱的監獄，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生存異常痛苦、艱難，可他又有一種理想和志向，試圖施展人生抱負。他試圖尋找機會，而唯一的機會就是殺掉叔叔，通過復仇來完成復興大業。
復仇又是一個異常艱難的過程，這個過程之所以艱難，除了他本身的性格因素，還有一個素來被讀者忽略的因素，那便是哈姆雷特所身處的宗教環境，他被天主教信仰束縛住了。但莎士比亞深受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影響，他要把哈姆雷特寫成一個具有新教思想的王子。同時，莎士比亞自己也有著濃重的天主教信仰。因此，不僅他在新教和舊教兩者之間煎熬和纏鬥，他也將這種矛盾注入到哈姆雷特身上，就是“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這個核心問題。
在新譯的過程中，我認為哈姆雷特是被自己的宗教信仰捆住了手腳，這個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的性格。所以，我並不十分認同以往的哈姆雷特性格上的“延宕說”。這裡有複雜的宗教因素，並由此決定了他要等待最好的復仇機會。我在導讀當中，也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和闡釋。
當然，關於哈姆雷特，很多人即便沒有看過莎劇《哈姆雷特》，也熟悉“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這說明，莎士比亞戲劇是打開的，它不提供結論，也可以用“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這句著名臺詞來解釋這種打開。迄今為止，這句話最著名的翻譯是朱生豪譯文“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但從英文來說，裡面沒有中文“值得考慮的”這五個漢字的意思。也就是說，單看這句話的朱生豪譯文，顯然不算忠實、不夠精準。梁實秋的翻譯是“存在，還是不存在，問題所在”。若我們僅從中文來理解，能發現它跟莎士比亞的原意是否匹配嗎？這個實在難以找到答案。
每個讀過莎劇的人，都能夠得到深刻的人生啟迪
記者：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巨匠，作為一名人文主義者，他對於人性的問題也展開了深入思考，並在他的諸多戲劇作品中對人類的複雜人性進行了觀照。比如四大悲劇中的主人公個性鮮明，劇中人物關係錯綜複雜，莎士比亞通過人物動作和心理意向立體呈現主人公的多重性格。您怎樣看待莎士比亞作品中對於人性的觀照？
傅光明：莎士比亞的世界就是我們的世界，對這個世界我們自己可能所知並不多，但莎士比亞寫盡了這個世界，包括人性的悲憫、仁慈、關愛、和平，等等。莎劇的閱讀非常有助於更新自我，更新我們的知識系統。莎劇是一個豐富的知識寶庫，從天文、歷史、地理到神話、民俗、自然，莎士比亞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我們可以從他的戲劇中找到藝術的本源。
歐洲的文藝復興，簡言之，也是從“黑暗中世紀”的神性桎梏中掙脫出來的人性復興。它最大的使命或核心價值之一，是馴服獸性，彰顯人性。莎士比亞深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莎士比亞戲劇是英國文藝復興的集大成者，莎劇的核心主題之一，也是對於人的發現和人的價值的確立。換言之，人文主義是莎劇的一箇中心思想。文藝復興的尊重人性，張揚個性，使人向善，為其後文化、藝術、科學等諸多領域的發展，提供了豐饒而廣闊的自由土壤，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人性美醜善惡的許多方面，在莎劇中都有廣泛的戲劇呈現。我想，莎劇對我們當下最直接的現實觀照之一，在於我們能否從莎劇中讀出並領悟那樣一種人文精神：有理想，有志向，熱愛生命，積極向上，心懷悲憫，同情弱者，弘揚真善美，拋棄假惡醜，將人性、人情、人心的豐富、美好極大地釋放出來。我想，這也是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種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懷。（本報記者 張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