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經歷著一次“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次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迅速蔓延至整個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並席捲全球，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倖免。
現在人們熱衷於討論的一個問題是：衰退是否已見底？世界經濟什麼時候能夠走出低谷？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於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不僅關係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係到未來走向什麼樣的經濟體制，關係到人類的命運。
一種流行的觀點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於自由市場的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危機出現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各國政府都在慌亂中出臺各種各樣的救市政策：大幅度降低貸款利率，大規模擴大銀行信貸，向處於破產的金融機構和企業注入鉅額資金，無節制地增加公共工程投資，刺激消費，強化監管，接管私營企業，如此等等，數不勝數。但如同上次大蕭條一樣，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不如說是政府貨幣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士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政府目前應對危機的政策與其說是在解決危機，不如說是在延緩和惡化危機。
重溫奧地利學派
對大蕭條的解釋
目前正在發生的這次危機的背景雖然與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的背景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徵：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展，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後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徵。
1929—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儘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週期理論（本書第一章有詳細描述）。根據他們的理論，20世紀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後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本書第二部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資本品工業過度擴張，經濟機構扭曲。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後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中央銀行）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澱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銀行貸款難以收回，信貸收縮，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個衰退。繁榮和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到來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願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後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學界幾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們質疑。為什麼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地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並給予絕望中的政府希望之光：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於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幹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正如本書第三部分所證明的，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麼長時間。任何一個有效率的政策都要求我們忍受眼前的痛苦，而政府總是急功近利的，不願意忍受短期痛苦，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的一句名言是：長遠看，我們都會死的。
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文中對20世紀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提出瞭如下解釋：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盪時，美聯儲印製了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機行為，併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餘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機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地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並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後，作為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重複了他曾經批評的政策，導致了又一次大蕭條。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裡？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人叫做彼得•希夫（Peter 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克拉斯穆爾•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後，預測2008年之後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懷特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如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所表明的，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都是中央銀行惹的禍。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扭曲了市場信號，一方面誤導了企業家過多地從事本來無利可圖的資本品投資，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大幅度上漲，造成股票市場泡沫；另一方面，又誤導消費者增加消費，減少儲蓄，使得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開始買房子，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不可持續的高消費。但社會的真實資源並沒有增加。當過度投資和過度消費轉變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上升）壓力時，政府（美聯儲）不得不停止貨幣擴張，利率上升（如果政府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體系的崩潰）。此時，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開始坍塌，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澱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銀行貸款難以收回，信貸收縮，蕭條由此發生。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後，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是扭曲的。產品價格是扭曲的，因為利率是扭曲的。這完全是政府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的錯誤，與放鬆金融管制無關。美國經濟的高度槓桿化是美聯儲信貸擴張政策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上述由信貸擴張引發的危機發生的道理可以用米塞斯建房子的類比來說明。設想一個人準備建一棟房子，他擁有的資源（如磚塊）只夠建一棟小房子，但他錯誤地以為可以建一棟大的房子，所以開始按大房子的計劃施工，打了一個很大的地基。顯然，他對自己的錯誤發現得越早越好，因為這樣他可以較早地調整自己的計劃，不至於造成太大的資源和勞動力的浪費。如果等資源已經用光的時候他才突然發現自己的錯誤，他將不得不將建了一半的房子全部推倒重來，遭受投資失誤的嚴重損失。與這個建房子的例子不同的是，導致經濟危機的錯誤信號是由政府發出的！美聯儲發出的！
這次危機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刺激政策和貸款擔保。美國國會通過的《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和自克林頓政府開始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嚴重地扭曲了住宅信貸中的商業謹慎原則。中國之所以願意買幾千億美元的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他們，因為這是兩個美國政府擔保的機構。在這次危機發生的時候，房地美和房利美持有一半左右的住房抵押貸款。有趣的是，房利美正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建立的一個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他們。政府擔保之後，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後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中國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於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麼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麼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中國不是用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的辦法刺激廉價產品的出口，美國的物價水平早就會因為貨幣的擴張開始上漲，美聯儲就有可能更早地停止信貸擴張政策。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更多地滿足國內消費品市場的需求，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麼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麼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麼大！
經濟危機一定是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和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的結果。無論哪方面，都與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幹預，
還是市場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飽受痛苦折磨的人們通常會求助於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必須充當救世主。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如本書第三部分所證明的，1929年開始的危機之所以拖了那麼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後政府幹預太多了。現在流行的觀點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裡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對金融機構注資，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實行的。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後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這一點，持續的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並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反而使之越陷越深！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麼？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使得扭曲的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埋下更嚴重的惡果。政府現在採取的解決危機的措施正是導致危機發生的原因。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卻是嗎啡，緩解了短期痛苦，但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導致病入膏肓。靠信貸和公共財政支出刺激過度的投資，不解決長期的信貸擴張政策導致的經濟結構扭曲，即使短期復甦了，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可能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的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麼價位就掉到什麼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託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賬。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於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麼有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中國家庭儲蓄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在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後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於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與銀行的信貸擴張有關，也與國有體制有關。國有企業為什麼有那麼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於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鑑》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30年的GDP增長做個迴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麼，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並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後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麼？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減少了政府計劃。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減少政府幹預，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通過信貸擴張和政府投資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惟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關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美國經濟學家馬克•史庫森（Mark Skousen）把西方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幹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如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弗裡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採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見馬克•史庫森：《朋友還是對手：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奧地利學派對市場經濟的堅定信念源於他們對市場本質的深刻理解。在奧地利學派看來，市場是一個無數個經濟個體在不確定的環境下不斷收集、加工分散信息並做出有目的的行動決策的動態過程，市場總是處於不均衡狀態，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量，而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那樣是一種均衡狀態，決策者有完全的信息。正是不確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場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惟一有效率的體制，政府對市場過程的任何人為干預都會扭曲價格信號，導致無效率。
奧地利學派（又稱維也納學派）的創立者是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他在19世紀後期任教於維也納大學，講授經濟學。他創立的主觀價值理論和邊際分析使經濟學發生了一場革命，成為主流經濟學的重要部分和分析方法。他特別強調時間和利率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確立了奧地利學派資本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他的學生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vonBohm-Bawerk，1851—1914）進一步發展了他的理論，其資本和利息理論對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理論認為，個人在現期消費和未來消費之間的自願選擇決定了資本品的積累，資本品的積累擴大了生產的迂迴過程和技術進步，從而帶來了更多的未來消費，這就是經濟增長的本質所在。龐巴維克還特別強調了企業家在創造性地運用生產要素和推動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Friedrich vonWieser，1851—1926），他創造性地提出了“邊際效用”、“經濟計劃”和“機會成本”等現代經濟學術語；他還提出了經濟增加值（EVA，economic value added），這一概念為判斷企業是否獲得了真實利潤（或是說否增加了經濟價值）提供了方法，在現代管理中得到廣泛應用。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an Mises，1881—1973）是奧地利學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他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帶入20世紀，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之父。他曾在維也納大學講授經濟學，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移居美國，過了幾十年的流浪生活。米塞斯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堅定捍衛者，早在上世紀20年代，他就因對計劃經濟不可調和的攻擊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離開了自由價格和市場競爭，一箇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不可能是一個有效率的經濟，最後必然崩潰！米塞斯最重要的著作是1949年出版的《人類行為的經濟學考辨》（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這本現代奧地利學派的經典著作中，他提出了諸多奧地利學派的關鍵理論，包括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理性人類行為、主觀價值觀、經濟行為的不確定性、健全貨幣、有限政府等。他認為，人類行為總是有目的的，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必須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
現代奧地利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他是米塞斯最有名的學生。當他於1929年2月對即將發生的大危機作出預測時，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後被聘請為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哈耶克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對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是其1931年出版的《價格與生產》一書。基於米塞斯早期的理論，哈耶克在這本書中解釋了大蕭條，完成了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該理論認為，貨幣對經濟活動和價格的影響是非中性的，因為經濟活動由不同生產階段組成而不是單一產品的生產，貨幣由不同的人持有；當中央銀行人為地增加貨幣供給，或人為地使貨幣利率低於自然利率時，必然誘導企業家將資源錯誤地分配於資本品的生產，人為地擾亂經濟自身的結構，引起繁榮，但這種繁榮是不可持續的。當貨幣停止增長或利率迴歸到自然利率水平時，經濟活動中的錯誤就成群結隊地出現，繁榮破滅，蕭條開始。1974年，哈耶克因這一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二戰”之後，或許是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勝利，哈耶克從經濟學轉向了政治哲學的研究。他在“二戰”期間寫出了經典的政治哲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警告說，走向福利國家和大政府的世界趨勢會將世界各國引向“奴役之路”，人們將失去政治和經濟自由。
儘管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思想對現代經濟的發展發生了重要影響，他們在20世紀經濟學中三個方面的突出貢獻（資本理論和商業週期理論、企業家精神和動態市場調整理論及社會經濟理論）卻被主流經濟學丟棄了。“二戰”之後，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繼續在美國延續著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新一代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他們的影響下繼續著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成為非主流經濟學中最有影響的思想力量，其追隨者遍及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各地（相比之下，奧地利國內已沒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過去幾十年裡，奧地利學派在美國的喬治•梅森大學、羅奧萊（Loyola）大學、奧本（Auburn）大學、紐約大學、國際清算銀行等學府和研究機構有著重要影響。以米塞斯名字命名的“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和美國的“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是傳播和培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人才的主要基地。當代奧地利學派的主要學術代表人物包括路德維希•萊赫曼，亨利•哈茲裡特，默裡•羅斯巴德，伊斯雷爾•柯茲納，羅格•格里森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斯密斯（Vernon L.Smith）都把自己看成是奧地利學派的追隨者。此外，奧地利學派在政界、商界和傳媒界都有一些著名的追隨者，如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前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Ron Paul）一直以奧地利學派的思想作為自己的從政理念，他的經濟顧問、著名投資家彼得•希夫（《美元大崩潰》作者）也是一位奧地利學派的堅定追隨者。
儘管奧地利學派遊離於當今的主流經濟學之外，但自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特別是在過去20年裡，隨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體制的崩潰，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企業家理論和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的主張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對政府經濟政策（包括反壟斷法的修改）的制定發生了重要影響。一些流行的教科書也開始介紹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同芝加哥學派一起，奧地利學派對20世紀後半期自由市場理念在全世界的復活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0年曾說道：奧地利學派對美國主流經濟學思想發生了深刻的、幾乎是不可逆轉的影響。
連一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也開始關注奧地利學派的思想（事實上，奧地利學派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影響被人們忽視了。凱恩斯本人曾承認米塞斯關於名義價值有實際效果的觀點。）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和國際清算銀行自1990年代以來在分析資產泡沫性通貨膨脹中運用了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特別是這次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發生後，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再次引起廣泛的關注。《華爾街日報》曾於2007年6月25日以《金融過度中，奧地利經濟學復活》為題介紹了國際清算銀行基於奧地利學派理論分析世界經濟形勢的年度報告（由加拿大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威廉•懷特主持完成），該報告預測到，資產泡沫預示著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將來臨。米塞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托馬斯•伍茲（Thomas E. Woods）於2009年剛剛出版的解釋這次大危機的專著《坍塌》（Meltdown），已成為最暢銷的圖書。
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成就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許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悲劇。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已被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所擊潰。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巨大進步。這次危機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又風行起來。但或許，歷史將表明，這次危機後真正復活的將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而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是惟一與其一般原理（特別是市場過程理論、企業家理論和貨幣理論）融為一體、具有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併成功預測到兩次大蕭條的商業週期理論。或許再過10年或20年，它將成為惟一的主流商業週期理論。當然，只有時間能夠給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