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并席卷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
现在人们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衰退是否已见底？世界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一种流行的观点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自由市场的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各国政府都在慌乱中出台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向处于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注入巨额资金，无节制地增加公共工程投资，刺激消费，强化监管，接管私营企业，如此等等，数不胜数。但如同上次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是在解决危机，不如说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
重温奥地利学派
对大萧条的解释
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次危机的背景虽然与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的背景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本书第一章有详细描述）。根据他们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本书第二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资本品工业过度扩张，经济机构扭曲。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中央银行）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收缩，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衰退。繁荣和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学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质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地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并给予绝望中的政府希望之光：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正如本书第三部分所证明的，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任何一个有效率的政策都要求我们忍受眼前的痛苦，而政府总是急功近利的，不愿意忍受短期痛苦，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是：长远看，我们都会死的。
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对20世纪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提出了如下解释：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了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机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机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重复了他曾经批评的政策，导致了又一次大萧条。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希夫（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克拉斯穆尔•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怀特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如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所表明的，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中央银行惹的祸。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扭曲了市场信号，一方面误导了企业家过多地从事本来无利可图的资本品投资，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大幅度上涨，造成股票市场泡沫；另一方面，又误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使得原本不该借钱的人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开始买房子，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不可持续的高消费。但社会的真实资源并没有增加。当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转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压力时，政府（美联储）不得不停止货币扩张，利率上升（如果政府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体系的崩溃）。此时，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开始坍塌，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收缩，萧条由此发生。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的。产品价格是扭曲的，因为利率是扭曲的。这完全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错误，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美国经济的高度杠杆化是美联储信贷扩张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上述由信贷扩张引发的危机发生的道理可以用米塞斯建房子的类比来说明。设想一个人准备建一栋房子，他拥有的资源（如砖块）只够建一栋小房子，但他错误地以为可以建一栋大的房子，所以开始按大房子的计划施工，打了一个很大的地基。显然，他对自己的错误发现得越早越好，因为这样他可以较早地调整自己的计划，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如果等资源已经用光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将不得不将建了一半的房子全部推倒重来，遭受投资失误的严重损失。与这个建房子的例子不同的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错误信号是由政府发出的！美联储发出的！
这次危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政策和贷款担保。美国国会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和自克林顿政府开始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严重地扭曲了住宅信贷中的商业谨慎原则。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美元的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美国政府担保的机构。在这次危机发生的时候，房地美和房利美持有一半左右的住房抵押贷款。有趣的是，房利美正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建立的一个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中国不是用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的办法刺激廉价产品的出口，美国的物价水平早就会因为货币的扩张开始上涨，美联储就有可能更早地停止信贷扩张政策。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更多地满足国内消费品市场的需求，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和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的结果。无论哪方面，都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干预，
还是市场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饱受痛苦折磨的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充当救世主。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如本书第三部分所证明的，1929年开始的危机之所以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流行的观点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注资，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实行的。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持续的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反而使之越陷越深！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使得扭曲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埋下更严重的恶果。政府现在采取的解决危机的措施正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缓解了短期痛苦，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导致病入膏肓。靠信贷和公共财政支出刺激过度的投资，不解决长期的信贷扩张政策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即使短期复苏了，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在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与银行的信贷扩张有关，也与国有体制有关。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减少了政府计划。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减少政府干预，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通过信贷扩张和政府投资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惟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把西方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如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见马克•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源于他们对市场本质的深刻理解。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是一个无数个经济个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做出有目的的行动决策的动态过程，市场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是一种均衡状态，决策者有完全的信息。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惟一有效率的体制，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任何人为干预都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
奥地利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他在19世纪后期任教于维也纳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创立的主观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使经济学发生了一场革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和分析方法。他特别强调时间和利率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由此确立了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他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Bohm-Bawerk，1851—1914）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其资本和利息理论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理论认为，个人在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自愿选择决定了资本品的积累，资本品的积累扩大了生产的迂回过程和技术进步，从而带来了更多的未来消费，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庞巴维克还特别强调了企业家在创造性地运用生产要素和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Wieser，1851—1926），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经济计划”和“机会成本”等现代经济学术语；他还提出了经济增加值（EVA，economic value added），这一概念为判断企业是否获得了真实利润（或是说否增加了经济价值）提供了方法，在现代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an Mises，1881—1973）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他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带入20世纪，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他曾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经济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移居美国，过了几十年的流浪生活。米塞斯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因对计划经济不可调和的攻击而闻名于世。他认为，离开了自由价格和市场竞争，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最后必然崩溃！米塞斯最重要的著作是1949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考辨》（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这本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经典著作中，他提出了诸多奥地利学派的关键理论，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理性人类行为、主观价值观、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健全货币、有限政府等。他认为，人类行为总是有目的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
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他是米塞斯最有名的学生。当他于1929年2月对即将发生的大危机作出预测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后被聘请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其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基于米塞斯早期的理论，哈耶克在这本书中解释了大萧条，完成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影响是非中性的，因为经济活动由不同生产阶段组成而不是单一产品的生产，货币由不同的人持有；当中央银行人为地增加货币供给，或人为地使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必然诱导企业家将资源错误地分配于资本品的生产，人为地扰乱经济自身的结构，引起繁荣，但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当货币停止增长或利率回归到自然利率水平时，经济活动中的错误就成群结队地出现，繁荣破灭，萧条开始。1974年，哈耶克因这一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二战”之后，或许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哈耶克从经济学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他在“二战”期间写出了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警告说，走向福利国家和大政府的世界趋势会将世界各国引向“奴役之路”，人们将失去政治和经济自由。
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20世纪经济学中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企业家精神和动态市场调整理论及社会经济理论）却被主流经济学丢弃了。“二战”之后，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继续在美国延续着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新一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继续着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成为非主流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力量，其追随者遍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各地（相比之下，奥地利国内已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乔治•梅森大学、罗奥莱（Loyola）大学、奥本（Auburn）大学、纽约大学、国际清算银行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有着重要影响。以米塞斯名字命名的“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和美国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是传播和培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人才的主要基地。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要学术代表人物包括路德维希•莱赫曼，亨利•哈兹里特，默里•罗斯巴德，伊斯雷尔•柯兹纳，罗格•格里森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斯密斯（Vernon L.Smith）都把自己看成是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此外，奥地利学派在政界、商界和传媒界都有一些著名的追随者，如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前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一直以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从政理念，他的经济顾问、著名投资家彼得•希夫（《美元大崩溃》作者）也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的坚定追随者。
尽管奥地利学派游离于当今的主流经济学之外，但自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特别是在过去20年里，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体制的崩溃，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政府经济政策（包括反垄断法的修改）的制定发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流行的教科书也开始介绍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同芝加哥学派一起，奥地利学派对20世纪后半期自由市场理念在全世界的复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0年曾说道：奥地利学派对美国主流经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连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影响被人们忽视了。凯恩斯本人曾承认米塞斯关于名义价值有实际效果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国际清算银行自1990年代以来在分析资产泡沫性通货膨胀中运用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特别是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曾于2007年6月25日以《金融过度中，奥地利经济学复活》为题介绍了国际清算银行基于奥地利学派理论分析世界经济形势的年度报告（由加拿大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威廉•怀特主持完成），该报告预测到，资产泡沫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来临。米塞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伍兹（Thomas E. Woods）于2009年刚刚出版的解释这次大危机的专著《坍塌》（Meltdown），已成为最畅销的图书。
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成就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悲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被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击溃。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这次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又风行起来。但或许，历史将表明，这次危机后真正复活的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惟一与其一般原理（特别是市场过程理论、企业家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具有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并成功预测到两次大萧条的商业周期理论。或许再过10年或20年，它将成为惟一的主流商业周期理论。当然，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