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唐高宗力排众议，立武则天做了皇后，加之高宗身体不好，让她参与政事，武则天的政治野心便日渐膨胀。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些迹象表明是在反对她，她就会寻找由头，加以打压乃至诛杀。
尤其是在她临朝称制及为帝期间，更是“任威刑以禁异议”，重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奖励告密，纵容诬告，对抱有反抗意图的唐宗室、贵戚和官僚施以严厉的镇压，《资治通鉴》卷205：
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李唐宗室几乎被武则天屠杀殆尽，“其幼弱者，亦流岭南”。而被杀大臣之中，仅宰相就占了十九人之多。曾参与废李显改立豫王李旦之事，由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宰相刘祎之，仅仅因为一句话，引起武则天的不悦，便被武则天找了个由头，赐死于家。
大搞恐怖统治，以刑治天下，很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然而奇怪的是，虽说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也曾出现过几次兵变，但从全国范围来说，社会政治和秩序基本稳定，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动荡。这却是为何？
乾陵
宽猛并济
武则天之所以重典酷刑，有着强烈的政治针对性，就是为了打击政敌，威慑群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所诛杀对象，主要是李唐宗室贵族、各级官吏及其家属，至于被牵涉的无辜百姓，并不太多。质言之，这是社会上层内部权力的争夺，与社会下层即普通百姓关系不大。
武则天时期社会能够较为稳定，这自然是一大原因，但绝非仅此而已。其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武则天通过频繁利用一种政治工具，来缓解和调节了社会矛盾。
光宅元年（684）九月，英国公李勣之孙徐敬业，聚集了在政治上失意的唐之奇、骆宾王等人，以匡复唐室，拥护庐陵王李显为名，在扬州举兵。在大将黑齿常之等人平定这次叛乱后，武则天做了一件事情：“以敬业平，大赦天下。”
垂拱四年（688）八月，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分别据博州、豫州起兵。这次叛乱甫一平定，武则天立即宣布：“曲赦博州。”也就是在博州地区实行大赦。对局部地区实行大赦，叫“曲赦”。
不难发现，一方面，武则天以武力平定叛乱，对反叛者坚决诛杀，但另一方面，又积极颁布赦令，对被牵连的普通百姓进行赦免，避免牵扯面过大，以防更大规模的动荡。
武则天用来维稳的政治工具，正是赦宥。
根据统计，从光宅元年（684）临朝称制，到神龙元年（705）还政于李唐，武则天执政21年间，共计大赦29次，曲赦9次。在唐代皇帝中，不论是颁布赦令的次数，还是平均间隔时间，武则天都是独占鳌头。
武后行从图（局部）
如此频繁的赦宥，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普通百姓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还可以拉拢臣下，收买民心。因为赦宥诏令的内容，除了赦免犯“十恶”以外的罪囚，通常还至少包括对官员的赏赐，以及对百姓的恩惠。天册万岁元年（695），刘知几在上给武则天的奏疏中说：
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
说白了，就是提升散官的品级。而对百姓的恩惠，主要是赐粟、帛，或者减免赋税，毕竟实实在在的物质，最能让百姓直观感受到益处。也就是说，每逢赦宥，朝野臣民都能捞到好处，而且每年至少得到一次。这样的皇帝，臣民自然会觉得皇恩浩荡，感恩戴德不已。
如此一来，以刑治天下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自然得到了极大缓解。所以武则天统治期间，虽然重用酷吏，但社会尚不至于大乱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滥赦之弊
赦宥在武则天手中，虽然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但她发布赦令实在是太过频繁，甚至可以说是滥赦，因此弊端亦复不少。一组简单的数据，武则天21年间大赦29次，与之相比，他老公太宗在位23年，大赦仅有6次。
太宗如此“吝啬”，源自他对滥赦的弊端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滥赦会破坏国家正常司法秩序，使违法者逃避惩罚，而且“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究者贼良人”，实属“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证圣元年（695），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反对滥赦。在谏表中，他将太宗的道理说得更为直白：
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幸。
概括而言，由于武则天经常性大赦，逮着这个司法空子，许多百姓便盗窃抢劫，官员则贪赃枉法。进了监狱，也不慌张，大赦只是时间问题。只要赦令一到，罪行一笔勾销，又是自由身。所以说，滥赦最终损害的还是普通百姓的利益。
但武则天只是“颇嘉之”而已。她以一妇人而登皇位，舆论压力和反对势力很大，因此不可能去矫正诛杀政策，只能通过频繁的赦宥来尽量调节和平衡，与其所造成的弊端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