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覆亡真相引言
南唐，建國於937年，亡於976年，歷前主李、中主李、後主李煜三世，享國共39年。南唐轄土不過江淮，最盛時也僅有35州，大約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蘇、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這樣一個標標準準的小國，就如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浪花而已，太過平凡而普通，本來人們應該很容易就把它遺忘掉了。但因為和一個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南唐從此不朽。這個人就是李煜，一個謎一樣的皇帝。
李煜出生於農歷七月初七，這一天恰是中國傳統的“七夕節”，一個頗賦傳奇色彩的東方式“情人節”。巧的是，李煜在人間度過42個春夏秋冬之後，又在同一天與世長辭。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蹟，他聰穎過人，博通眾藝，書法自創金錯刀、攝襟書和撥鐙書三體。畫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謂“鐵鉤鎖”。通曉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鈴曲破》等曲，又曾與昭惠周後審訂《霓裳羽衣曲》殘譜。兼富於藏書，精於鑑賞。詩文俱佳，詞則尤負盛名。凡是中國人，凡是識點字的，對李煜寫的詞多多少少都會知道一些：“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道多少”等。
無數人震驚於他的藝術才華之餘，都有一個問題要問：這樣頗具“才情”的聰明人怎麼會守不住祖宗傳下來的那點基業呢？難道真是詩人誤國嗎？
創業艱難
在探究南唐覆滅的真相時，我們需要把目光稍微放遠點，才能把問題看得比較全面。
我們先從南唐的立國者李煜的祖父李（888—943年）談起。因為他在創立這個國家時留下了很多的負面東西，讓他的子孫嚐盡了苦頭。
五代十國是中國大一統過程中的一個插曲。鼎盛的唐朝經“安史之亂”打擊後，一蹶不振，百病叢生。其內有宦官專政、朋黨爭權、藩鎮割據，外有吐蕃、南詔、回紇侵擾。尤其是那些藩鎮，擁兵自重，不受中央節制，實際上就是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藩鎮一直尾大不掉，肅宗之後的歷代皇帝大多無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黃巢義軍席捲全國，最後攻破洛陽、長安，毀去了唐王朝的最後一點顏面。藉機而起的朱溫覺得唐王朝已無存在的必要，就廢去了自己新立的一個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國號為“梁”，五代十國大動盪、大分裂的局面就這樣開始了。
北方地區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你爭我奪，戰火連綿，南方則有十個小國星羅棋佈。南方諸國中，以吳國和南唐疆域最大，國力最強。南唐尤以立國時間久、保持穩定時間長而著稱。南唐王朝的締造者，就是自稱唐宗室後裔的李。
李是吳國的宰相徐溫的養子，原名徐知誥。徐溫死後，吳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誥通過廢長立幼，逼其禪讓，奪取了皇位，改國號為大齊，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誥宣稱自己為唐玄宗的後代，就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自己也改名李。李是個很有作為的開國之君。江淮本來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時最重要的財源，曾力撐唐王朝達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後，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減免賦稅，均定田租，發展生產，獎勵農民墾種，栽桑養蠶，發展經濟作物和工商業，使江淮獨在五代亂世中能“比年豐稔，兵食有餘”。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說：“南方諸國君主固無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後唐明宗也難望其項背，能勝過他的惟有後周世宗柴榮。”李與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一樣，都在社會底層生活過，知道江淮經歷多次戰亂，百姓早已困頓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與民休息，不謀求軍事擴張，要求子孫不得更改。這種想法雖好，但在兵荒馬亂的五代十國時代，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發展。
有一次，因為江淮連年豐收，大臣們都要求趁北方混亂之機北伐，恢復唐朝原來的疆土。李說：“我自小在軍旅中長大，滿眼看到的都是戰亂給百姓帶來的嚴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還要奢求什麼？”還有一年，吳越國發生了特大的火災，宮室和府庫都被燒得面目全非，作戰用的兵器鎧甲幾乎被燒沒了，吳越國王錢元受到驚嚇發狂病。這時，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載難逢的良機發兵，一舉滅掉吳越。李不但沒有答應，說，我不做幸災樂禍的事，反而派人到吳越去慰問，此後又送去大量救濟物資。一次，他在和大臣討論政事時透露了他採取保境安民的原因。當時朝中大臣宋齊丘和馮延巳都說應當出兵吞併楚、吳越和閩國，李卻說：“吳越的錢氏父子總是討好中原政權，發兵攻打，不僅師出無名，弄不好就會招來中原軍隊。閩國地勢險要而且土地貧瘠，發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結束戰爭。即使是佔領了也未必能夠得到多少好處，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損失的大，而且閩人不好治理，好作亂。發兵攻打的最佳對象應該是楚國的馬氏政權，而且也能輕易奪取。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施仁政，枉法亂國。總之，不要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惡名，昔日孟子還說過，燕人去攻打齊國的時候，還擔心會驚動四周的鄰國，我可不想得到這麼一個結果。”原來他不去開疆拓土，除了厭惡用兵禍亂百姓這一原因外，還有想留下個好名聲、做個好人的心理，這樣做，顯然過於保守和迂腐。修內政和繕兵甲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後周世宗柴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實際上，在五代十國時期，僅滿足於做割據一方的諸侯是不行的，時代呼喚統一，不壯大自己的實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滅吳越，為其後代留下了一個後患。更可怕的是，南唐傳到後主李煜手中時，這項基本國策還在實行著，面對北宋趙氏咄咄逼人的態勢，南唐的“保土安民”與引頸受戮別無二致。
前主李還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這使他的兒子和孫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風。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聽說有位禪師文益很有佛名，於是把他請到金陵住進清涼寺作為國師，文益死後李封他為“大法眼禪師”。到後主李煜時，已經到了瘋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濟眾僧，如果有道士願意做僧人的話，就贈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無罪釋放了。李煜還在境內大修佛寺，並大量賜土地給寺院。金陵禪院裡面，供養著包括日本、朝鮮等國來的上萬名僧人，吃穿用度都來自國庫。北宋大軍兵臨城下時，他一方面令軍士念救苦菩薩，另一方面親自上陣，給佛祖寫了一封信，許諾兵退之後要造佛建塔、齋僧萬員。《十國春秋》至此嘆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可謂至語。
李種下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在繼承人的問題上舉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層人心渙散、離心離德。李在世的時候，中主李是長子，按說應該由他來繼承皇位，但李卻並不喜歡他，他鐘愛自己的第二個兒子李景遷。不幸的是，李景遷後來死了，李又打算傳位給第四個兒子李景達。這不僅製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他們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幫結派；也缺乏對儲君進行必要的培養和指導。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藥中毒突然死去，最不願意做皇帝、確實也沒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