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來襲，綏芬河，這個位於黑龍江東南角、曾被人戲稱為“要用放大鏡才能在地圖上找到”的中俄邊陲小城，突然成為舉世目光聚集的焦點：3月27日至4月13日，經黑龍江綏芬河口岸入境2497人，其中322人確診新冠肺炎，還有無症狀感染者38人，一時間常住人口僅7萬的小城成了抗疫前線。
綏芬河在哪？為什麼是綏芬河？這座百年口岸的誕生與發展，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偶然，也孕育著各種各樣的必然，從幾個歷史長河的精選片段中，我們來尋找答案。
▲4月15日，綏芬河口岸。這也是綏芬河第三代國門。（張濤/攝）
因鐵路成為“黃金通道”
1903年1月，清政府設立“總理綏芬河鐵路交涉局”，綏芬河第一次以一個城市的身份出現在地圖上。
如果沒有鐵路，也許根本不會有這座城市。不過最初，小城與鐵路本無緣。
19世紀末，沙皇俄國為了自己的戰略目標，在中國領土上修建了一條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連接符拉迪沃斯託克的“中東鐵路”。
這條鐵路原本打算在當時的東寧縣三岔口修建，並以東寧境內水系綏芬河作為站名。可修築中工作人員發現，當地的地質結構並不適合修建鐵路，鐵路只得向北移動了50多公里，這就是現今沒有綏芬河流過的綏芬河市。當時，小城依山而建，林木豐茂，我們至今也很難在文獻中準確找到對其之前歷史的更多記載。
1903年中東鐵路建成，因其距俄羅斯對應口岸波格拉尼奇內16公里、距俄遠東最大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託克210公里的獨特地理位置，迅速成為連接東北亞和走向亞太地區的“黃金通道”，這也奠定了綏芬河地區交通、通訊、通商的基礎，使它得以與符拉迪沃斯託克、哈爾濱近乎同步的發展。
據綏芬河市官方史料記載，1923年3月，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設綏芬河市政分局；1927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東省特別行政區綏芬河市；1933年7月，綏芬河公署成立。20世紀30年代，有俄、日、朝、英、法、意、美等18個國家的使節和商賈雲集於此，文化和經貿交流異常繁榮活躍，五顏六色的各國旗幟林立市區，時稱“旗鎮”和“國境商業都市”，並獲得了“東亞之窗”的美譽。綏芬河還在中國東北邊陲最先開通了火車、汽車，最先有了電燈、電話，被冠之“文明中心”。彼時，來自內地和多個國家的商人有1萬多人，常年往來於綏芬河與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之間，從事邊境貿易，人稱“跑崴子”。
在今天已經被改造為中東鐵路紀念館的綏芬河老火車站內，通過一幅幅老照片，我們可以窺探到鐵路為這座邊陲小鎮帶來的繁榮，而在綏芬河老城內，一座座俄式建築，也記錄了這座小城曾經的繁榮。
國際紅色秘密交通線的建立
20世紀初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起雲湧，催生了綏芬河國際紅色秘密交通線的建立，歷史賦予了這個邊境山城神聖的使命。
1919年3月，莫斯科召開了國際共產主義代表會議，宣告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為了幫助創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在上海、北京、哈爾濱設立了交通聯絡處，開通了從大連海路通往上海，陸路通往北京的交通線。綏芬河地處中東鐵路東線，被設立為地下交通中轉站。從此，綏芬河成為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聯繫的重要樞紐。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此轉折點，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研究關於中國命運及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但迫於國內嚴重的白色恐怖，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最後中共六大確定1928年在蘇聯首都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地區召開。
為了中共六大的順利召開，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和中共臨時中央密切配合，通過哈爾濱、綏芬河、滿洲里等地下交通站，接送會議代表過境。據史料記載，參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共計142人，其中從綏芬河出境的代表有瞿秋白、蔡暢、徐特立、何叔衡、龔飲冰、李文宜、楊之華、方維夏、龔德元等，共計19人。從綏芬河入境的代表有周恩來、鄧穎超、李立三、蔡暢、鄧中夏、羅章龍、項英、楊之華、向忠發、張國燾、龔飲冰、毛簡青等50餘人。從此，中共六大與綏芬河這座邊境城市緊緊聯繫在一起，綏芬河國際紅色通道上也留下了光輝足跡。
中國東北開放的一扇窗口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綏芬河人民過上了新的生活。
1952年，綏芬河軍政委員會保衛部接到東北軍區公安部隊發來的《出入國境治安檢查暫行條例》及政務院頒發的《進出境列車、車員、旅客、行李、物品檢查暫行通則》，經軍政委員會研究，綏芬河被認為是中蘇邊境的一個重要口岸，有設立邊防檢查站的必要，遂向東北人民政府報告建立綏芬河邊防檢查站。
1953年3月3日，經東北人民政府批准，綏芬河邊防檢查站正式成立。建站初期，這裡編制只有11名幹部和監護排10名戰士。而從綏芬河口岸出入境的人員也較為單一，以蘇聯軍人最多。
1987年，當時的國務院經貿部授予綏芬河市對蘇開展貿易和經濟合作的權限。山城站在了新的歷史起跑線上。從此，田園般的生活中注入了“國際意識”。
改革開放初期，綏芬河還是一個“一條馬路、一盞燈，一個喇叭全城聽”的萬人小城。隨著中蘇關係緩和，80年代末，綏芬河市開始與相鄰的波格拉尼奇內開展貿易合作。貿易一開，綏芬河迅速成為中國東北開放的一扇窗口。
在不斷探索中，邊境貿易在綏芬河慢慢展開了。1987年10月26日，綏芬河與濱海邊疆區易貨貿易正式開通。1989年1月24日，綏芬河市與蘇聯對外運輸部門首次就開通公路議題進行正式會談，共同商定開通綏波區間公路。1990年3月10日，雙方舉行盛大的典禮儀式，宣告綏芬河市至蘇波格拉尼奇內區間國際公路正式通車。至此，綏芬河口岸有了鐵路、公路兩條通道與蘇聯對接。
三代國門記錄發展腳步
在天長山腳下小綏芬河南中俄邊境附近，雙方設立一處鑄鐵手動擋杆，用以規範過境人流和車流，這就是綏芬河的第一代“國門”，現在，這道國門正安靜地佇立在綏芬河的中俄邊境線上。
已經退休的原綏芬河市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李恩泰，以前總願意和老伴一起到綏芬河國門那走一走，看看已經正式投用的第三代國門，再看看已經“退役”的第一代、第二代國門。
“興邊通貿，讓綏芬河有了今天。”李恩泰說。
1991年10月1日，第二代國門落成使用，綏芬河擁有了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國門。
如果說第一代國門見證了綏芬河現代邊境貿易的開始，那麼這座集過客、過貨和旅遊觀光為一體的建築，見證的則是綏芬河口岸的迅速成長。從80年代末汽車臨時過貨運輸口岸到1994年成為國家客貨運輸一類口岸，綏芬河在貿易中迅速成長，一個邊陲小鎮成為遠近聞名的“國境商都”。
2012年8月，綏芬河第三代國門正式開始建設，2014年底新國門建成。第三代國門高51.8米，長81.8米，跨度54.1米，雙向8車道通行，國門主體建築共分九層，氣勢雄偉。
站在新國門上，人們可以眺望對岸的俄羅斯和往來中俄兩國的車輛、人群，還可以看到手動擋杆的一代國門和已經“退役”的二代國門。
“從鑄鐵擋杆、到二代國門，再到今天雄偉的新國門，它們記錄了綏芬河市的發展，也記錄了綏芬河作為中俄經貿往來窗口的日益繁榮。”李恩泰說。
作為中國向北開放的窗口，從來都是綏芬河的使命。
來源|讀者報 作者|李鳳雙 鄒大鵬 馬曉成 郭策 趙金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