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李少威
2020年的春天，一種新型RNA病毒，露出猙獰面目。
早期，它主要在武漢市悄悄蔓延。中國人發現了它，初步瞭解了它的傳染性和毒性，隨即封閉武漢，繼而封閉湖北。
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付出了慘烈代價，保護了全國人民。但湖北人並不孤立，醫護人員和醫療物資一批批地到來，舉全國之力，將病毒困死於一隅。
疫情在中國被迅速控制，國家能力、對科學的倚重、社會的高度紀律性，缺一不可。
當疫情轉化為全球大流行之後，人們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中國人做對了什麼。
許多國家也發現，病毒本身的特性，決定了中國採取措施的科學性，但它卻無法效仿，至少無法完全照搬。
因為，背後有深刻的社會文化因素。簡單點說，就是共同體意識。
社交疏離，意味著行動受到限制，自由受到約束，許多人會不情願。這一點，在當下災情深重的西方世界，仍然在反覆扯皮。
本意讓人保持距離的措施，激起了抗議活動，反而客觀上把人聚攏在一起。而且，他們也不喜歡戴口罩。
社會文化問題，無法強求，也不必強加。
中國人，幾乎沒有怨言，就自覺地約束了自己，包括處於自由天性高峰期的青年人。
這是中國的獨特現象，一旦進入非常時期，共同體意識就超越個人意識。
為什麼會這樣？外國人不懂，但我們自己應該懂。
曾經的中國，孫中山先生形容為“一片散沙”，用馬克思的話說則叫“一袋馬鈴薯”，我們最熟悉的中國老話則說：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101年前，五四運動成為了一個轉折點。
青年人被喚起，繼而中國人被喚起。
自那以後我們漸漸明白：只有擰成一股繩，才能實現獨立、統一，讓國家不捱打，不受操控，與其他民族平起平坐；惟其獨立、統一，才能不受干擾地發展實業，殷實民生，讓人民不捱餓，完成先輩自1840年以來的現代化夢想。
這個春天，4.2萬名醫護人員，從全國各地義無反顧地進入重疫區。數據顯示，其中有1.2萬人是90後、00後，是最標準意義上的青年。
又逢五四。
在今天回顧這個春天，這可能是最讓人欣慰的一組統計數字了。
五四之前
想要知道1919年那場起於北京、席捲全國的青年風暴的奧秘，就要以1919為基點，向後看去，目光刺穿80年。
1840年，鴉片戰爭；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
在世界歷史視野上看，這兩場都是殖民戰爭。
英法殖民主義者為什麼要對清朝中國發動戰爭？細節很複雜，但道理很簡單。
首先，歐洲自乾隆時期掀起“中國熱”，對中國的茶葉、瓷器、絲綢的強大需求，導致鉅額貿易逆差，白銀嘩嘩流向中國，造成國內金融不穩；
然後，作為工業化先行者，他們的產品又無法被自然經濟、自給自足佔主導的中國市場所消化，靠貿易扭轉逆差幾無指望，於是他們推出了鴉片這種上癮性的娛樂性毒品，作為主要商品。
最後，清朝雖然腐朽昏聵，也知道毒品的危害，於是禁止鴉片，這就給了殖民主義者“妨害自由貿易”的口實，炮艦緊隨而至。
1840年6月，英軍艦船47艘、陸軍4000人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鴉片戰爭開始
動武的先例一開，槍炮、戰艦就成為了貿易、外交乃至傳教等所有事務的後盾。
落後是事實，但不應該是捱打的理由，正如人的體格有強弱之分，但強者也沒有理由欺負弱者。
但是，在近代重商主義的叢林世界，沒有道理可講。所以中國人明白了一個真理——落後就要捱打。
於是，先輩謀變。
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自強運動興起，強軍事，辦實業，開礦山，修鐵路，但凡我們知道的那些西方強大的象徵，都願意去嘗試，去仿效。
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兵工廠
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割臺灣，賠鉅款，數十年的近代化努力，毀於一旦。
打敗中國的日本，自秦漢時期知道它的存在以來，一直就是中國的效仿者和跟隨者，他們學習西方，也比中國人更晚。
所以中國人很難接受。
反思之餘，我們發現，儘管雙方都是近代化軍隊，但日本軍隊後面有一個近代體制的支持——這是明治維新全盤西化帶來的。
日本的制度，可以調動全國力量去支持一場戰爭。而清朝，北洋危難，南洋不救；指揮、情報系統，一團混亂；政治場合，前方打仗，後方搗亂。
安得不敗？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戰爆發。戰敗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
僅僅在器物層面打轉，事實證明沒有出路，必須進行制度再造。於是，康有為、梁啟超，走入了歷史前臺。
變法（制度再造）在1898年開始，也在1898年結束。
百日維新，因為缺乏政治根基，觸動了保守勢力的根本利益，被迅速掐滅。
希望落空，政治倒退。
1895，公車上書，康有為37歲，梁啟超22歲，都是青年人。
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楊深秀49歲，楊銳41歲，劉光第37歲，譚嗣同33歲，康廣仁31歲，林旭23歲。
儘管變法失敗了，但中國的青年人，從此起來擔當國家大任了。
在流血犧牲的同時，許多青年人負笈海外，尋求救國真理；戊戌變法設立了京師大學堂，失敗後也沒有被廢除，成為了後來的北京大學，也就是五四運動的中心。
資料圖：左起分別為梁啟超、光緒帝、康有為
就在戰爭正酣的1894年，一位來自廣東香山縣的28歲青年，上書李鴻章，表達自己的改革意見，未被接見，也未獲答覆。失望之餘，他開始了一生的事業——革命。
他就是孫中山。
和他一起上書的同伴陸皓東，隨後在1895年廣州起義中殉難，成為為共和犧牲第一人，年僅27歲。
青年憤怒了。既然康梁的和平改革無法變更制度，那就讓我們用暴力的方式來達致更深遠的目標。
革命，捨我其誰。
同時代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用社會達爾文主義警示中國人，民族不自強，就只能淪為他人的口中之食。
“救亡”這個概念，經由嚴復出現在中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共同體意識，開始萌芽。
而掐滅變法的清廷，政治上嚴重退化，保守愚昧導致了庚子事變，八國軍隊攻陷並接管北京。
1900年8月28日，八國聯軍各國部隊彙集在大清門內，由800名俄軍作為領隊，其後的隊伍由日軍、英軍、美軍、法軍、德軍、意大利軍、奧軍組成，在紫禁城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圖為八國聯軍中領隊的俄軍部隊
其後10年，雖出現了一波清末新政，廢科舉，組內閣，預備立憲，但歷史沒有再給清朝另一次機會。
摧枯拉朽的第一槍打響在武漢，這座在2020年疫情期間被稱為“英雄之城”的城市。
思想改造
但辛亥革命帶來的是跛足共和。
因為自身實力不足，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不得不把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轉移給袁世凱。
袁世凱這個從皇權專制下成長起來的舊官僚不可信，這一點在革命黨人中是有共識的。
於是，他們對國家政體做了調整，改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這樣革命黨人可以通過代議制，對袁世凱進行有效制約。
理論上如此。
同盟會在1912年改組為國民黨，在政治活動家宋教仁的組織下，參與國會選舉，力圖組閣。
結果是，1913年，宋教仁被槍殺。
孫中山舉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幟，反對袁世凱。而袁世凱深感於無力控制國家政治，決定搬出數千年的老方法——帝制，樹立“權威的權威”。
1913年12月23日，袁世凱舉行傳統祭天儀式
他登基，他祭孔，倒行逆施......
一個叫陳獨秀的人，因為參與二次革命，被緝捕，逃亡日本。
但很快他又回來了，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第二期改名《新青年》。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時，離袁世凱登基還有3個月，他已經深深憂慮於社會思想的愚昧。
陳獨秀及其創辦的《青年雜誌》
他所處的歷史當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器物——制度——思想”。
他痛感如果不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那麼對民主共和的任何美麗描述，都毫無意義。
明清以降，君主集權愈演愈烈，朝廷與社會的關係徹底轉變為主奴關係，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奴隸道德當中，服從，就是合理。
以陳獨秀為起點，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勃然興起。打倒孔家店，打倒階級壓迫，打倒家庭控制，主張個人自由，高揚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
學生們舉著“誓死力爭，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打倒孔家店”等條幅的油畫
1916年，陳獨秀在文章中寫道：“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而吾國自古相傳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運動。
啟蒙的主要方向就是告訴人們，那些強加於你的禮教是錯的，你不是奴隸，不是牛馬，不是誰的附屬品，你就是你，一個獨立的完整的人。
這一點，不分男性或女性，成人或兒童。
如果所有人都身處主奴關係當中，沒有人格獨立意識、個人權利意識，那麼表面的共和就是虛偽的。
1919年6月3日，在街頭髮表演講的北大學生
1917年，陳獨秀被聘為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遷至北京，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吳虞等一大批思想者，以《新青年》為中心，掀起思想革命的熊熊烈火。
他們所宣揚的科學、民主、進步、獨立人格、自由權利等思想，感染了全中國的青年人。
青年起來
如果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創刊為標誌，那麼新文化運動已經為五四運動做了3年多的思想準備。
五四運動為何爆發？
有一點，是人所共知的——1919年春天的巴黎和會，把一戰的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殖民權益，轉交給了戰勝國之一的日本。
但這只是一個導火索，背後還有更深刻的政治社會根源。
革命不徹底，政權被北洋軍閥控制，封建主義得以保存並且掌權，而帝國主義又完全沒有驅除的跡象，這些都是事實，但人民並沒有清晰地察覺。
袁世凱（中）與自己的北洋系將領合影
一戰期間，中國倒向了協約國，派出數十萬勞工，前往歐洲協助戰爭，修戰壕、築碉堡，一同爭取了戰爭的勝利。
1840年開始，英國打進來，英法聯軍打進來，法國人從西南打進來，日本人從東北打進來，八國聯軍從天津打到北京，日本脅迫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在戰爭、外交實例中，中國從來沒有勝利過，割地賠款是我們的常態。
而這一次，我們居然能以戰勝國的地位被邀請參加巴黎和會，這是破天荒第一遭。
北洋政府渲染著自己的豐功偉績，中國百姓也為之歡呼雀躍。使節出發的時候，人們甚至把他們抬起來，捧過頭頂。
不但北京政府，南方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也獲得了參與的名額。梁啟超和蔣百里（錢學森先生的岳父）等人，身在歐洲，雖然不是代表，但也藉此機會旁觀和會。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
還有另一個令人興奮的“事實”。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原則”，其中提到“民族自決”“反對秘密外交”，倡導建立世界和平秩序。
中國人從中看到，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有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有望。
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揚言“反對秘密外交”，但巴黎和會的所有結論，都是在美、英、法、意、日五國代表組成的“十人會議”閉門磋商而成，中國代表顧維鈞，僅僅被通知於1月28日列席說明自己的主張。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
但毫無意義，德國在山東的殖民權益被轉移給日本。
中國在一戰中向歐洲派出數十萬勞工，無軍隊參戰，但日本也僅僅是在後期對德國宣戰，在山東把原本德國的控制力已經很弱的地盤搶到手上而已。
但就這樣，“戰勝”對於中國而言，就是日本代替了德國。
消息傳回國內之後，烈火點燃。
青年組織起來，抗議示威，羅家倫在白話宣言中寫道：“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運動蔓延到全國各地，舉國動員，八方響應。
1919年，北京“五四運動”期間被軍警逮捕的北大學生把橫幅掛在脖子上。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民覺醒，而其中最有意義的是青年的覺醒。
參與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了後來的社會精英，他們或進入政壇，或耕耘學術，或投身革命，成為接續中國現代化下一階段的中流砥柱。
五四運動，必須跟新文化運動連起來一起理解。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意義在於，讓人們認識到自身的獨立性，以及享有的天然權利。
如果人人都能意識到並且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中國就不再存在奴隸，共和就是反映人民真實意願的共和。
但五四運動客觀上還促成了另一個轉折。
五五四運動期間，愛國學生在北京街頭派發傳單和向群眾演說。
1917年，戰爭正酣時，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
就在中國人苦悶於被過去學習的榜樣無情拋棄，不知出路何在時，列寧領導俄國人民，在中國人最需要的時候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新生的蘇俄，被帝國主義國家東西夾擊，戰爭壓力重重，經濟貧困交加，但它居然堅持了下來，它沒有被打倒。
這一事實，對中國人而言是何等震撼。
中國青年的目光，不能不被俄國革命所吸引。
1920年3月14日，蔣夢麟、蔡元培、胡適與李大釗（從左至右）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僅靠個人觀念的轉變和意識的昇華，能夠實現國家獨立、統一的目標嗎？
思想精英們發現，“器物——制度——思想”，這些東西歸根到底都是上層建築，它們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社會物質基礎的支持，始終是空中樓閣。
五四運動帶給中國青年的覺醒，正在於此。我們必須擰成一股繩，去從根本上剔除舊的政治、文化、思想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進行社會革命。
一大批進步的青年，在陳獨秀、李大釗引領下，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青年和共產黨
1910年初，湖南韶山沖。
17歲的青年毛澤東，在父親的賬本上夾了一首詩，悄然離開了家鄉。這首詩歌從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活動家西鄉隆盛的詩作改造而來：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儘管思想並未成熟，但他還是喊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今日聽之，這也是對中國青年發出的呼喊。
1919年，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湘潭學友會合影。二排左三為毛澤東
1918年夏天，毛澤東前往北京，遇到了李大釗，後來又多次和陳獨秀晤面。
五四運動之前的啟蒙思想家中，中國真正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是李大釗，他在日本留學時就受到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教授的影響，研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
在新文化運動中，傾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也是李大釗。陳獨秀則是在1919年被捕入獄之後，才真正轉向馬克思主義，並以他充滿激情和戰鬥力的個性，大力傳揚。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自己在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到了三本書：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從此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油畫
馬克思的著作中，蘊含著深刻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回應了五四運動期間許多中國青年的心頭之惑：為什麼中國不斷效仿，不斷改良，不斷革命，總是無法擺脫落後現實，國家無法獨立、統一，人民無法擺脫牛馬地位？
人們發現，過去我們從效仿西洋器物、軍事，到往政體之中引入西洋政治因素，再到從思想上塑造人們的個體觀念、權利意識，都是建立在舊有的生產關係基礎上的。
過去的一切改良，都是試圖在不改變生產關係的基礎上進行表面的調和；過去的一切革命，都未能真正改變作為內部壓迫與外部掠奪的現實基礎的生產關係。
嘴皮子、筆桿子上說要民主、爭民權，但實際社會生活中，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上，貧下中農終日勞作卻食不果腹；
工人每天工作十幾小時，仍然無法擺脫貧困、飢餓，還要遭受人格侮辱，甚至毆打、槍殺；
北洋政府通過對外借款，被帝國主義控制，為外國利益服務；
走馬燈的皖系、直系、奉系，激烈廝殺，輪番上位，意圖不過是通過控制中央來壯大自身實力，心裡何曾裝著半個人民？
不摧毀這樣的物質現實，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
而要摧毀它，唯一的途徑就是暴力革命。
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的少數青年知識分子、學生，籌建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3個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
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
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8歲。
一大時的毛澤東，即將28歲。1921年夏天，他坐船沿長江東去，前往上海參會，同行的還有青年密友蕭子升。
留法歸來的蕭子升還是堅持無政府主義，毛澤東說，你這樣的理想，一千年也不可能實現，而我們共產黨人全力以赴，只要30年至40年，就能改變中國。
事實上，只用了28年。
打出一個新世界
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迅速投身革命洪流，第一次國共合作，掀開了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序幕。
對於年輕的共產黨人而言，這僅僅是個開始。在大革命時期，組織壯大，政治經驗從幼稚走向成長，但也被蔣介石的背叛殺得血流成河。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29日，北洋奉系張學良在奉天宣佈東北易幟，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
蔣介石和英美的交合，對國共合作的蓄意破壞，葬送了孫中山先生畢生奮鬥的願景。
這不僅僅是共產黨人的看法。
宋慶齡先生在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分共會議”前一天，就發表聲明說：“本黨若干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陳誠在回憶錄中說：“想找一點三民主義的氣象，實在是‘戛戛乎其難哉’的。”
張發奎則評論說：“自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就變質了。”
但青年的共產黨人沒有消沉。
如果你看過電影《建軍大業》，就會對一個場景留下印象。1927年4月底到5月初，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負責警戒的是兩個娃娃兵，稚氣未脫。
一個是林彪，一個是粟裕，後來的共和國元帥和共和國大將。
那一年，他們都是20歲。
粟裕（左）和林彪（右）
1927年後，從被殺得血流漂杵，到一次次掀起城市暴動狂瀾，到“一右三左”付出慘痛代價，這時的共產黨人，還處於政治幼稚期、組織成長期，容易輕信，容易被熱血壓倒理智，這也符合青年人的特性。
這是一個自我淨化和內部淘汰的過程，有的人灰心了，有的人退出了，甚至叛變了，有的人嚇破了膽，有的人轉向了其它立場和道路。
但那些冷靜下來、依然堅定信念的優秀中國青年，緊接著創造了中國革命的新氣象。
1927年召開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決定中國革命未來的主張——“槍桿子裡出政權”。
這位34歲的青年，當時在黨內並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從此堅定了一個信念：“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打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建立革命軍隊與工農百姓之間的魚水之情，開展土地革命，讓“耕者有其田”。
在過去，無論是官兵、匪兵、洋兵，只要是兵，都是人民的敵人，國家政權和人民處於敵對狀態。
而人民子弟兵來自人民，父老鄉親把他們的青年子女送到部隊，去保家衛國，去為全中國人的利益而血戰，同時也就是保衛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
兵民一體，國事和家事一體。因此，才能從剿殺中倖存，建立新的中國。
當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不再是一片散沙，它就變得不可戰勝。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在奮起之時，就是青年，甚至少年，所以他們對青年始終寄予厚望。
1977年，中國結束了政治動盪，清醒的領導者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馬上恢復高考。
因為青年身上，寄託著國家民族的希望。
恢復高考後的三屆大學生，被稱為“新三屆”，正是這些青年，在改革開放的全新歷史圖景中，成為了新觀念、新思想、新趨勢、新潮流的先鋒，成為新一輪現代化進程的中流砥柱。
此時的中國人，終於可以氣定神閒地努力創造現代生活了。
因為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徹底擺脫了過去100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真正實現了國家不受操控的獨立統一。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百姓的累累負債，都從肩上卸下了。六七十年代，自力更生研製了“兩彈一星”，基本確保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於再對中國動武。
歷史早已證明，沒有獨立統一，沒有自衛能力，所有的近代化、現代化努力都是空中樓閣，它會被外力隨時打斷。
殖民主義者進入中國，客觀上“開啟民智”，傳播“現代真理”，但它的目的不是要讓中國成為和它一樣強大的國家，而是相反，要讓中國成為它的附庸，成為它強盛的墊腳石。一旦出現希望，就會被馬上掐滅。
新文化運動告訴人們的科學、民主、進步、自由，只有在獨立統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
改革開放的中國，終於有條件實現先賢夙願。
五六十年代的社隊企業，變身為八九十年代的鄉鎮企業，開始了中國獨立的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統一的大市場，為工業化提供了規模支撐；洶湧的社會活力，推動著分工的擴大；經濟的全球化，帶來了資金、勞動力、技術的世界性流動。
80年代鄉鎮企業無線電元件廠
一代企業家崛起，從青年到中堅，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
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互聯網應用在中國萌芽、生長。1997年，網易在廣州成立，1998年，騰訊在深圳成立，1998年年底，新浪在北京成立，1999年，阿里巴巴在杭州成立，2000年，百度在北京成立。
這些中國應用科技的領頭羊企業，創始者都是青年人。成立那年，丁磊26歲，馬化騰27歲，張朝陽34歲，馬雲35歲，李彥宏34歲。
接下來，還有微信，還有小米，還有大疆……
1987年，43歲的任正非創辦的華為公司，後來成為了一些美國政客的眼中釘。因為，一百多年來以“落後”作為標籤的中國，竟然在應用科技的最頂尖領域走到世界的最前面去了。
華為員工行走在松山湖基地。圖/視覺中國
華為的成就背後，是無數中國青年的實驗室、辦公室、房間和車間裡，通宵不滅的燈火。
還會有更多更年輕的人們，成為這個國家現代化前行的推動力量，他們甚至會在一夕之間，達致令人驚歎的成就。
“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今天的青年，對於捱打、捱餓的歷史，可能沒有切膚之痛，但100多年來形成的共同體意識，卻已是空前的深固。
這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克服困難，繼續完成先輩使命的堅實依靠。
不需要各種人生觀、價值觀的高頭講章，一旦深入歷史，瞭解國族前行的艱辛軌跡，人生觀、價值觀自在其中。
今天的青年也沒有讓人失望。
聞一多先生說：“詩人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
把“詩人”換做“青年”，這句話也庶幾成立。
加油，中國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