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伯佐治：一個高官的流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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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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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藏天下匾額藝術館中，有一塊品相完好、雕飾精美、書法精湛的牌匾，題為《藩伯佐治》。從古代工藝美術角度看，這是一塊筆者相當喜歡的匾。但由於題匾人周琬作為清代高官，卻無所作為，乏善可陳，故此一直沒有心力去研究此匾。
清·乾隆（1736-1795）年【藩伯佐治】匾 周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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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想來，既然要傳播牌匾文化，好牌匾終究是要亮相的。所以還是打定主意，來說叨說叨這塊匾。我們先從匾文入手，推及其他。
“藩伯”，原指古代諸侯中的領袖人物；到了明清時期，一般專指布政使。因為在明清時，布政使司是國家一級行政區，也就是一個省的概念，因此布政使司的長官布政使，最接近古代諸侯領袖的身份本義。至於更高一級的巡撫、總督之職，它們其實屬於“京官”的範疇，即古代“央官”體系下的官職。
影視劇照
“佐治”，直白的理解就是助手、屬官等。因此可見，這“藩伯佐治”四個字，是贈予一個任布政使屬官的人。果不其然，我們查看下款受匾人身份為：“敕授儒林郎 布政司經歷”。所謂“經歷”，是掌管財務、文件一類的輔助性官員，官級介於七品到五品之間。
清·乾隆（1736-1795）年【藩伯佐治】匾局部
顯然，此匾題文，意在讚揚受匾人作為布政使的屬官，任職出色。那麼，誰會去誇讚這樣一個角色的人呢？一般來說，只有其頂頭上司會從這個角度去夸人。再看上款題匾人身份，果然不謬，“巡撫福建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周 為”。
清·乾隆（1736-1795）年【藩伯佐治】匾局部
原來，這個題匾人的布政使之位，居然是兼任的；他更重要的身份，是福建巡撫。那麼，這個周姓題匾人是誰呢？他的名字叫周琬。
很多熟悉明代歷史的讀者，一看到“周琬”這個名字，會想起明代洪武年間的大孝子周琬。後者在十六歲時，為救被處以死罪的父親，敢於直闖皇宮，當面向朱元璋請求，用自己的命換取父親的活命。
朱元璋為測試他的孝心誠意，真的令刀斧手佯裝砍殺少年周琬的頭，誰知周琬毫無懼色，且仰天大笑，最終贏得了朱元璋的感動，於是下令免去其父死罪，又親筆題寫了“孝子周琬”贈送予周琬，再賜予他官職。就此，少年周琬成為名滿天下的大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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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貴為福建巡撫的清代周琬，卻沒有明代周琬的好名聲。實際上，身為“藩伯佐治”題匾人的清代周琬，在史料記載中就沒有名聲可言，無所作為、難堪入史冊。他唯一的歷史“亮點”，就是他後來作為一名流放新疆贖罪的官犯，為後人研究清代謫官流放制度，提供了一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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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周琬在乾隆早期，是作為一名刑部的青年才俊，漸入乾隆皇帝法眼的。他歷任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等職，對於官員治理很有一些新穎的想法。因此乾隆皇帝說了：“此人可以讓他多鍛鍊鍛鍊。”
在乾隆皇帝不經意的一句話下，周琬先後被派往山西、安徽等地，任知府；又先後任四川、雲南等地的按察使；再任四川布政使、雲南巡撫等。後來又調回京城過渡了一年。到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周琬正式上任福建巡撫兼布政使。
但周琬在福建巡撫任上，除了題寫前述“藩伯佐治”匾，其他基本沒做什麼實事，因為他的任職時間很短，沒多久他的母親過世，他只好按律回河南老家守孝去了。你想啊，他在福建屁股都沒坐熱就走了，能做什麼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周琬回到了官場，做了湖北巡撫兼代理湖廣總督，這一任就是兩年。那麼他在湖北做了什麼實事呢？很抱歉，也沒有。至少在各種史料裡都沒有提到。
古代巡撫衙門舊址
周琬為民生做實事行不行，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史料沒有記載。但他的性格缺點卻深入人心：性情偏執，凡事一意孤行，聽不進僚屬意見；只親近討他歡心的人。
根據《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中的一份“密奏”記載：周琬“情性乖張”，“其接見屬員，如意所私喜者，則竟日閒談。而實有公事，急需面稟之員，或屢日不得一見。”
前述“密奏”文件載語片段，用普通話來說，意思是周琬接見來客，遇到他喜歡的人，他可以整天與之閒聊；而那些真正有公事要向他請示、報告的人，經常連著好幾天也見不上週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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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性格缺點誰都有，沒有缺點的那叫聖人。何況周琬“如意所私喜者，則竟日閒談”的特點，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那都不叫缺點，只能說是真性情。但從周琬的身份角度去看，其性格卻是個大麻煩了。
試想一下，周琬身居巡撫高位，是一省的軍政、民生大boss，他要是不肯擠出一些閒談時間來接見下屬、聽取彙報，下屬一點辦法都沒有，只能乾著急，久而久之心涼了，也就不著急了。長此以往，全省軍政要務，都沒人著急了，諸事荒廢。
周琬身為高官，不貪汙，不整人，通常意義上算是個好官了。但外部世界的好評，消解不了巡撫院內部的深厚積怨。
不久，代理工部尚書蘇昌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周琬的代理湖廣總督身份沒有了，只保留了湖北巡撫一職。這麼一來，周琬在湖北不再是一人獨大，他的上頭，可就有了頂頭上司了。
可以想象，巡撫院內部的積怨，必然會宣洩到總督府去。久而久之，總督蘇昌對周琬也頗有怒氣。但總督和巡撫，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絕對的上下級關係。也就是說，其實蘇昌奈何不了周琬。
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六月份，湖北鬧水災，災情嚴重，但周琬卻隱瞞災情，沒有上報朝廷中央。再有，湖北歸州、宜昌爆出了官府濫用酷刑，製造冤案的醜聞，而巡撫周琬卻肆無忌憚地包庇宜昌知府等人。
以上兩件大事，終於讓蘇昌抓住了扳倒周琬的機會。他急修“密奏”一封，陳述兩件大案的前因後果，再痛陳周琬平日懈怠工作、不履行巡撫職責事宜種種（即前述《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密奏內容），成功地讓乾隆皇帝對周琬好感盡失。
震怒之下，乾隆下達聖旨：“周琬著革職，發往巴里坤。令其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周琬被革職，發配到新疆巴里坤（今哈密市轄縣）流放贖罪。
03
筆者認為，周琬的工作失職必然是有的，過於親近討他歡心的人、疏離公務人員也是有的，但不至於那麼誇張。能幹到巡撫及代理總督之位的人，沒有尋常之輩，絕非“密奏”所述那般昏庸。
說到底，周琬是敗在了官場爭鬥上，被湖北總督蘇昌抓住了辮子。自古以來，封建朝廷官員被定罪、流放者，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受到了政治迫害。否則歷史無法解釋，為何隨便列舉幾個名字，像蘇軾、韓愈、海瑞、紀曉嵐、林則徐等，都經歷過流放？
換句話說，在古代，高級官員被定罪流放，並不是人生末日，他們有著很大的幾率重返官場、再爭輝煌。這麼說吧，歷史上有名望的官臣，如果沒經歷過流放這種事，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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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周琬來說，被髮配到新疆，還是比較慘。針對他流放的官方文件中，有這麼一句話：“令其自備資斧。”什麼是“資斧”? 狹義地說，就是路費、盤纏；廣義地看，連同流放期間的生活費在內。也就是說，周琬此去新疆戴罪，不光路費要自己出，生活費也要自己掏。這是很嚴厲的懲罰了。
因為根據清代謫戌制度，官員的流放贖罪，一般來說，基本待遇還是有保障的，住宿、飲食、生活費等，都在保障範圍內。
譬如乾隆三十四年（比周琬流放晚八年），紀曉嵐被流放到新疆烏魯木齊，根據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描述，他的流放住處是這樣的：“館舍在署園中，花草繁盛，有江西蠟，五色畢備，朵若巨杯……”可見他的住宿待遇還是很高的。
《閱微草堂筆記》林則徐
又如道光年間，林則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他的住處是託朋友尋找的中意之所，費用也全由官方報銷。
反觀周琬的流放，就因為多了幾個字，待遇大不相同。根據謫戌制度，凡是“令其自備資斧”者，“一切得項均不準支”，即流放期間，所有的費用都要自己掏。這樣的流放，慘不慘，刺激不刺激？只有周琬的錢包最知道。
關於流放期間的錢財待遇問題，不再贅述。畢竟談錢俗氣，多少被流放的高官都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時來運轉、重回巔峰，往往是分分鐘的事。
當然了，流放不是末日，只是針對高官而言的。對於身份卑微的底層官員來說，一旦被流放到邊疆極地，基本上就沒有出頭之日了，畢竟身微言輕，到了這種地方，朝廷之上誰還惦記他呀？早給忘到九霄雲外了。那就是末日了。
至於周琬、紀曉嵐、林則徐等，屬於二品、三品以上官員，有的還是正一品流放贖罪的，朝廷會不記得他們？不要說朝廷公文記錄，就算是皇帝本人，對他們也是印象頗深、牽掛滿滿的。什麼時候讓他們回來，還不是皇帝一句話的事。
影視劇照乾隆
紀曉嵐、林則徐後來流放歸來，巔峰更甚，那是眾所周知的。即便是周琬，在他流放兩年後，乾隆皇帝也想起他來了：“發遣已二年餘，應加恩釋放回籍。”
但皇帝也加了一個前提條件，先讓人到新疆搜查周琬的住處，看看這兩年他有沒有寫一些抱怨、不滿的文字，如果有，則說明他沒有真心悔過贖罪，“就地正法”就是了；如果沒有這種文字記錄，就開恩放人了，並且讓他重回官場。
這就是古代流放版的文字獄了。搜查文字，不只針對周琬，實際上每個被流放的官員，都要經歷這一關。可見，思想言論的控制，是流放贖罪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就算是紀曉嵐、林則徐這種歷史大人物，在流放期間，也只能寫寫花草景物等，不敢在文字中流露出任何思想痕跡。
再以紀曉嵐為例，他在新疆流放期間，主要書寫了《閱微草堂筆記》，裡頭都是一些妖魔鬼怪故事，跟現實沒有半毛錢關係。就算是描寫流放生活的《烏魯木齊雜詩》，那也是紀曉嵐在結束流放後的歸途中才寫的，而且寫得也很“客觀”，絲毫不敢有“負能量”。
至於林則徐，流放期間他當然也被言論管制搞怕了。別的不說，光說他和家人的往來書信，幾乎就沒有不被沿途“秘密警察”拆開看過的，由此損丟的信件更是不計其數。
回到周琬這邊，他的流放文字記錄當然也審查過關了，他也順利迴歸了官場。不過他的官場運勢，並沒有延續往年的好局面。他先是被任命於新疆本地，做了兩年伊犁的守官。在清代時，在伊犁做官，其實跟流放贖罪差別不大；後來，周琬迴歸京城，做了刑部郎中。怎麼說呢？這個職位跟他三十年前剛出道做官時，相差無幾。在這之後，周琬的官場記錄戛然而止，他亦消失於歷史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