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歷史的洪流中，個人是渺小的。
即便是英雄烈士，
經過時間的淘洗，也只能以群體形象被銘記。
1
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點半。喧囂的廣州城冒出了一隊年輕的人馬，每個人臂纏白布，腳踩黑麵樹膠鞋，腰纏炸藥，手持槍刀，直奔兩廣總督署。
接下來的戰鬥中，這120餘名英勇的起義者，有的當場戰死，有的被捕就義，大多化作了黃花崗墓園內的一抔黃土。
喻培倫，四川內江人，出生在一個富商家庭，曾自稱“世界惡少年”，表示對封建制度的挑戰。他的特長是製造炸彈，留學期間，因研究炸彈不慎引發爆炸，引來了日本警察，並“犧牲”了右手三個手指。
喻培倫曾與汪精衛等人進京，謀刺攝政王載灃，計劃暴露後，他僥倖逃脫，化名王光明、尤國楠，分別寓意“望光明”、“憂國難”，在香港繼續研發炸彈，被革命黨人稱為
“炸彈大王”黃花崗起義之前，起義的計劃已經洩露，清軍在廣州城內作了嚴密的戒備。要不要延期？革命黨內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喻培倫十分氣憤，向起義領導者黃興慷慨陳詞：這次起義，傾國內外同胞的人力財力。
如中途延期，萬一不能再舉，豈不斷送了革命？
革命總是要冒險的，何況還有成功的希望……
黃興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義失敗，已經使革命黨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這次起義前後已用掉募款十多萬元，如果無疾而終，如何面對資助革命的海外華僑？黃興決定拼個人一死，來挽救革命信譽，他本可以坐鎮香港指揮起義，但自己衝到了第一線：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義前夕，革命黨人阻止喻培倫參加戰鬥，革命還需要他繼續製造炸彈，為革命儲備有用之才。
喻培倫自己站出來反對說，黨人都是有用之才，如人人都留為後用，誰與謀今日之事？
當革命需要流血時，我應為前驅！起義時，他胸前掛著滿筐炸彈，勇往直前，退出總督署後，輾轉巷戰，他始終戰鬥在最前列。終因彈盡力竭，渾身受傷被俘。面對審訊，他擔心連累家人，至死都說自己叫“王光明”。三天後，“王光明”遇害，年僅26歲。在此次起義中，喻培倫的真實身份是：一名“選鋒”，即敢死隊隊員。
黃興、趙聲作為黃花崗起義的直接領導，吸取了此前歷次革命失敗的教訓——依靠起義中臨時運動起來的軍隊、會黨，他們紀律性不強，常常不聽從指揮。所以革命必須精選一支由起義領導機構直接掌握的隊伍，作為起義發難的先鋒，這就是“選鋒”。
最初計劃的選鋒是500人，後來增加到800人。參加選鋒的很多年輕人，都是海外華僑。
黃花崗起義遇難者中，有姓名可考者計86人，其中至少30人有華僑身份。年齡最小的才18歲，最大的52歲，大多是二三十歲的青年。基本都是風華正茂的年紀。據說，當時想回國革命的年輕人太多，只能以
抽籤的形式決定誰能回國參加起義。越南僑胞組織了一個30多人的敢死隊，因搭乘船隻中途遇到大霧，沒能趕上黃花崗起義。
選鋒李炳輝，是一名馬來西亞華僑，起義前夕回國。他母親得知兒子回國了，想讓他回家見一面。他也很想念母親，但含淚給母親寫信，說有重要任務在身，現在還不能回去看您。在信裡，他附了自己寫的一首詩：
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
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誤烏私。
他犧牲的時候，年僅20歲，連母親的最後一面都未見上。
華僑郭繼牧和餘東雄是黃花崗起義遇難者中，年紀最小的兩位，一個19歲，一個18歲。郭繼牧是“僑二代”，生在南洋長在南洋，他曾回到祖國，立志為祖國戰鬥。
父親欲為他訂婚，他對父親說：男兒志行未遂，何以家為？
父親一再堅持，他只能勉強成婚，婚後不久，他對妻子說：我要到廣州參加革命，這一去，成敗不一定，假如不幸失敗，切不可過於掛念我，還要請你替我孝養老父！隨即和餘東雄一起回到中國，雙雙戰死。
餘東雄15歲加入同盟會，犧牲時年僅18歲。當初因他年齡小，同盟會未準他回國參加起義，他再三懇求，才被批准。
羅仲霍，原是廣東惠東人，隻身到南洋謀生，與妻兒闊別十年。起義前，妻子楊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於是帶著兒子遠途跋涉去看他。羅仲霍沒有時間陪他們，僅用一點錢就把十年未見的妻兒打發走了，連一個晚上都未共同度過。妻兒走後，他心裡很難受，但說不出來。數日後，他默默來到廣州參加起義，在戰鬥中左腳受傷被俘。臨刑前，羅仲霍還對清朝官兵演說革命宗旨，官兵們驚歎不已。
回國前，他已寫過一首詩，表達了必死的信念：
公等健兒好身手，愧餘一介弱書生。
願將熱血造世界，亞陸風雲倩汝平。
在他殉難後，他的妻兒，靠同盟會每月12元的撫卹金艱難度日。
黃花崗起義殉難烈士的平均年齡只有29歲。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十九世紀的“80後”，
看看這份名單——
羅仲霍生於1881年，秦炳生於1882年，
徐松根生於1883年，方聲洞生於1886年，
喻培倫生於1886年，林文生於1887年，
林覺民生於1887年，饒國樑生於1888年……
他們中的很多人，家境都算不錯，還有好幾個人出身富商家庭，是典型的“富二代”。這些年輕人，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也還不錯，有教師，有記者，有醫生，有做工商的……可以說，他們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在一個動盪的年代，有條件在國內或國外，謀得一條不賴的生路，已經比底層民眾好太多。
但是，偏偏是這一批未被逼入絕境的知識青年，成了清末最早、最堅定的革命者。他們用力地生活，只是想努力地改變這個社會，為它做一點點事情，讓它變得好一點點，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所不惜。
那個年代的知識青年，都有胸懷國家天下的熱情，每個人都有如此堅定的信念。在一個相對安逸的環境裡，目睹國家民族的災難，深感不安和愧疚，於是每每提醒和鞭策自己：我實在沒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實在沒有理由僅為自己而向前走。
嚴確廷，生於1887年，廣東惠州人。他曾在廣州當醫生，加入同盟會後，回老家水東街開西藥房，作為革命黨人的聯絡站。黃花崗起義前，他負責蒐購貯運槍支彈藥，事洩被捕。入獄後，一個革命黨人買通監獄看守，入獄探望。兩人見面時，嚴確廷低聲對他說：我已自認是革命黨人，只用殺我一人的頭。你們可以繼續為起義運送槍支，我決不供出一人。如不相信，可去我藥房，取那藍瓶裝的毒藥送來，我定含笑吞下，絕不皺眉，以明吾志。
嚴確廷後被押解到廣州，黃花崗起義後第二天，被斬首於總督署前，並暴屍三日。
三天後，尚未暴露身份的革命黨人潘達微以慈善為名，收斂了攻打總督署犧牲的同志，以及嚴確廷等人的屍身72具，同葬於廣州紅花崗（後改名“黃花崗”）。
革命青年方聲洞，出生於福州一個富商之家，家中兄弟姐妹有6人加入同盟會。雖然家境優渥，但他生活節儉到沒有人看得出他是“富二代”。當初在日本討論回國參加起義的名單上，並沒有他，但他經過深思熟慮，毅然告別妻子，離日回國。此時，他的兒子才兩週歲。黃花崗起義前一天，他在廣州寫下致父親與侄兒的兩封絕筆書。
在給父親的絕筆書中，他寫道：
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雖死亦樂也。只以大人愛兒切，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歸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然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 念有六歲（指26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得不於死中求生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寫完絕命書次日，他在起義中身中數彈而死。事後，黃興向黨內報告起義經過時，說方聲洞以“如花之年，勇於赴戰”。
以“如花之年，勇於赴戰”的青年，太多了，那是一個不缺熱血青年的時代。就算是這場起義的兩名領導者：黃興37歲，趙聲30歲，也都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革命是理想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混合物，有人參加革命是出於報國理想，有人參加革命是為了蹭成功臣。因為有利可圖，阿Q也會革命，但因為風險奇高，先驅也會叛變革命。
黃花崗起義是一次必死的起義，因為起義計劃已被洩露，因為準備並不充分，所有的參加者，從主帥黃興到各個選鋒，都深知這一點。
他們沒有選擇退卻，在原本可以退卻的時候；
他們沒有逃避犧牲，在原本可以不犧牲的時候。
黃興身先士卒，在起義中被擊斷兩根手指，忍住劇痛，一路奮勇衝殺，最後撿回一條命，卻常常為犧牲的年輕精英痛悔不已。
坐鎮香港的趙聲，聽到起義失敗的消息，抑鬱悲憤，病重而死。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純粹的理想主義革命。
參加起義的選鋒，知道自己並不能見到民國的曙光，但他們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喚醒這個古老的國家。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起義前夜，寫下了絕命書，都很理性地意識到，之所以參加這次必死的起義，不是為了微乎其微的勝利，而是為了喚起所有人的鬥志，僅此而已。
如果這是一群利己的年輕人，他們早就盤算出這場起義是賠本的買賣。如果這是一群精緻的革命者，他們就不會冒死溜進血雨腥風的廣州城。
1911年4月24日，深夜，人在香港的
林覺民，在其他同伴睡下之後，開始寫他的遺書。他一共寫了三封絕命書：《致父老書》《稟父書》以及《與妻書》。
在寫《與妻書》時，他忍著極大的悲痛，邊寫邊哭。
他和妻子陳意映的感情很深，過去一直沒把革命的事告訴她，如今要為革命捐軀、與至親至愛之人永訣，而妻子還懷有身孕，這巨大的打擊她能承受嗎？最終，理智戰勝情感，林覺民試圖說服妻子，接受這個他選定的、殘酷的結局。他在信中寫下了這些流傳百年的句子：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悲啼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他流著淚，一次次在信中安慰妻子：你不要悲傷！你不要悲傷！寫完了，天已破曉。他把絕命書託付友人，在自己犧牲後代為轉交。隨後，他乘船前往日趨戒嚴的廣州，義無反顧。
4月27日，林覺民出現在起義的隊伍中。當他們撲入兩廣總督署時，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座早有準備、撤退一空的衙門。選鋒們趕緊撤出督署，在隨後與清軍展開的巷戰中，林覺民腰部中彈倒地被俘。被囚禁的數日裡，他以絕食相抗，最終被殺。
一條25歲的生命，化作黃花崗墓碑上一個淒冷的名字。
在他的身邊，躺著同樣年輕的71條生命。
他們是這個民族不能忘卻的名字，
但時至今日，他們已被忘卻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