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黃蕾 “今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貿形勢出現明顯好轉，這有些始料未及，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中最超預期的一個方面。”12月5日，銀保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於學軍圍繞“當前我國貨幣環境正在出現變化，對宏觀經濟發展及調控將會帶來影響“這一主題，在新華社瞭望智庫主辦的“2020第五屆新金融論壇”上發言。
於學軍表示基於5月以來，外貿進出口形勢發生的明顯變化，他認為中國今年外貿進出口實現正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兩大原因促外貿形勢明顯好轉
於學軍指出，近年來，受我國生產製造成本的持續上升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中國的外貿進出口進入一個相對不穩定的時期。2015至2019年，外貿進出口分別是下降8%、下降6.8%、增長14.1%、增長12.6%和下降1%，明顯大起大落。從長期來看，我國外貿依存度持續下滑，從峰值2006年的64.2%下降為去年的31.8%。今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以及美國總統大選等因素的擾動，中美經貿摩擦愈演愈烈，進一步延伸到科技、金融等領域，這使中國的外貿進出口受到明顯的衝擊。一季度，在去年下降1%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8.4%，彷彿一下子降到冰點。
但是自5月以後，隨著中國抗擊疫情取得巨大成功，復工復產復商復業等進展迅速，外貿進出口形勢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自上半年降幅收窄到減少6.6%，比一季度明顯好轉後，下半年降幅收窄更加明顯。到最新10月份的統計，中國外貿進出口累計完成3.71萬億美元，按美元計價只比去年同期減少0.8%，其中出口還增長了0.5%。最近四個月，分7、8、9、10單月來看，分別增長7.2%、9.5%、9.9%和11.4%。最近全國港口集裝箱的吞吐量大幅度增加，其中10月份完成的外貿集裝箱1401萬標箱，同比增長11.5%。
那麼在全球貿易大幅度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外貿進出口何以出現逆勢增長的態勢？圍繞這個問題，於學軍表示於近期進行了一些調研和分析，並認為主要有兩大原因：
第一，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生產製造中心，工業門類齊全，尤其是以電子消費產品為代表的生活類消費品的生產製造，更具有產業鏈、供應鏈的明顯優勢。廣東的一些電子消費品生產企業反映，如果將成本、產品質量和效率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進來，那麼毫無疑問，中國仍還是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中國最早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擴散，並率先恢復生產，使這些生產製造的優勢得以體現。而印度等東南亞不少國家因難以扼制疫情的蔓延，以至許多生產無法組織恢復。所以，現在有不少訂單重新轉而投向中國，出現所謂的“爆單”現象。最近也有報道反映，中國的外貿企業又面臨久違了的產能跟不上、招工困難、國際物流成本大幅增加等難題，爆倉、甩櫃情況頻發。據日本媒體最新的報道，中國國內供應鏈先於其他國家得以恢復，轉移到國外的一部分生產迴歸國內，這也拉動了中國的出口。因此，目前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出口總額中所佔份額呈上升趨勢，超過了歷史之最。現在世界對中國出口產品的依賴程度愈加明顯。
第二，與人民幣重新面臨升值壓力有關。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美聯儲從今年3月以後開始實行無限量的QE政策，雖使其資產規模迅速增加，由2月時2.4萬億美元至8月已超過7萬億美元，同時美元指數也從接近100快速下降為現在大約91，就此也改變了自2013年以來的強勢美元局面。美聯儲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美元的明顯走弱，使人民幣從5月開始進入升值通道，由之初的大約7.1：1美元，升值到現在的6.55：1美元。面對人民幣重拾升勢的局面，不少企業界、經濟界人士均齊聲呼籲人民幣不能過快升值。現在外貿企業已感到人民幣升值給它們帶來的明顯壓力，因為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出口企業的收入減少，人民幣升值百分之幾，出口企業的收入就相應減少百分之幾。
不過於學軍認為，正是因為人民幣升值或面臨升值壓力，才有利於促進中國企業的出口。而一旦人民幣出現貶值或貶值壓力，就不利於中國的外貿出口。所以，自5月以來，中國出現的外貿出口逆勢增長的局面，實與同期發生的人民幣升值有關。反過來看，正是由於出口強勁才帶動人民幣升值壓力，兩者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係。或者再簡單一點講，凡是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時候，中國的外貿形勢就好，凡是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的時候，中國的外貿形勢就不好。同時人民幣出現升值壓力時，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也開始體現，外資就會加速流入中國。據最新統計，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利用外資總額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同比明顯增加。9月末境外機構持有國內債券的託管面值達到2.6萬億元，比年初增長38.3%。最新的數據是2.76萬億元，已經連續24個月增持。
人民幣升值使我國貨幣環境悄然變化
於學軍認為，人民幣匯率由貶值轉化為升值，使中國的貨幣環境悄然發生變化。
自5月以來，人民幣由前幾年的貶值壓力轉變為升值壓力，背後的主要原因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大幅度調整。為了應對突然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經濟出現明顯下滑的影響，3月16日美聯儲將基準利率一次性調整為0，同時還實行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隨著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4萬多億美元陡增到7萬多億美元，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也大幅度跳升，其廣義貨幣M2由之前的大約15萬多億美元迅速增加到超過18萬億美元，於是美元又出現了全球膨脹之勢，也使美元開始進入貶值通道。最近，花旗銀行、高盛集團、彭博社等均一致認為明年美元仍將走軟，有的甚至預測還會貶值20%。同時也有文章指出：美國空前的刺激性政策易放難收，預計將延續到2024年，一個原因就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大幅度調整造成的影響。而中國常態化的貨幣政策下，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明顯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從而推動國際資本向中國流動。
同時，中國控制疫情迅速有力，並統籌抓好經濟社會各項工作，經濟快速恢復，現在國際上普遍看好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反觀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控制顯然很失敗，總統大選又紛爭不斷，短期內的經濟恢復增長難言樂觀。
中國外貿進出口及其順差的增長，大量外資的流入，使中國的貨幣環境悄然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首先，外匯儲備又開始趨於增加，為此央行已於10月10日發出公報，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0，這是自2018年8月之後再次恢復到0。同時，人民幣匯率也達到自2018年6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第二，貨幣供應量增速明顯提高。至10月末的最新統計，我國M0、M1、M2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分別增長10.4%、9.1%和10.5%。其中廣義貨幣M2的增速是時隔三年之後重返雙位數增長，之前的三年即2017-2019年，增速均不到9%；更突出了M0和M2的變化，其中M0的增長十分驚人，因為2012年之後M0就進入單位數增長，特別是近三年，分別只增長3.4%、3.6%和5.4%，今年一下子超過了10%；M1的增速也不同凡響，由前兩年即2018、2019年分別只增長1.5%和4.4%，今年一下子超過9%。
於學軍表示，今年以來，中國各個層次的貨幣增速出現這麼大的變化，顯然與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有關，上半年我國緊急出臺了不少抗擊疫情的宏觀調控政策，加大貨幣信貸的投放力度，支持抗疫救災、復工復產等，“六穩、六保”各項工作任務均取得顯著成效。
“但除此之外，有無由於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出現的巨大調整，進而引發全球貨幣增加過多，並對中國的貨幣環境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呢？我認為是存在的，並且未來一段時間這種影響還會越來越大，表現也會越來越明顯。”於學軍表示。
貨幣政策的變化帶來考驗
於學軍認為，貨幣政策發生的變化對宏觀經濟發展及調控帶來新的考驗。
宏觀經濟最重要的調控手段是貨幣政策，而貨幣政策的調整變化最後都會作用到貨幣供應的增量變化上。綜觀近20年來中國貨幣政策操作，其基礎貨幣的投放與控制，從大的方面來看，一是受外匯儲備的增減變化影響很大；二是2013年之後新出臺的一些政策性操作工具，如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逆回購等。一般情況下，當外匯儲備處於不斷的增加狀態，就以收購外匯形成外匯佔款來投放基礎貨幣；當外匯儲備處於減少的情況下，就以其他政策工具投放基礎貨幣，並對沖因外匯儲備減少而收回的貨幣。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發以來，由於全球各國貨幣政策集體調整所帶來的貨幣環境的變化，人民幣由貶值壓力轉變為升值壓力，外資從流出轉變為流入，必然會對中國的貨幣管理形成多方面潛在的影響。這使基礎貨幣的投放渠道、貨幣特徵等也會隨著發生變化，並對宏觀經濟調控、資本市場、企業經營管理等都會帶來深刻的影響。於學軍表示，這種變化、影響，一般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短期內外界甚至很難把握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