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 90 年代的中國處在一個莫名的時代，許多抬首看天或者低頭思考的人，始終處在向歷史和文化邊緣滑落的陰影與壓力中徘徊，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詩人的死亡。
如果說，馮至、 艾青、 冰心、卞之琳等這些 20世紀中國詩歌巨星在 90 年 代殞落, 是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 屬於人們對於歷史自然逝去的無奈，人們尚能在無法接受中接受的話, 那麼, 自 1989 年以來的另一批詩人，海子、戈麥、 顧城、 徐遲、 昌耀等人的相繼自殺, 卻在讀者的心裡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他們對於世界未知的恐懼，他們是否覺得這個沒有存在的價值，對這個世界絕望，那些是不是都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看不見的顏色。
他們在肥美溫熱表象下感受到的沉浸在冬天的寒冷，看見繁複包裹下的根本貧乏；或者看到理想與死亡之間相互聯繫之處便是遙遠，於是執著理想，最後化為傾心於死亡；徐遲與昌耀是從高樓躍入深淵的, 直接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再忍受銳利的病魔, 但很多人知道，徐遲從網絡中看見了現代世界的夢魘;而昌耀, 很早以前具感受到了這個世界對於人性炙熱的烘烤。
詩人的死亡是有隱喻的，無論他們本身是否是這樣，當時當他們選擇這樣的方式的時候，就給別人某種暗示了。但是這種暗示不甚清晰，解讀意味也不盡相同。有人說，其間文化的流傷，源自於當時時代的不確定性。
在戲劇性變化、 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 詩的 “時代感” 變淡了， 你甚至不再像過去那樣能看見一波一波湧動的詩歌思潮，詩歌已經失去共同的興奮點，他們找不共同的人，他們沒有一起唸詩的人，詩歌變成了單個人對於世界荒誕的理解。
詩歌走進了黃昏與黑夜，詩人和詩篇一起被掃進無人的黑夜。
西川在一篇被不少人引述的詩集序言中提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國社會與他個人生活的變故, 使我意識到我 從前的寫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 他說:“我不得不就近觀看, 我的象徵主義、 古典主義的文 化立場面臨著修正。無論從道德理想, 還是從生活方式, 還是從個人身份來說, 我都陷入一種 前所未有的尷尬狀態。 ”
這種尷尬是可以理解的, 在某種意義上, 這正是五四文學的一支從文學革命走向革命文學 的原因, 多少熱血沸騰的青年面對 “尷尬” 分別奔赴了遊行的十字街頭或躲進了象牙之塔!
某種程度上說，詩歌在被那個時代拋棄的同時，詩人也在拋棄原本自己內心中的詩歌，然而拋棄不了，或者拋棄的時候過於用力，乃至長久以來形成的世界觀一瞬間崩塌時，連著將自己的精神也埋葬了。
海子《半截的詩》
天空一無所有
為何給我安慰
海子自殺時25歲，戈麥為此寫道：
對於一個半神和早逝的天才
我不能有更多的懷念。
顧城《寒秋》
枯葉在街上奔跑，
枯枝在風中哀嚎；
大地凍丟了它漂亮的綠衣，
期待著它溫暖的雪袍。
徐遲《我及其他》
我
日益擴大了
我的風景
我
倒立在你虹色彩圈的IRIS上
我是倒了過來的我
昌耀《烘烤》
烘烤啊
大地幽冥無
詩人在遠去的夜
或已熄滅
而烘烤將會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