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雙體實驗室陸續推出了《中國最先現代化轉型的兩門人文學科》《歷史學和文學的脫胎與重構》兩篇文章，分別介紹了中國傳統學科——地理學、語言學、歷史學和文學，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實現現代化轉型的過程。
相對於地理學和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和哲學這三門主要現代人文學科對應的中國傳統學問的現代轉型就困難得多了。這是因為它們與儒家經典和倫理規範結合得更為緊密，深受經世致用主導原則的約束。民國建立時，歷史學和文學大致已在第二階段擺脫經學的束縛而發展為新學科，只有作為義理之學的哲學研究，最後在第三階段才完成現代轉型。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教改課程設置中，如何擺放經學和哲學的位置常常是爭論焦點。當文學尚未實現現代轉型之時，經學和義理之學可以稱為“經學”或“道學”，放於“文學科”或“文學門”中；但是，二十世紀初當文學和歷史學開始現代轉型併發育為獨立學科時，就會發生很大困難了。困難在於，是否將經學獨立出來、又將其置於什麼位子。
相關爭論很激烈，一直持續到民初。
姍姍來遲的“中國哲學”
文/劉青峰 金觀濤
哲學義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之本，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觀察建立哲學學科的困難所在。
第一，可以從為“哲學”定名的過程，來觀察義理之學納入哲學研究的漫長而艱難的歷史。西方哲學本是最早傳入中國的人文學科。早在明末，來華傳教士傳入“Philosophia”（拉丁文，意為哲學）時，就留下了“斐祿所費亞”、“理學”（艾儒略[Giulio Aleni]）、“性學”和“愛知學”（傅泛際[F. Furtado]、李之藻）；十九世紀又有“智學”（花之安[Ernst Faber]）、“格學”或“學”（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等名稱；在學科上，西方哲學包含的眾學科也簡稱為“理科”。
這表明，一開始中國人是用儒學的理學來理解西方哲學的。最早將“哲學”與“Philosophy”對應的是日本學者西周，1881年《哲學字彙》把西周的用法確定為通用譯名。不久，“哲學”一詞傳入中國。最早使用“哲學”的中國人是顧厚焜，他奉命考察日本和南北美洲多國，回國後寫了多種出國考察報告，1888年出版的《日本新政考》使用了作為學科的“哲學”一詞。
雖然顧厚焜使用的“哲學”是指“Philosophy”，已與中國傳統理學分離了，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士人，包括王韜、康有為等談到涵蓋各學問義理及原則的大學問時，仍愛用“理學”一詞。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多次使用“哲學”一詞，僅書名中帶“哲學”的就有十六種；但哲學作為學科又被安排在該書第二卷“理學門”中，這一門包括十九類自然科學和幾門人文學科，即哲學、論理學（即邏輯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因為，在康有為心目中，經學高於哲學；他在該書按語中這樣說：“政治之學最美者，莫如吾六經也。嘗考泰西所以強者，皆暗合吾經義者也”；又說：“凡六經，皆經濟學書也”。康有為對六經的讚美並不是為防範保守人士的策略用語，而是真心話。正如陳黻宸所說：“儒術者，乃哲學之極軌也。”。
第二，從如何為經學和義理之學在眾多人文學科中定位的角度來觀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教改課程設置中，如何擺放經學和哲學的位置常常是爭論焦點。當文學尚未實現現代轉型之時，經學和義理之學可以稱為“經學”或“道學”，放於“文學科”或“文學門”中；但是，二十世紀初當文學和歷史學開始現代轉型併發育為獨立學科時，就會發生很大困難了。
困難在於，是否將經學獨立出來、又將其置於什麼位子。相關爭論很激烈，一直持續到民初。1903年張之洞主持制訂的《學務綱要》，取消並禁止設置哲學科，將經學列為眾學科之首。其理由正如管學大臣張百熙所說︰“蓋哲學主開發未來，或有廣志荒之弊”，“哲學置之不議者，實亦防士氣之浮囂，杜人心之偏宕”。而王國維於1903和1906年先後寫〈哲學辨惑〉和〈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書後〉兩文，旗幟鮮明地為哲學正名，反對大學取消哲學，並提出把哲學放入文學科目中的新方案來安置哲學。
在為哲學正名中，蔡元培是另一員戰將。1903年，他在《哲學解》一文說：“哲學者，普通義解謂之原理之學，所以究明事物之原理原則者。”由王國維和蔡元培對“哲學”意義的理解來看，在中西二分二元的第二階段，漢語中“哲學”已與理學區別開來了。但是，一直要到1913年民國頒佈《大學令》取消了作為主要學科門類的經學，哲學才真正成為獨立的現代人文學科。 而191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則是中國學者按現代學術規範撰述的中國哲學史。
第三，哲學作為西方傳入的現代學科，是否應該或能夠包括儒家義理研究，亦是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上述第二階段中西二分二元論思維模式中，是無法處理經學的。因為，儒學義理承擔君主制的政治合法性及社會秩序的合理性論證功能，經學是這一套政治和社會道德倫理的詮釋和註疏，它本身是一個完整而不能分割的主體。這樣，只有在持續兩千年的王朝政治崩潰、民國建立，經學失去其功能之時，才有可能把儒學視為中國文化的道德哲學，才可以整體地被納入現代學術規範，即這時它才能完整地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
民國建立不久，發生了重新估計一切價值的反傳統運動，否定儒家倫理超越現代理性的地位，用哲學範式來研究儒學才是可能的。正因為如此，在諸人文學科中，中國哲學作為現代人文學科核心地位的確立最晚，要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實現。
顯而易見，
一旦“哲學”不同於理學，則意味著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認識擺脫儒學的桎梏。關鍵詞統計分析可以佐證這一點，該過程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分析“哲學”一詞使用次數，可以發現兩個高峰，一個是1902年對西方哲學的介紹，另一個是1920年與新實在論、唯識論等有關的學界討論。第一個高峰意味著西方哲學不再屬於“理學”和“格學”。經第二個高峰以後，儒學的義理之學才被認為是哲學。中國哲學這一現代人文學科形成的過程表明：把西方哲學格義式地納入儒學窮理之學雖早，但意識到中國的“理學”應該是哲學的一部分卻步履維艱。新文化運動前，很少有把儒學視為哲學的言論；之後義理和中國古代思想才成為哲學研究對象。中國哲學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得以確立。但是，即使到1926年，胡適的觀點尚未被人文研究者普遍接受。傅斯年在致顧頡剛的信中，明確表示“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
本文原載《二十一世紀》2011年10月號，全文主標題《觀念轉變與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註釋從略。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配圖源自網絡資料，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