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高宏霞是风光无限的女足国脚，非典期间的香河基地，她和队友们是当时被保护得很好的那一批人，在严格的防护措施下封闭集训，备战亚洲杯和世界杯；17年后，高宏霞成为了一名广受好评的城管，新冠肺炎笼罩下的上海，她和同事们成为了保护这座城市的人，用严谨的态度和热情的服务，帮助市民解决顾虑。这位昔日球场上的铿锵玫瑰，已然成为抵御新冠肺炎战场上的防疫后卫。
疫线新铁卫
跟大多数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样，高宏霞2月3日就结束假期，回到城管队上班了。疫情当头，什么事都怠慢不得，加之中队好几名年轻队员被抽调去上海火车站参与防疫志愿者活动了，像高宏霞一样还留在队里的人便承担起了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
那会儿，高宏霞除了像平常一样处理投诉，还多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与联合街道一起按规定对部分小型餐饮店执行暂时封门的任务，不过随着复工复产有序地开展，这些店面也逐步解封，重新营业。
尽管任务种类有所增加，但好在这段时间的诉件较往年同期减少了很多，就算中队人力捉襟见肘，她也能自如地处理完每个案子，甚至一些原本就不在工作范围内的诉件，热心如她也统统联系了相关单位帮投诉人解决问题，“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执法部门是不分家的嘛。”
复工后不久，高宏霞和中队的领导一起去上海火车站看望了正在那里做志愿工作的年轻同事。“每个人都穿着全套的防护装备，只能从身高和体形辨认谁是谁。”高宏霞心疼道，“他们天天在车站工作不吃不喝工作六个小时，真的很辛苦。”
到火车站的时候，返程高峰已经过去一阵子了，又正好暂无没有列车到站，往日熙熙攘攘的南广场空空荡荡，视线所及几乎没有逗留的旅客，倒是一些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在给各个角落消毒，在人心惶惶的当下，这幅景象反倒叫人安心了起来。高宏霞后来想起，这样的场景她17年前在北京机场也见过一回。
2003年，30岁的高宏霞又收到了国家队的征召，上一年刚参加完釜山亚运会的她需要参加女足国家队在香河的集训，备战下半年的亚运会和世界杯。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这位身经百战的后卫没有流露出以往那样的喜悦之情，她有些发愁：因为患了甲亢的缘故，自己近几年需要大量服药，身体也变得浮肿，各项条件不比当年，虽然状态已经逐步恢复，但训练时还需要点特殊照顾，她担心自己不能在国家队有所表现。不过后来，在时任上海女足主教练林志桦的支持下，她还是收拾行李和上海女足队友一起踏上了前往香河基地的旅途。
那是2003年5月初，“非典”疫情仍未解除，首都尚属疫区，小汤山医院名声在外，一提到“去北京”，多数人闻之色变。
高宏霞一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奔赴国家队报到的，她们不仅需要降落北京机场，还得深入北京腹区做身体检查，待确认无恙才能入住香河基地。此前在收到国家队通知的同时，女足国脚们也被告知必须“全副武装”才能进京，口罩、眼镜、手套缺一不可。
在高宏霞的记忆中，从上海到北京的飞行和往常基本无异，“非典”似乎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妖魔，没有对自己的家乡产生什么影响，但当下飞机踏入北京机场，高宏霞才真正意识到“非典”这个两个字究竟有多骇人。
“偌大一个北京机场真的是空荡荡的，基本上看不到人。当时我们国家队的队医孟医生来现场接机了，他让我们赶紧把口罩戴上，搞得我们也很紧张。”高宏霞回忆道，那种清冷的感觉令她第一次对“非典”产生了恐慌情绪，“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要戴口罩。”
交流只靠电话，无聊只能追剧
回想“非典”那年，抵京的女足球员没有在机场多做停留，立即赶往了国家体育总局检测中心做胸透、验血和体温三项身体机能测试，全部确认健康后方坐上刚消毒过的大巴赶赴香河。
为了加强空气流通，大巴的车窗大都打开，就连逃生用的天窗也掀了起来。一路上，有的姑娘因为没买到更为厚实的16层口罩，只好叠戴两个12层口罩以求心安，全程被憋得满脸通红。
出于安全考虑，不是所有队员都和大部队一起去的香河。来自河南的范运杰选择了自驾，她千里迢迢地从郑州开车到香河，为的便是能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非典”的风险，时任主帅的马良行当时还赞扬了她的安全意识。
广东女足的几名队员则是在集训开始大约一周后才到达的基地，鉴于广东是北京和香港以外的国内第二大疫区，她们在到队的首个星期没有和其他队友合练。
“到了香河以后，队里也开了会，告诉我们这么严重的疫情下我们该怎么防治，怎么训练。”高宏霞印象最深的，是出于防范需求，大家得到了一项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待遇：从两人住一个标间变成了单人单间，23名球员被分别安排住在了两层。“那段时间住得是挺爽的。”高宏霞笑道，“在房间里很自由。”
虽说单人间的待遇足够享受，但禁止扎堆和串门还是让姑娘们在训练之余感受到了些许乏味，她们只好用看电视打发时光。
“反正我觉得在香河基地那日子，一个是挺苦的，因为训练的量比较大，第二个也挺无聊的，只有晚上回去休息的时候看看电视追追剧。”高宏霞记得很清楚，自己那阵子正在追一部名叫《美丽的日子》的韩剧，李秉宪和崔智友两人演绎的虐恋情深让她惆怅了好久。
除了住宿上的特殊安置，球队也向国脚们下达了诸如不许随便串门等临时队规，要求队员和教练或是队员之间靠电话交流，连平时常见的队内会议也都取消了。在一日三餐的问题上，队里也想尽了办法减少姑娘们之间的接触。
虽然香河基地的运动员餐厅足以容纳所有国字号球队同时就餐，但女足仍在保持分食制用餐方式的基础上，每天分两批去餐厅用三餐，平时能坐10个人的大桌也只容许最多坐三人，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都要保持在1.5米以上，吃饭前甚至还有专人监督队员们反复洗手。“当时我们吃火锅也是一人一个小锅，自己取了菜回到座位上自个儿吃。”
关于“非典”时期香河集训的记忆，最后归到了“枯燥”二字上，“确实那段时间好无聊，所以说我觉得那期集训日子非常长，因为训练比较苦，当时是真的觉得很难熬的。”好不容易熬到6月初发兵曼谷，大家才松了口气，“终于又能出国打比赛了。”
那年的泰国亚洲杯从6月上旬开始，当时国内的“非典”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距离危机的解除只有一步之遥。出发曼谷之前，姑娘们在国内做完了身体检查，拿着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的她们在曼谷机场没有被当地的卫生检疫部门为难，很顺利地入了境，没有被隔离。
“在曼谷的时候，马导有时也会和我们一起在酒店的露天泳池游泳，一些日本队员看到我们教练都喜欢得不得了，觉得他像中国版的高仓健一样。”高宏霞笑道，“这种事情我倒是记得特别深。如果当时被隔离在特定的酒店，氛围肯定不会这么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