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氣學巔峰
氣學由王廷相開山，經過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的發展，到王夫之為其大成。王夫之也是明末清初之人，同樣策劃了反清起義，失敗後加入南明政權被誣陷，後來回鄉著述講學，宣傳反清復明思想。可見氣學家們大都不僅是學問家，而且真正追求經世致用，言行一致。在學術方面，王夫之為有史以來著述最多的學者，有一百多種，四百多卷，八百多萬字。
王夫之為有史以來著述最多的學者
王夫之的學說充滿了辯證唯物的理性精神。他通過對儒道佛三家哲學的反思，建立了體系最完善的氣本體論哲學。王夫之繼承了張載太虛是宇宙本源的學說，並認為太虛是氣構成的，氣有連續性和不間斷性，“色何從凝？聲從何合？理從何顯？皆太虛一實者為之。是兩間無太虛也”。同樣他也認為物質世界是客觀存在的，可以從“用”的實在性來證明“體”的實在性。進一步他否認理學對理的抽象理解，認為“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讀四書大全說》卷十），認為理在氣中，理氣不分離。他堅持“天下惟器”（《周易外傳》）、“道在器中”（《思問錄》）的主張，批判了宋明理學家“離器而言道”的觀點。氣的概念發展到王夫之這裡，已經相當於辯證唯物主義中物質的概念了。
王夫之認為構成宇宙本源的“氣”，是不斷運動和變化的
再進一步，王夫之認為物質世界是運動和變化的，認為“太虛本動”（《周易外傳》）、“天地之化日新”（《思問錄》），氣沒有不動之理，運動是氣的根本屬性，氣和運動不可分，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氣的運動還表現在新事物不斷產生，舊事物不斷消亡的過程，簡直就是馬克思的前世。
接下來王夫之由提出了辯證法的方法論，認為此種日新的變化又表現為質變（“外生”）和量變（“內成”）。而這種變化其本源則要“歸於兩端”（《老子衍》），陰陽二氣密不可分對立而又統一。進一步王夫之支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始於合，中於分，終於合”，是一個正反合的辯證否定過程。最後他認為對立雙方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是互相轉化的。如此辯證法三定律也齊備於王夫之的理論。
中國儒家辯證法大多認為鬥爭是手段，是為了和，反對為鬥而鬥，沒鬥找鬥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不僅在其理論指導下指出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而且認為這種矛盾是好事，有利於社會進步。而且他提出了“奉常以處變，變而不失去其常”（《周易外傳·雜卦傳》）的常變觀，體現了超出時代的智慧。王夫之儘管同意矛盾的鬥爭性以及變的無休止性，但是他反對無休止的鬥爭，認為鬥和變只是手段，和和常才是目的。這是中國儒家自己的辯證法，對比傾向於機械化的外來辯證法以及建國後的歷次運動，其見解何其高遠！
氣學家主張入世，積極有為，反對消極出世
在認識論方面，王夫之則利用了佛家的概念“能”和“所”，並且逆佛家出世涅槃的思路提出要入世和有所作為。“能”是指人的認識能力，“所”是指能夠被認識的客觀世界。佛家認為“能”“所”之分是後天的虛妄，而王夫之則相反，認為“所”必須有其客體，“能”則必須有其實用，強調他們都是客觀存在的。“體俟用，則因所以發能；用乎體，則能必符其所”，王夫之認為人的認識是是通過與客體的交往而提高的，人的主觀認識是對客體的反映，認識的內容來自於客體，又反作用於客體，認識的內容必須符合客觀實際，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如此一個既唯物又辯證的認識論也建立了。
王夫之認為，知是為了行，提出“知行相資，並進而有功”
根據這種認識論，王夫之反對靜坐內求以及消極的反映論，認為要發揮心的主觀能動性，指出在認識過程中要注意“事之來”和“心之往”兩個側面，強調要發揮“心之往”的主動作用，才能如實反映外物。同時王夫之是一位可知論者，而且還對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係有所闡述，強調要“以心循理”。最後王夫之在知行的關係上，提出“知行相資，並進而有功”的知行統一思想，比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更進一步，更加有利於學習和實踐。從氣學家大多是理論家加實踐家中可以看出氣學的認識論確實不虛。
只有唯物主義者才有勇氣承認上古之堯舜，不過今日之土司
儘管王夫之強烈反對心學，但是他也受心學影響，加上他曾經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過，他對人類歷史產生了重新的審視。他認為今勝於古，以民為體。他一反前人對上古的盲目崇拜，認為上古之時的國家不過“今日川、廣之土司”，可謂精闢；“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可謂叛逆。
基於“理依於氣”的自然觀，王夫之提出“理依於勢，理勢合一”（《讀四書大全說》）的歷史觀。“勢”指歷史趨勢，“理”指歷史規律，他認為不存在超脫於歷史之理，歷史的規律必須從歷史中尋找，“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王夫之認為合理的歷史活動行程歷史的必然，“得理自然成勢”；客觀歷史有其必然之勢，理和勢都是客觀的，這就是“天”。
王夫之發現了歷史的廣義因果律，即總體的必然由具體的偶然而表現出來
歷史的具體表現是偶然性的，總體表現是必然性的。據此他指出秦始皇統一，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都是“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不可因為具體事件的偶然而懷疑歷史的必然，應該“推其所以然之由，辯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讀通鑑論》）。這種看法比今天活躍在各種講壇上的一些歷史學者高出多少！
中國古代歷史上明確的人民革命思想，在王夫之這裡誕生了
在這種歷史觀下，王夫之把民心與民情看成天理的體現，進一步說明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決定因素，是“人之所同然”或“人心之大同”，主張“即民以見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孟子、賈誼等的重民思想。接著他又認為“即欲以見理”，認為天理就在人慾之中。最後他晚年提出“均天下”和“公天下”的政治主張，最終認識到人民的革命主張，認為“天下非一姓之私，必徇天下之公，易吾共主，殺此有司，以抒吾怨”。在他的認識中，忠於誕生了革命的思想。
王夫之這種種早熟的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歷史觀，為清朝所封殺，直到晚晴才被革命黨人重新發掘，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身，為馬克思主義最終能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