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鍾南山院士的一段採訪讓所有CDC人員淚目。
他說：
“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只是技術部門，只能向上報，向地方政府報告以後，地方政府怎麼決定是地方政府的決定，CDC沒有權力再進一步做什麼。”
自疫情開始，CDC所有工作人員就奮鬥在一線，然而讚的寥寥無幾，罵聲卻一波高過一波。
從最開始質疑CDC沒有及時公佈疫情，到後來認為CDC忙著發論文延誤時機，似乎CDC成了萬惡之源。
那在這場無聲戰役中，CDC的人到底擔任了什麼角色，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現在是疫情防控最關鍵的時刻，大家都在一線奮戰，我這個老兵怎麼能當‘逃兵’？”
這是贛州市大餘縣CDC醫師蔣金波申請加入抗疫情隊伍時說的一句話。
非典、禽流感、豬鏈球菌病……蔣金波在家鄉大餘工作了38年，這些重大衛生事件他從未缺席。
這一次新冠性肺炎爆發之後，他又是第一個請纓上一線。
因為基層CDC人員短缺，蔣金波除了負責在隔離病房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還兼職當司機，每天往返火車站、汽車站、高速路口、超市等場所，進行防疫防控工作。
而在之前，蔣金波剛剛結束了大餘縣現場健康調查項目工作，每天早上5點多出門，晚上工作到23點，整整幹了20多天。
接著15號開始他又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沒想到大年初四，蔣金波就因勞累過度突發心梗，經搶救無效不幸去世。
原本再過兩年，蔣金波就要退休了。
“等退休後，帶著老伴出去旅遊。”
一輩子沒食言的蔣金波這一次卻再也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了。
蔣金波去世的十二天之後，黃岡市疾控中心張軍浩連續“抗疫”16天后突發心梗去世。
2月13日，長春市南關區疾控中心李謙，連日勞累突發心梗，搶救無效犧牲在工作崗位。
這個群體自一月份疫情發生以來，官方報道至少有7位工作人員倒在了一線。
但幾乎無人知曉他們是誰，是做什麼的。
“你是什麼時候發病的？接觸過野生動物嗎？到過哪些地方？14天內接觸過那些人？接觸的方式和程度？乘坐什麼交通工具去的醫院？”
這是上海疾控中心的流調人員孔德川，每天都要重複詢問無數遍的問題。
作為一個流調人員，他每天都要像福爾摩斯辦案一樣，把每一個確診患者的活動軌跡抽絲剝繭地調查出來。
這是一場和時間賽跑的比賽。
只有儘快準確掌握患者的活動軌跡，才能把所有密切接觸者隔離起來，才能更好的保護每一個人。
每次流調後，他要打上幾百個電話，說的口乾舌燥是經常的事。
辛苦些也還好，最困難的是如何讓患者想起所有細節。
畢竟人腦不是電腦，不可能立刻調出所有記憶，這也給孔德川他們的工作增加了難度。
對70歲的確診患者桂芳奶奶進行的流調，那完全就是個讓人無從入手的案例。
“她是上海本地人，獨居、不愛社交，近段時間沒出過上海，也沒有接觸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邊也沒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狀。”
老奶奶是到底怎樣感染上病毒的呢？
孔德川和同事們已經反覆8次赴病例涉及地點調查，排查了120餘人的信息，卻還是找不到任何關鍵的傳染地點。
老奶奶的流調工作，就像一樁疑案，壓在了孔德川的心頭。
而最讓孔德川他們擔心的是，調查時間拖延越長，就會有越多人被感染。
孔德川一次次去和老奶奶和家人對話，然而卻一次次無功而返。
最後一天晚上，老奶奶的家人終於記起來：
老奶奶去公共事業服務中心辦業務時，還有一個人就在他們身邊。
而這個人，就是一名確診患者！
真相終於大白！
接到電話後，雖然已經夜裡十點，但孔德川不敢耽誤，二話沒說，馬上穿好防護服就去了流調現場。
對於他們而言，這又是一個不眠的夜晚。
作為距離病毒最近的人，大慶某疾控中心的劉丹每天都身處在CDC“最危險”的地方。
“採樣需要和被採人面對面，採樣的過程倘若被採樣人感到不適，一旦嘔吐、咳嗽產生的飛沫就直接濺到護目鏡或者身體上，大量的病毒噴湧而出。”
每次採樣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驗，稍有不慎，她就是下一個感染者。
N95醫用防護口罩、護目鏡、防護靴、乳膠手套、密封嚴實的防護服……
每次採樣，劉丹都要把自己包得像個粽子，往往還沒動就是一身汗。
去居家採樣有電梯的還好，就怕遇到無電梯、高樓層的情況。
第一天上門採樣時，劉丹就遇到了一戶住在9樓的人員，穿著厚厚的防護服爬到九樓，她就因為缺氧吐了。
為了不浪費防護服，口罩髒了，她也要忍著繼續採樣。
其實這些辛苦都不算什麼，和被採樣人的溝通才是最難的。
許多人不理解，不願意被採樣，各種刁難，甚至拿言語羞辱他們。
有一次，是去一名姓夏的女士家裡採樣。
當劉丹來到夏女士家時，夏女士死活不給開門：
你們別進來，你們全身都髒，你們都是病毒！
她一定要劉丹站在她家樓下，她從樓上親眼看著他們換上新的防護服才答應採樣。
黑龍江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劉丹只能在寒風中，脫下防護服，最後才順利採到樣本。
劉丹已經記不清自己到底給已經給多少個新冠肺炎可疑病人進行採樣了。
這些委屈，劉丹從來沒說過，都是本職工作，有什麼苦可以訴呢？
對於劉丹而言，最煎熬莫過於對親人的思念。
劉丹的孩子才剛五個月，本來她還應該在休產假中。可是因為疫情，她義無反顧提前返回到工作崗位上。
劉丹的老公是醫生，他倆都在一線奮鬥，已經很久沒回家了，孩子只能由老人幫忙照看。
每次視頻，看到孩子咿咿呀呀的樣子，劉丹都忍不住偷偷落淚，然而饒是如此，她也從沒有申請過一天休息。
她心中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疫情快點結束，再抱抱孩子。
採樣工作危險，檢測工作的風險也絲毫不低。
平谷疾控中心微生物科的常建華是一名老CDC人，他總是把高風險的檢測環節留給自己。
常建華總是說：做檢測工作一定要細緻細心，容不得半點馬虎。
自從疫情發生後，常建華就幾乎沒怎麼睡過覺。
每出一份檢驗結果要經過14個檢測步驟，他常常是在凌晨1點多完成檢測，之後再消毒、寫檢測報告，幹著幹著就快天亮了。
他吃住都在單位，困了就去眯一會，醒來接著幹。
記得疫情來臨的時候，88歲的老父親叮囑他：
“國家的事重要，咱家的事你就別惦記，把工作幹好就行。”
儘管如此，常建華內心還是充滿了很多對於家人的愧疚之情。
自從被分配到消殺組，丁曉宇永遠是朋友圈裡步數最多的人，常常三四萬步。
整個CDC工作中消殺算的上最苦最累的活了。
城市中各處的公共場所，確診患者、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觸者活動過的區域，居住地，這些地方的消毒工作都歸他們。
丁曉宇今年已經58歲了。他本來和女兒在浙江一起過年，但是疫情發生後，他就連夜趕回了自己的崗位上。
雖然年紀已經很大，他卻總是衝在前面，到現場進行消殺。
一般普通人爬幾層樓就要累的不行，丁曉宇每天都要揹著幾十斤重的噴霧器，穿著密封防水的防護服，戴著口罩，穿著水靴，樓上樓下進行幾個小時噴灑消毒。
有一次，他揹著三十斤重的噴霧器去一幢二十六樓的高層進行消殺，走下來之後，丁曉宇一下子癱坐在地上。
夜間溫差很大，護目鏡上總是一層霧氣，雖然走起路不方便，但是丁曉宇還是和年輕人一樣值夜班。
每天完成消殺工作，往往都已經夜深人靜，睡不了幾個小時，丁曉宇又要早起繼續幹。
晚上回到賓館，因為走路太多，他的腳常常腫到不行。
最後，還是單位給他下了強制休息書，他才休息了兩天。
可很快，他又回到一線崗位上，和大家一起戰鬥。
說實話，如果不是這場疫情，很多人都不知道“疾控中心”這個名詞。
直到這次疫情突發，大家才突然注意到這個被忽略的機構，但真正知道疾控人在這場疫情中做了什麼的，寥寥無幾。
微博上曾經看見一段話很有感觸。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強硬的把一些事情附上自己所謂的一些意義，把一些人強行的拔高，塑造出高尚純粹的人設，可其實這樣或許真的沒什麼意義。”
對於疾控人而言，他們從沒想過當英雄，他們不過是平凡崗位上的平凡人。
疫情到來後，整整四十多天他們都沒有休息過，而這樣的狀態還不知道要持續多久。
工作中，他們被誤解過，也被無視過，甚至被謾罵過。
儘管如此，卻從沒有人有抱怨，也沒有人退縮過。
他們明白，生而為人，就要擔負起自己的那份責任。
基辛格在《論中國》中說：
“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
疾控人也是那群勇敢的人。
有網友說：通過這次疫情，才發現目前我國公共衛生防禦系統欠缺太多。
也有人比喻，如果說國家是一艘巨輪，疾控中心就是瞭望塔，防止公共衛生這艘巨輪觸礁。
現在，是時候，重視這個瞭望塔，重視這群瞭望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