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沉日落雁聲哀，疑有驚風暴雨來。換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斷頭臺。”這首《秋月》出自女詩人關露，詩中字字懇切，詩人為了革命事業不懼犧牲的精神令人動容。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關露初以才女驚世，後潛入敵營默默戰鬥，於國於家，她犧牲了所有。
但等待她的不是榮光，她被詆譭、被唾棄、被迫害。才女？漢奸？特工？哪一個才是真實的關露？
心繫國家興亡的才女
其實“關露”是筆名，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但後人多記得她的筆名，我們也就以“關露”稱呼她。關露出生於書香門第，父母開明的思想給了年幼的她以啟迪。
傳統觀念認為女子無需才學，只需修養德性嫁得好夫婿，日日相夫教子即可，而母親卻教她“學有所成，自食其力，依靠自己的能力在世界立足，尋求自由平等的婚姻”。關露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慢慢長大，追求獨立自由的人生。
不幸的是，父母並未陪伴關露多久。父母離世後，關露只能與外祖母和姨婆共同生活。經歷了新思想的洗禮，關露很難與她們融合，雙方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28年，關露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後來轉入文學系學習。
關露在校園裡與眾多進步青年交流思想，這期間她的文學天賦開始展露。關露的處女作《餘君》一經發表，立刻引起文壇轟動，此後關露以一發不可收之姿創作出一篇篇膾炙人口的文章。關露因此以多產聞名文壇，與“潘柳黛、張愛玲、蘇青”並稱為民國四大才女。
關露的文字從不侷限於小家小愛，她的作品中飽含出對國家興亡的深刻關切和展示英烈的歌頌讚揚，
她對國家的深情可見一斑。1932年，受愛國主義思潮的感召，關露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為一名革命戰士，開始了她漫長的革命歲月。
揹負罵名，為民族而戰鬥
在1937年上海淪陷後，關露堅守革命陣地，誓與上海共存亡。雖然上海已經失守，但她仍要利用宣傳陣地鼓舞群眾的革命鬥爭。1939年，關露接受了改變她一生的任務。香港負責中共在淪陷區情報系統的潘漢年讓關露潛伏於汪偽政府特工總部策反副主任李士群。
從此關露成為混跡汪偽政府的紅人，與眾多特務周旋。但她昔日的朋友都對她分外不解，認為她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小人，只知在投機中獲得榮華富貴，根本不顧之前的豪言壯語。關露實在無暇理會這些負面的聲音，她使用一切手段靠近李世群，企圖獲取他的信任。
在兩年的相處後，關露在一次秘密會談中與李世群進行深入交流，成功說服他轉為為我黨工作。此後李世群利用工作便利，為我黨提供了不少日偽的軍事部署情報。
關露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此時她收到了來自上級更為重要的一個任務：接洽日本“Z翼”分子佐藤俊子，出任《女聲》雜誌編輯。《女聲》雜誌是日偽政府在淪陷區創辦的唯一一份中文報紙，關露便利用這一職務，為我黨秘密獲取情報。
關露在任《女聲》雜誌編輯期間需要一邊迎合佐藤俊子，一邊配合發表當時我黨地下工作者的文章，在暗地裡宣傳反帝愛國思想。關露還曾受邀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根據上級指令她必須出席。
事後活動照片登報，關露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口誅筆伐。關露點燃了國內愛國主義者的憤怒，他們稱她為無良的“漢奸文人”，指責她在國土淪陷時投身敵國份子的懷抱，絲毫不顧故國之恩。
一時間唾罵關露的聲音不絕於耳，任何難聽的話都能強加在這樣一個潛伏工作者身上，關露苦不堪言。而她又不能將長期的秘密工作和盤托出，更不能讓之前的隱忍前功盡棄，她只能等待，等待昭雪的那天。
入獄、平反、結束殘生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時我黨迅速展開行動營救處於國民政府鋤奸名單上的關露，挽救了精神瀕崩潰的她。正在解放區進行整風運動時，關露收到了來自戀人王炳南的絕交信。王炳南是活躍在國際的愛國分子，兩人結合受到諸多阻撓，他不堪忍受戀人是漢奸的精神壓力。
此後關露一蹶不振，在重度抑鬱中渾渾度日。而在潘漢年送來資料證明關露的潛伏身份後，關露的名譽才得以恢復，她的病情才一天天好轉。然而關露沒想到，她受過的苦難並未轉化為來日的光明，反而迎來了絕無僅有的黑暗。
新中國成立後，潘漢年遭受迫害，曾經被他證明清白的關露自然也成為了重點審查對象。從1955年至1975年，關露兩次入獄，失去了十年的自由。在獄中，關露的心理建設面臨崩塌，她不明白她犧牲了一輩子幸福終究換來了什麼。誤解？壓迫？還是慘絕人寰的摧殘？
出獄後的關露筆耕不輟，她四處奔走來為自己洗脫罪名。1982年3月，我黨終於為關露發表平反聲明，關露已經75歲高齡。正義來得太遲，逝去的時光無從彌補。關露終於沉冤昭雪，她已失去了活下來的意志。
革命事業已成，個人聲譽挽回，戀人離她而去。幾個月後她在狹小的房間裡服用安眠藥自殺，她身邊還留著王炳南的照片，題有“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痴”。夏衍曾說：“解放後30年關露內心一直非常悽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為了革命事業，關露終身未嫁，幾段感情也因為身份所礙無疾而終。為了民族大義而犧牲自我，卻未被理解，她始終是苦的。作為當之無愧的英雄，關露甚至都沒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我們終究虧欠了她太多太多。
文/羽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