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災害常伴瘟疫,誰能詳述下古代災害後的瘟疫?

浮生一歲月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自然災害後為什麼會伴有瘟疫!

在古代,我們的醫療能力是有限的!畢竟那時候並沒有正規醫院,而一些比較出名的醫院,在處理這樣的事件時,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再加上通訊系統的不發達,當自然災害來臨時,當地的只能部門可能已經癱瘓,又有誰能把這個消息傳達出去!這樣在屍體沒有及時處理的情況下,很可能產生大量的病毒!

其次,自然災害很可能,造成糧食緊缺。人們在沒有糧食的情況下,很可能為了充飢而飢不擇食,這樣也可能造成病毒的感染,而傳染!



一陣狂風吹過來


俗話說:大災之後,必有大疫!歷史上,許多王朝的毀滅都或多或少與災疫有關。以明朝為例,明末適值17世紀危機的小冰河時期,異常寒冷的氣候導致水旱、蝗、鼠疫等災害頻發,加之稅賦嚴重,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甚至有史家認為,明朝實際上亡於災疫。下面我們重點分析下,為什麼自然災害常伴有瘟疫產生。

第一,從生產力發展水平來說,古代的醫療、衛生水平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專業醫生極度缺乏,地方上的醫生多半是自學成才或是沒有多少實學的遊方郎中。第二,對於災害的認知度十分有限。第三,古代的交通及通訊能力極不便利,向上彙報災情極為費時。而後兩條的原因,都會導致國家與社會的救助與防護相對滯後,從而錯失撲滅災情、疫情的黃金時期。


以下,我主要以水、旱、蝗災為例,列舉下明代大災之後,大疫隨之而來的情況。

1. 水災。一般來說,水災越頻繁,持續時間越久,涉及範圍越廣,造成的破壞越大。與之相對應,死亡的人數也會越多,瘟疫也越容易爆發。如河南襄城,在崇禎五年六月十九日爆發了大水,死了很多人,到了秋天便爆發了瘟疫。

2. 旱災。明代曾頻繁爆發旱災,許多年分糧食顆粒無收。成化十二年時候,山西高平縣就爆發了大旱,餓死了很多人,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象。因為死人過多,又造成了瘟疫,許多村莊都成了鬼村。

3. 蝗災。蝗災與旱災基本上結伴而行的,大旱多容易產生蝗災。蝗災的影響與旱災也較為類似,也是糧食減產,人民多餓死,從而導致疫病爆發。茲不贅述。

以上是我的回答,希望可以讓你滿意。


碧落曉藍說歷史


“七步成詩”的大才子曹植在《說疫氣》中寫道:“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yì],或覆族而喪。”

他記載了東漢末年的一場疫情,那一年的瘟疫大流行中,每家每戶都有人死去,甚至有的全家、全族都死絕。

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是魏文帝曹丕的好友,就險些被這場瘟疫一窩端了,曹丕在給吳質的信裡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四人死在這場瘟疫中,曹丕感慨痛惜於親朋遇難,知音難再得。

疫病的歷史就是人的歷史,大概是這樣的記憶太慘痛,所以每個民族最早的文字中都留下了傳染病的記錄。

殷商時期,我國出現了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甲骨文的內容大多數是古人占卜的卜辭,其中就出現了關於疫的記載,卜問商王是否染病?這種病是否會蔓延?並且明確記載了許多傳染病的名稱,如瘧、疥、蠱等,這是我國關於傳染病流行的最早記載。

有疫病自然要醫治,但傳染病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人類對傳染病真正原因的認知,要到17世紀後葉,荷蘭人列文∙虎克用顯微鏡觀察到細菌之後,古人對疫病的認知難免要怪到鬼神身上,或者說陰陽四時不調和所致。

我國最早的醫書《黃帝內經》成書於戰國到漢之間,作者假託黃帝,就說到了瘟疫的防治。

黃帝對岐伯發問:“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就是說,疫病相互傳染很厲害,沒辦法救治患者,怎麼樣才能不傳染呢?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 ”

岐伯說,不感染的關鍵是“正氣存內”,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理解,人的健康狀態好,免疫力強,就沒事。後面岐伯還提供了幾種防疫的方法,一種是靠氣功,想象五種不同顏色的氣在五臟中運行,五氣護身就可以百毒不侵,這就不太靠譜了。

我國對傳染病的記錄從甲骨文算起,有3000年的記錄,見於正史中的《五行志》、地方誌、檔案實錄和其他的一些類書、醫書和筆記等。

有人統計了從春秋到明清的2681年間,發生疫災的共有669年,平均每4年一次。

大體而言,疫災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高峰期,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具體的原因有氣候寒冷,五胡入華導致的天下大亂,征戰不休,還有自然災害頻發,一般說來戰爭和饑荒後很容易爆發瘟疫。

中國的人口數在西漢最高達到6000萬,三國時人口2000萬,東晉時降到800萬人口,瘟疫顯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曹操在詩裡說:“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是慘痛的真實寫照。

第二次瘟疫的高發期是明清時期。主要原因是隨著生產力發展,玉米、番薯這樣的高產作物傳入,人口數量上升,明朝人口數達到2億,清朝更是增長到4億人口。人口密度增大,流動性強,為疫病傳播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縱觀中國古代瘟疫史,疫災的發生頻率是長期上升的。

文明愈發達,疫災愈繁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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