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規定的地點即設有圍牆的坊市內從事交易活動。坊市閉門以後及開門之前，無故行走者將受到被打20鞭子的處罰。
到了宋朝，由於商業活動增加，城市佈局已打破了唐代坊市界限，城鎮和鄉村集市均可隨處擺攤開店，營業時間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明令保護。乾德三年，宋太祖就專門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由於朝廷的保護，城市小販更加活躍，“大街買賣晝夜不絕”。這時候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樣會遭遇今天相同的問題：商販侵街，影響市容交通。於是宋朝也設立了“城管”部門。
宋代的“城管”，叫“街道司”。他們的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而不是成天驅逐小商販，追雞攆狗。在宋朝,像宗澤這樣的城市管理者,在非戰爭年代,主要職能不是招商引資,而是維護市場秩序、城市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城管是當時政府的主要工作內容。據考證,宋代城管的職能相當多,類似於集納今天的警察、環衛工、稅務員、消防員、物價檢察員、工商執法人員……反正一上街,大小事等均得管。他們當然也得管佔道經營什麼的,但絕非他們工作的重點,他們更多是綜合執法。據考證,“街道司”的成員一度由士兵擔任,史載汴梁城中,就有500士兵組成的城管大隊。他們比起唐代的監市,明顯更有戰鬥力,遇到類似流氓無賴,也可制伏。北宋初期,戰亂未起,城市商業更加發達,《清明上河圖》即是最好見證。商業的力量必然引導著人們往熱鬧的地方匯聚，競相開設商鋪、侵佔街道，各種“違章建築”層出不窮，在當時，這叫做“侵街”。因為侵街嚴重，以致“坊無廣巷，市不通騎”。
面對商業城市發育初期的秩序混亂，宋朝政府專門設立“街道司”，介入對城市秩序的維護，乃至動用強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築物，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便“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
為適應蓬勃發展起來的街市，宋政府還在街道兩旁測量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但不得侵出紅線之外。現在看《清明上河圖》，在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致妨礙公共交通。這樣在城市“面子”與老百姓的“肚子”中,找到了平衡。
最後，對皇城擴建、皇帝出巡可能導致的拆遷，宋代君主表現得比較剋制。如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欲廣宮城，詔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罷”。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車駕行幸”，儘管當時街道狹窄，仁宗卻沒有下令拆遷、封路什麼的，而是簡化了儀式，“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在等級森嚴的皇權時代，這簡直有點不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