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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詩書耕讀泗水濱
劉向，原名劉更生，字子政，漢室宗親。高祖劉邦四弟楚元王劉交玄孫，劉交子紅懿侯劉富，劉富子光祿大夫劉闢疆，闢疆子大宗正、陽城侯劉德，劉德子即劉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1]劉向像
劉歆，字子駿，劉向少子，建平元年改名劉秀，字穎叔。《楚元王傳》：“(向）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
劉歆與王莽關係密切，“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王莽傳》“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後來劉歆謀反事洩，自殺。
一．校理群書
秦火之厄給文獻的流傳造成了不可磨滅的損失，直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嘆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文獻經過西漢一朝的收集，已經“蔚為大觀”了。
《漢書·成帝紀》記載，河平三年，因國家藏書散亡，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由劉向總其成。
哀帝時，劉向未竟其業而亡。哀帝覆命劉向之子劉歆繼承父業。劉歆在劉向《別錄》基礎上，總括群書，刪繁就簡，編為輯略、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略等《七略》七卷。劉向父子兩代用二十餘年時間，終於完成了國家圖書的校理工作。
現在流傳的《戰國策》、《荀子》、《晏子》、《管子》、《鄧析子》、《韓非子》、《列子》、《說苑》、《山海經》、《左傳》、《周禮》等書，均為劉向、劉歆父子校勘整理過。
《呂氏春秋·察傳》說：“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讀書亦是如此，必須選擇可靠的版本去讀，去學習才不能有準確的把握。劉向、歆父子校理群書的工作，給我們留下了可靠的版本，其功勞不可謂不大！
二．始稱“校讎”
“校讎”也稱“校勘”，是文獻學專業的核心技能之一。所謂校勘，就是藉助有關理論和知識，運用相關文獻比對、考訂的方法，以極其審慎的態度，校正古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種種錯誤。
“校”見於《國語·魯語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校讎”始見於劉向《敘錄》，李善注《文選·魏都賦》引用《風俗通》按劉向《別錄》“校讎，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
古文獻錯亂的情況，主要有“誤”、“脫”、“衍”、“倒”四大情況。誤，即訛誤，也就是文獻流傳過程中產生的文字錯誤；脫，即脫漏，也就是文獻流傳過程中遺漏的文字；衍，即衍文，也就是文獻流傳過程中多出來的文字；倒，即顛倒，也就是文獻流傳過程中文字顛倒錯亂的情況。校勘的工作，就是訂正這些錯誤。
劉向歆父子校勘主要有“廣備眾本，互相參校”“校字句，正脫誤”“校重複，定篇章”“延請專家協助”等特點。為後世校勘工作帶了個好頭。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陳垣先生在其著作《校勘學釋例》中歸納總結出實用、全面的“校法四例”，即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的“對校法”；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的“本校法”；以他書校本書的“他校法”；按照道理定是非的“理校法”。
校勘之後，對原書進行整理，並標出所要校勘的字詞句，也就是“出校”。錢玄《校勘學》將出校的方式歸納為三種：根據校勘的結果，把底本的錯誤，改正過來，成為一本定本，在注中作校記的“定本式”，比如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不改動底本，在注中作校記，或書後附校勘記的“底本式”，比如中華書局標點本《資治通鑑》、阮元《十三經注疏》；不錄原書全文，只錄校記的“札記式”，如王念孫父子的《讀書雜誌》《經義述聞》。
三．目錄之學
“目錄”之“目”，指單書的篇目和群書的目錄，《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的敘傳，就可以認為是一本書的目錄。“目錄”之“目”的本意，應當來源於“綱目”，也就是漁網中的“網眼”，《尚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就是這個意思，“綱舉目張”也是這個意思。目錄學，也是文獻學專業的核心技能之一。
《漢書·藝文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我們至今還能看到劉向當年給皇帝上奏時所寫的“目錄”。
我們所能看到的劉向所著的《列子》書錄，第一部分主要是校勘確定的篇目名稱及順序，第二部分介紹校勘的過程及側重點，第三部分介紹本書的思想及作者，第四部分介紹本書的流傳。他的這篇書錄，當是校勘之後的總結工作。
後來劉向將一本書的單書書錄彙總成冊，寫成《別錄》一書，劉歆整理《別錄》成《七略》，即將書目整理成《輯略》（總章）、《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有時也稱“數術略”）、《方技略》七部分。《別錄》和《七略》都是群書目錄。可惜由於年代久遠，這兩本書都沒流傳到現在。但是班孟堅在編寫《漢書·藝文志》時，將劉歆《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將《七略》的內容整理到了《漢書·藝文志》中，才使得我們得以一窺其面貌。
章學誠《校讎通義序》：“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語此。”“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八個字，正是中國古文獻目錄的特點和優良傳統。張文襄公的《書目答問》就是以目錄的形式，告訴我們學習的次序、緩急。我們在學習的時候也是要按照順序去學，才能學有所得。近代以來學科分科，使得很多學科支離破碎，難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2]河流流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四．移讓太常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央設立“太學”，立五經博士，自此漢朝將“經學”作為其統治思想。然而漢朝所設立的五經博士，大多為今文學派；而對於孔壁《尚書》《逸禮》以及秘府所藏的《左傳》等經典的研究並未能設立學官，古文學派一直處於民間地位。五經博士的設立，不僅僅是學術思想之爭，更關係著每位研究者的“正統地位”和“升遷之道”。於是漢朝學術最大特點的“今古文之爭”就爆發了，而哀帝建平元年劉歆所上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則是今古文之爭的矛盾巔峰。
[3]董仲舒像
劉歆認為太常博士們“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認為古文“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皇帝應當將古文學派立為學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然而，西漢的官員，大多是今文學派的弟子，因而劉歆的建議，未能被哀帝採納。後來劉歆作了王莽的國師，曾一度將古文派立為學官，然而隨著新朝的滅亡，古文派學官也隨之被廢除。
東漢章帝鑑於今古文思潮繁雜，為鞏固封建統治，統一學說，召開白虎觀會議，制定《白虎通議》，極大削弱了古文經的勢力，也標誌著漢代經學由盛轉衰。兼通今古文經的鄭玄採用混雜的方式註釋經典，使得漢代今古文經之爭在形式上結束。
晚清以皮錫瑞、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與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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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宋本漢書》《宋本後漢書》，國家圖書館影印本
[17]王承略· 《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感謝秦芳同學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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