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以來，包拯的好官形象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得了一個“包青天”的稱號，然而查詢歷史之後，我們會發現包拯被褒獎的程度已經遠超了他所做出的功績，在真實的歷史上，包拯的職位、政治作為、文采詞藻等都比他同時代的幾位同僚都要差上許多，而那些人的名氣卻都沒有包拯大，在百姓們心中的地位更是比不上包拯，這種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包拯的個人形象，在民間百姓們的心中，包拯是一個忠於君主、孝順父母、懲罰惡人、明察秋毫、 救百姓於水火的清官形象，細看一下包拯幾乎包攬了所有官員應該具備的美德，在他身上發生了一系列的神奇故事，甚至還曾做過宰相。遺憾的是這個完美形象並不真實，歷史上的包拯要略微遜色一些，不過的確是一個清正廉潔、嚴格奉公的好官。
包拯是安徽合肥人士，早年就展露鋒芒，考中了進士，朝廷先後兩次給他下了聘書，聘請他擔任建昌和和州的稅務官，不過他秉承父母在不遠行的原則，一次邀請也沒有接受，等到他父母離世之後，他才願意出任長天長縣的知縣一職，此時他已經39歲了，在任後不久就破獲了著名的“牛舌案”，此後又憑藉業績多次得到升遷，後來升任為監察御史。
在做監察御史的時候，他不畏懼權貴，上書阻止了將要給予張貴妃伯父的節度使、宣徽使之位，提出了抵禦外敵契丹的策略，等到他擔任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的時候，直接要求廢止一切從宮裡下達的加官進爵的皇恩任命，相當於剝奪了皇帝“激動犯錯”的權利，他甚至還手抄了魏徵的經典奏疏放在皇帝的龍椅邊，以此來鞭策皇帝。
包拯的剛強果斷和剛正不阿震懾了一批又一批的皇親國戚，降低了皇親國戚犯罪的概率，也由此得到了老百姓的愛戴，當時在京中還有人編了民謠來歌頌他，在他因病去世後，皇帝追贈他為禮部尚書。不過以上所述都無法使包拯的名聲傳承至今，真正使包拯名垂千古的事情發生在他去世之後。
在包拯去世之後，宋朝的新興市民階層將他的辦案事蹟寫入了話本小說，如《合同文字記》就講述了包拯解決一項財產糾紛案的過程，另有《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講述了包拯通過解謎語來幫助鬼魂申冤的故事，從第二篇就可以看出來話本里已經摻雜了鬼怪之說，後來又經過茶樓酒館說書先生們的講述，包拯的藝術形象就這樣初具雛形了。
與包拯有關的文學作品在明代中後期達到了頂峰，像《龍圖公案》一類的小說已經將包拯的故事擴展到了上百則，其中自然有許多案件並不是包拯破獲的。在元朝的時候，雜劇逐漸火熱，觀眾多是底層百姓，他們飽受欺壓，迫切需要一個為民做主的好官做偶像，“包拯”就再一次出現在了《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和《叮叮噹噹盆兒鬼》等作品中，在這類作品中，包拯已經不僅僅是審理民間冤案的官員了，還要“兼職”處理陰間的案子。
到了清代，又有了關於包拯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如《龍圖耳錄》和《七俠五義》等，新中國成立之後，也出現了不同劇種的包公戲，最著名的就是京劇中的《鍘美案》，雖然劇情純屬虛構，卻深得觀眾的喜愛，如今的影視劇就更厲害了，直接補充出了包拯少年時期的故事，如此看來包拯已經幾乎完全從一個歷史人物轉變成了文學影視人物。
如此看來，包拯的形象多是後世人塑造出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包拯本人的確是一個好官，而包拯形象轉變的現象也表現出了這樣一個道理：歷史人物存在的其中一個意義就是要教導人們向好的方向發展，好人可以流芳千古，壞蛋只能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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