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6日，香港鳳凰衛視名牌欄目《世紀大講堂》邀請山西作家、文化學者王進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堂世紀大廳開講《解密晉商文化》。
鳳凰衛視著名節目主持人曾子墨與北京大學兩百多名師生現場聆聽了王進的精彩演講。北京大學百年紀念堂，是國學大師展示風采的最高殿堂。香港鳳凰衛視，是面向海外宣傳中華文化的主流媒體，其《世紀大講堂》欄目曾經邀請李敖、餘秋雨、王魯湘、余光中、劉心武等多位文化大師做客北京大學百年紀念堂，開講中華文化，在海內外影響很大。王進多年來致力於三晉文化特別是晉商文化的研究，寫出了三百多萬字的作品，包括晉商文化長篇小說《財雄天下》、晉商文化系列專題片《晉商大院》等，曾經最早與時任祁縣縣長的曹煜、縣委宣傳部長榮貴等人策劃了電視劇《喬家大院》，並曾多次接受中央電視臺、南方週末、鳳凰衛視等海內外媒體的採訪，對晉商文化的研究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曾子墨：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裡是思想的盛宴，這裡是學術的殿堂。在200多年前，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群體，他們憑藉著自己的智慧、勇氣和獨創的精神，不僅獲得了“海內最富”的榮譽稱號，而且還讓當時的山西當之無愧地成了中國的金融和貿易中心，這個群體我們稱之為“晉商”。那麼，晉商為當時的中國貢獻了多少的財富，晉商又是如何形成的，晉商文化有著怎樣的特點？今天的《世紀大講堂》有關這些話題，我們就很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作家王進先生，歡迎您。
首先帶大家一起通過大屏幕認識一下王進先生。
王進院長
王進先生1968 年出生于山西太原，他保留了很多60年代生人的特性，比如說上個世紀80年代，他曾經經歷過詩人的生活，所以至今依然保留了詩人一般的理想情懷，有針砭時弊的性格。而且當過教師、公務員、旅行社經理，有小說《財雄天下》等很多部作品問世。對本土文化的熱愛，讓王進先生多年來執著于山西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200多年前創造了海內最富奇蹟的晉商，無疑也成為了他最為關注的典型群體。
曾子墨：王進先生，您自己也是一個山西人，其實即便是對山西本土文化熱愛，可以有很多的方面，為什麼會選擇晉商來作為您特別研究的對象呢？
王進：這些年我致力研究晉商文化，有兩條原因：一條原因，晉商現在是影視劇追捧的熱點題材，過去張藝謀在喬家大院拍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不僅炒紅了鞏俐，也炒紅了喬家大院。這些年來又有一部分晉商大戲上演，比如說《龍票》，比如說《白銀谷》，尤其是《喬家大院》，非常地火爆。第二個原因，我之所以關注晉商，主要由於我們山西這個地理環境、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一批財富英雄，給我們帶來很多文化思考。
李家大院
李家大院
曾子墨：之前您作為山西人，生活在山西，瞭解晉商的這些故事嗎？
王進：瞭解，因為我從小是在這個環境中耳聞目染長大的，我們家在晉中，離孔祥熙的老家不遠，孔祥熙呢，當時娶了海外華商宋耀如的女兒———宋藹齡，當時宋藹齡看不起孔祥熙，認為他是山西的一個小土財主。結果她去了婆家一看 呢（孔祥熙娶了宋藹齡以後，宋藹齡就跟著他回了一趟山西， 這是100多年前的事情），去了以後發現，在名不見經傳的一個小縣城裡，竟有八家全國有名的票號總部都設在這個城裡，這個縣叫作太谷縣。這裡票號林立，匯通天下，風雲突變。當時太谷城，可以這麼講，太谷城打一個噴嚏，大上海、大天津、大北京都要得了重感冒。所以在那個時代，太谷縣就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李家大院
曾子墨：我不知道有一個說法您有沒有聽說過，當然我不希望您有一些負面的理解，也不是對所有的山西人失敬。那對很多中國人，在很多內地人的印象當中，都覺得好像是山西人有些小氣。抱歉，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和山西這種傳統 文化也有關係呢？
王進：是的，山西人比較摳，比較小氣。
曾子墨：您自己也承認？
王進：這個是公認，山西人是靠摳起家的。山西人把小氣和摳作為美德呢，因為在山西曆史上發生的事件太多了，晉商能夠興旺發達，最初起步靠的就是“摳”。中國有一句俗話，叫作“富不過三代，清官不到頭”。任何大富人家都傳不到三代，但是山西很多大戶人家不僅傳了十幾二十代，甚至有的傳了六七百年，什麼原因？這就是摳，這就是文化。節儉使他們懂得了興亡之道、興衰之理、更替之本。從晉商的角度講，為什麼蓋了那麼多豪宅大院？為什麼一傳就是幾百年？就是因為晉商懂得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如果把錢留給子孫，只能傳一代，一代就揮霍得沒有了。如果把大院留給子孫，可能傳三代，三代以後就破敗不堪了。如果把這種摳的文化傳承下去，可以傳承萬代。所以，摳是山西人的特徵，這種節儉的作風，能夠傳萬代的話，山西就能夠代代興旺，大院就能夠步步擴張，所以今天留下那些豪宅大院是一點一滴積累的結果。
常家莊園
曾子墨：這些年這麼多熱播的有關晉商題材的電視劇，您剛才也提到了很多，是每部都看嗎？
王進：我每部都看。我之所以在這個地方講晉商文化，就是因為我對這幾部電視劇都有意見，所以要坐到這兒講晉商文化。為什麼？這幾部電視劇都是誤讀了晉商，誤讀了晉商文化。你比如說，《大紅燈籠高高掛》講的是一個妻妾成群的故事。《龍票》講的是什麼故事呢？是山西一個晉商叫作祁子俊，家裡有個如花似玉的老婆，太原有個相好，北京有個格格，十里洋場有個交際花，一個男人和四個女人的恩怨纏綿構成了《龍票》。《白銀谷》講的又是什麼故事呢？《白銀谷》講的是一個美女和一個晉商的三公子一見鍾情，但是沒想到回去呢，陰差陽錯，三公子的父親娶這個美女做自己的姨太太，父子倆圍繞這個美女產生了種種糾葛，這是《白銀谷》。《喬家大院》雖然很好看，雖然很動人，但是呢，也有致命的硬傷。一個致命的硬傷，就是什麼呢———喬致庸的發達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女人。兩次都是靠女人。這幾部電視劇給我一個感覺，都是穿著晉商衣服，拿著晉商道具，骨子裡卻是現代奇情孽戀的故事。歷史上晉商很嚴格自律，為什麼能夠成就晉商？不能納妾，不能嫖娼，不能賭博，不能吸大煙，不準欺騙顧客，幾乎和個清教徒一樣。過去的晉商，過去的票號裡面，過去的商號，是培養人才的學校，和我們今天這些故事，電視劇裡講的這些男女女，奇情孽戀，屋裡屋外，床上床下，完全是兩回事。
曾子墨：既然您說這些有關晉商的電視劇，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現實，沒有給我們一個真實的歷史。那我想今天呢，演講呢，也正像您到這裡的目的一樣，我們也希望您能夠還原給我們一個真實的、有關晉商的歷史。掌聲歡迎，您給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
王進：山西是一個窮地方，但是在過去，山西創造了驚人的財富。創造了哪些驚人的財富呢？可以用數字來說明。在清代初年的時候，擁有千萬兩家產的大戶人家，中國只有兩家，叫作南季北亢。南方是季家，北方是亢家。我們山西臨汾亢家擁有千萬兩以上的白銀，在揚州沿大運河沿岸建有十幾里長的私家花園。這是擁有家產千萬兩以上的晉商。八百萬兩白銀以上實力的晉商有兩家，一個是（山西介休的）冀家，一個是（介休的）侯家。五百萬兩白銀以上的家族，這就是祁縣的喬家、渠家，太谷的員家，榆次的王家和太谷的曹家。五百萬兩百銀，這個數字是個什麼概念？拿清代乾隆三十五年國家財政相比，乾隆三十五年的國家財政收入是三千五百萬兩白銀。三千五百萬兩白銀！言外之意就是說，晉商三五家財富的總和就和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旗鼓相當。這足以說明，清代中期以前，山西就達到了財雄天下、富可敵國的地步。再舉一個形象的例子，晉商有一個商號叫作大盛魁，大盛魁當時的財富，大到什麼地步呢？可以這麼來形容，如果用 白銀鋪路，拿五十兩一錠的白銀鋪路的話，可以從今天的烏蘭巴托，當時叫庫侖，一直鋪到北京。所以這條晉商西行之路被稱為“萬里白銀之路”。清代晚年，學者徐珂寫了一本書叫《清稗類鈔》，《清稗類鈔》裡講全國富商百強中，排名前16位者都是山西人。這是清代，再往前推三百年，文學家謝肇制在《五雜俎》這本書裡面就講到“天下富室者，江南推新安，江北推山右”。新安就是徽商，山右就是山西人，所以從這個歷史角度來講，山西在這麼貧窮的自然環境下，創造了這麼大的財富，令我們今天非常地（汗顏），為什麼會創造這些財富？我覺得有好多方面的原因。
王進：首先我感覺是政治原因。山西這個地方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我把它概括成四句話，叫作：天下王氣出山西，天下霸氣出山西，天下文氣出山西，天下財氣出山西。山西文化就是這個特色。天下王氣出山西，山西曆史上是出皇上的地方。遠古時期的堯舜禹，春秋戰國時期的晉文公、趙簡子，漢文帝劉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後漢皇帝劉淵，後趙皇帝石勒，北魏皇帝拓跋，北齊皇帝高歡、高洋父子，隋末的時候，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於太原⋯⋯山西還出了一位女皇帝， 叫武則天。所以唐玄宗李隆基評價山西，評價太原，叫作“井邑龍斯躍，城池鳳翔餘”——山西是一個龍翔鳳舞的地方。
渠家大院
王進：山西有十大資源，大同有胡麻和玉石，太原又有糧食和釀酒技術。就釀酒技術而言，山西的汾酒最早見諸北齊。唐朝的時候，大詩人杜牧在一首叫作《清明》的詩裡面提到了杏花村汾酒：“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汾酒的釀造技術自北齊以後 就已經非常成熟，公元 1707 年，山西商人到貴州去發展，把釀酒技術帶到了貴州，成就了今日聞名遐爾的茅臺酒。臨汾這個地方有兩大資源，第一是棉花，第二是麻紙。運城的兩大資源第一是食鹽，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吃的這個食鹽，第二就是香菸、菸葉。晉東南長治、晉城一帶，它的資源主要在瓷器和鐵礦。晉東的陽泉這個地方，它的主要資源是砂貨和陶器……所以山西資源豐富。宋代以後的山西人，為了發展經濟，先從鹽業起家，哪些地方需要這些，就販到哪裡去。所以，經過 200 年的努力，山西在全國建立了十大商貿區，第一是東北商貿區，山西人主要在那裡做什麼？主要是做參茸和藥材。我們現在都知道是山東人闖關東，你知道山東人為什麼闖關東？都是山西人帶著錢到東北去發展，招募山東的苦力到那裡去種地的，所以有山東人闖關東。第二是北京商業圈，山西人在北京幹什麼？第一是做雜貨，第二是做古玩。雜貨，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比如“六必居”的醬菜，還有前門大街 “都一處”的稍麥王，這都是山西人的買賣，都是山西人的商號。山西人京城做古玩那是爐火純青。天下古玩，80%的木器出在山西，70%的琺琅器出在山西，60%的琉璃出在山西，50%的石佛、玉佛出在山西，40%的字畫出在山西，30%的民間瓷器、民窯瓷器出在山西！所以山西人主要在北京這個市場上做古玩。第三個商貿圈是兩淮商貿圈，就是淮南淮北，今天安徽、江蘇、山東一帶，山西人主要在那兒經營什麼？主要經營鹽業，食鹽。過去食鹽是暴利產業！
王進：山西人還建立了上海商業圈，山西人在上海做什麼？主要是做票號，山西在上海灘共有25 家票號，他們共同在上海成立了山西匯業公所，與當時的外國銀行競爭，和南幫銀行競爭，三足鼎立有其一，這是山西人在上海的商業圈。
王進：更重要的是山西人開拓了對外蒙的國際大市場，他們北出大同、綏遠，一直延伸到庫侖，並在中俄交界處的恰克圖建立了買賣城，控制了中俄雙方有關茶葉、絲綢、胡麻、玉石、食鹽等大宗的商品貿易。總之，山西人依託資源優勢和自身的勤奮，在全國建立了十大商業圈。
萬里茶道
王進：山西人很會抓機遇優勢，在歷史上抓住了三次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 第一次機遇是明代開中制。和尚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後，實行了一套辦法，這是我們今天都想不到的，是什麼呢？國家不花一分錢，可以養活百萬雄兵。養活百萬雄兵，靠的一條政策，就是開中制。什麼叫開中制？過去的暴利產品是鹽，我們吃的食鹽。就和我們現在的暴利產品是香菸一樣，過去是食鹽。誰要經營這個食鹽，首先你得往北方的邊關送糧食，北方邊關就是太原、大同、宣化這一帶。你把這個糧食送到邊關以後，當地政府發給你鹽引，你才有了經營鹽 業的許可證。山西人就是抓住了這個開中制的機遇，把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來，獲得鹽業專營權，最後把自己的買賣擴展到了全國，這是山西商人抓住的第一次大機遇。
王家大院
王進：第二次大機遇，山西商人抓住了清王朝統一中國以後，建立了對俄國、對西歐的國際商道，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萬里茶葉之路。萬里茶葉之路，是中國外貿史上第三條國際大商道，第一條國際大商道是我們熟知的唐代絲綢之 路，起點在西安、榆林，穿越西域三十六國，把東方的絲綢和茶葉運到西歐去，這是第一次，第一條國際大商道。但是，到了宋代以後，隨著西域三十六個國家或被沙漠吞噬，或是國內動盪不安，這條國際商道就斷了。於是在宋代開闢了第二條國際商道，這就是源於福建泉州的海上絲綢之路。把絲綢、茶葉從泉州出發，用船作為交通工具運到西歐去。到了明清兩朝，為了防止倭寇入侵，政府實行海禁政策，不讓你出海了，這條海上商道又斷了。山西商人應運而生，開闢了這條萬里茶葉之路——從武夷山採上烏龍茶，從湖南的安化、湖南的羊樓洞、羊樓司採上綠茶和花茶，穿越長江，首先以船作為交通工具把這些茶運到武漢，在武漢進行整裝以後，用馬匹作為交通工具，再一路北上，沿河南、潞安運到太原。太原再進行整裝整理以後，以駱駝作為交通工具，北上庫侖、恰克圖、烏里雅蘇臺、伊爾庫茨克，一直把它運到俄羅斯去。還有一個機會就是，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剛剛落地的時候，山西人抓住了這次機會。1823 年，也就是說道光三年， 一位在北京做生意的山西人忽然意識到，每逢年過節，大家都要委託他往故鄉捎銀子，認為他品行好、信譽好。可是捎的銀子越來越多，他帶不回去了，怎麼辦呢？他就寫一封信，就告訴老家人，我現在接收了張三五兩銀子，你從老家給他支五兩銀子，我接受了李四五兩銀子……但這還是解決不了眼前問題，怎麼辦呢？
王進：他就跟別人講條件，誰要再委託我捎銀子，我要中間抽取費用了，以前免費為你們服務，從今以後抽取費用。大家說，抽取費用我們也願意幹。在這種情況下，他突然發現，銀兩在異地流動的過程中，潛藏著一個暴利產業，這個暴利產業就是票號。緣起於此，這位山西商人天才般地創立了票號！創立票號以後，在短短的幾十年之內，山西人控制了中國的金融，控制了中國的經濟。為什麼票號作用這麼大呢？因為你要知道票號一誕生以後，中國就開始亂了，叫作天下不幸晉商幸。先是太平天國起事，接著捻軍起義，接著是回民起義，接著是東北鬧事，再接著是日俄戰爭，最後是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這些大的災難，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個大大的不幸，但是對於票號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幸事。為什麼呢？國家一亂，過去運銀兩，山西省藩庫的銀子運到北京，是官家派保鏢直接把它送到北京去的。過去浙江省的糧餉，也是要派大批的官兵押送到北京，但是國家一旦發生動亂，就要面臨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難以尋找一個好鏢師。即使有好鏢師， 路途上起義軍這麼多，義和團這麼多，太平軍這麼多，很難說能擋住這麼多的劫亂。第二個呢，你要從海上走吧，就要用人家英國人的輪船，你要把上海、江蘇藩庫的銀子運到北京來，上了船不要緊，可人家英國人跟你要鉅額的保險費用，甚至可能要把一半的藩銀留給他，這是第二個難處。第三個難處呢？過去呢，銀兩它成色不一樣，上海的銀子是一種成色，北京的銀子又是另一種，你要交到藩庫裡去，你還得到上海就地招募人員，重新回爐，使成色統一起來。這無疑又增加了一筆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各地都紛紛上書慈禧皇太后，要求利 用票號來辦理軍餉，辦理糧款，辦理給國家繳的費用。我在上海的分號一登記，那邊就地從北京總號如數付給中央就可以了，不用再奔波這麼多，花費這麼多，成本這麼大。所以票號發展起來了。隨著戰爭的原因、動亂的原因，給票號（發展）提供了天大的機會。
日升昌
王 進： 晉商為什麼會發展得這麼大？除了我們講的政治原因，除了我們講的善於抓住機遇優勢以外，更重要的原因還有，晉商能夠稱雄天下就是靠兩個字——誠信。看看我們今天這些信貸制度，貸大不貸小，貸官不貸民，貸城不貸鄉， 雖然遍地都是銀行，老百姓貸不出一分錢來。過去山西人做票號的時候，哪個人想貸錢，馬上就可以貸出來。他靠的是什麼？信用。這個信用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首先, 山西人是把它當作一種信仰的。山西人走到哪兒,他就宣傳一個理念：我是關公的後代。大家都知道，關公是忠義的象徵，你有什麼理由不相信我？ 從明清至今，中國人特別是東南亞的生意人都奉關公為財神,為什麼？在過去沒有《經濟法》，不像我們今天法律這麼健全，又有《合同法》,又有《民法》,又有《商業法》，又有這個法那個法，過去沒有。過去所謂的大唐律，那就是大唐王朝的刑律；大明律，就是大明王朝的刑律；大清律，就是大清王朝的刑律。這些律法對經營活動都沒有法規約束。做買賣，靠什麼做約束呢？就是靠信仰，把誠信作為一種信仰。再就是把誠信作為一種制度的靈魂。從選拔制度、考核制度，到任用制度，到獎懲制度，一切一切的前提是誠信, 沒有誠信一切無從談起。
王 進：過去的年輕人, 十二三歲到商號裡去做買賣, 幹三年, 只管你吃飯，不給你工資，不給你穿衣錢，在這三年學徒期間，就要吃苦。這三年, 也是財東掌櫃考察你的時候，發現你人性中有惡劣的斑點，或者有稍微一絲的不慎，馬上就把你開除，這就是選拔制度。第二是獎懲制度，發現你做人做事很有誠信，馬上提拔重用，馬上就從一般的小夥計變成大掌櫃；發現你既誠信也能幹，馬上給你頂身股，你的才與德就算股份，不用你出錢。過去山西人為什麼票號那麼發達？ 就是創立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創立了頂身股制度，頂身股就是現在的職業經理人。我認為你這個人可用，馬上你就是我的職業經理人。第三是他的密押制度。不像我們現在，所有的制度都是為了追求 GDP，所有的目的都是為了追求政績，所有的目的都是為了追求能力和發展，而忽視了怎麼去發展，最後導致不擇手段去發展，不擇手段去追求 GDP。這就是我們過去的晉商經營之道和今天經營的區別。第四，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很多大商家、晉商的大家，他把誠信作為立身、 立德、立文章的根本。
王 進：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看了電視劇《喬家大院》,喬家過去每到年關進賬的時候，喬家門口就放幾把斧頭，放幾個籮筐，這斧頭和籮筐是來幹什麼的？ 喬家人說，我到大年三十這一天，我欠別人的錢，今天全部一次了結。別人欠我的錢怎麼辦？還不了怎麼辦？你到我家來，你自己選一把斧頭，把那籮筐砸爛。斧頭代表一刀兩斷，籮筐代表過去我們糾纏不清的交易。你選擇撿一把斧頭把這個籮筐砸爛以後，你走出這個門去，從今以後我不再跟你要一分錢了。接著問題就來了，以後你怎麼辦？以後你就沒辦法做人了！在生意場上只要聽說你在喬家用斧頭砍斷過籮筐，從今以後沒人和你做買賣。你只有窮困潦倒，直至落魄而死。這就是歷史上的喬家。再說渠家，過去的渠家在恰克圖做茶葉，一些商人看到渠家的茶葉買賣很紅火，於是就低價買進渠家的茶葉，然後在裡面摻上假貨，運出恰克圖，俄羅斯人一嘗，怎麼山西人也賣假貨？ 對渠家茶葉生意產生了質疑。面對這種情況，渠家怎麼辦? 明明知道是自己的競爭對手摻了假貨，可他一言不發，用10倍的賠償款，返還俄羅斯商人。原來是 5 兩銀子嘛，現在我給你 50 兩銀子，我錯了。三年以後，那個摻假貨的商人出了事, 他供出來自己曾經陷害渠家，俄羅斯人從此對山西商人肅然起敬，建立了長久誠信的買賣關係。
王 進：誠信還表現在當你缺錢的時候，我先給你一大筆錢，你做買賣去。所以說，誠信是中國古代文化、商業文化、晉商文化的核心。晉商留給我們兩筆財富，一筆是物質財富，留下了一批氣勢宏偉的大院——王家大院、喬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孔家大院、常家大院，規模宏大。另一筆是軟性的人文財富。一件是有形的，一件是無形的。這有形的財富可圈可點，為什麼呢？這些大院建築裡凝聚了文化，凝聚了晉商的發展史。晉商最早是販馬走卒：賣豆腐、磨高粱出身的，後來成了買賣人，後來成了票號人，最後成了大文化人，所以晉商是先商後儒。在這些大院裡面，你能看到他把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生追求，用建築這種語言形式表達出來了，比如說榆次常家，常家被稱為中國儒商第一家，整體上就是一個宏大的北方園林。三分之一是園林，三分之一是水面，三分之一是建築。這麼宏大的院子，恰巧解讀了白居易的一首詩：“富春江上子凌灘，路遠江深去更難，何如家祠通小院，自家房下釣吊杆。”喬家大院特別講風水。門不能正對街口路口，街口路口殺氣太重，邪氣都是從街口路口來的。大門不能正對深閨陋巷，不能一出大門就是個深閨陋巷，九曲十八彎，轉也轉不回來，那個地方滯氣太重，不利於事業發展。什麼樣的大門朝向最好，就是喬家大院現在這個大門。走三步轉一個彎走進來，正好是喬家大院，路上都是破爛的茅棚、破爛的房子、泥濘的道路，但是在這個破爛的、泥濘的, 讓人感覺到不可思議的大草棚、大雜堆後面， 隱藏著一個富可敵國的天下城堡，這就是喬家大院。它這種建築理念，代表了山西人的一種藏富心理。 所以他們的建築凝固了晉商的歷史，凝固了晉商的文化，凝固了晉商的個性追求，凝固了晉商對人生的體悟。晉商，留給我們瑰麗無比的大院，留給我們軟性的文化遺產，這就是“ 以儒治商, 以儒治身, 以儒治家”，這是晉商文化的根本。過去的晉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賢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是相當強烈的。
王 進：晉商為什麼要把文化作為傳家寶，它就是要防範三種 (不良) 風氣。第一種風氣叫作什麼？暴戾之氣。有錢人、有權有勢的人特別容易暴躁。衝冠一怒為紅顏，為一個女人打起架來； 衝冠一怒為金錢，為二十兩銀子打起架來； 衝冠一怒為權勢，為某一個崗位打起架來，這都是有權有勢的人才乾的事情。所以，有了文化，你才能去掉身上的暴戾之氣。文化的第二個功能是什麼？去奢靡之氣，不要揮霍浪費。過去晉商有很多揮霍浪費的例子。上個世紀 20 年代，有一個晉商大戶買了一部英國小轎車，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第一部小轎車。他買了小轎車卻沒有汽油，怎麼辦呢? 婚喪嫁娶的時候，把小轎車底下綁上幾個木杆，抬著它來作花轎，迎來送往，氣派極了，也奢侈極了，讓很多老晉商又笑話又搖頭。第三個是戒，戒什麼東西？戒狂妄之氣。一個人一旦有了錢有了勢以後，特別容易狂妄。晉商為什麼願意讓後代讀書，讓子弟讀書，就是為了戒掉這種狂妄之氣，所以老輩們總結出一個規律，叫作“富不過三代, 清官不到頭”。晉商，從宋代一直延續到清代一千多年，有的家族甚至延續了二十多代七八百年, 靠的是什麼？就是文化。文化傳承了這個財富，文化傳承了這段歷史。所以只有懂得了文化, 教育子弟有了文化以後, 他才能夠懂得，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曹家大院
曾子墨：王進先生出口成章, 給我們進行了精彩演講。現在我也想問一下您, 晉商為什麼後來衰敗了？在今天, 雖然說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山西的商人做得不錯, 但是為什麼在一些比如說民營企業當中, 我們看不到山西人的影子？
王 進：後來晉商為什麼衰敗了, 實際上第一個原因是戰爭的原因。晉商在晚清的時候, 被稱為清政府的幕後財政部, 這主子都倒了, 那管財管賬的人自然就血本無歸了。晉商最大的投資對象是清政府, 但是清政府倒了。第二個是日本人進來, 你比如說喬家, 喬致庸在的時候賺了很多錢, 然後喬家後人就把這些錢呢, 全部做成這麼大的銀子, 藏在地下, 叫作窯藏銀子。為什麼說山西人是土財主呢? 有了錢什麼都不投資, 都把它做成銀錠埋到地下, 但是戰爭突然來了, 喬家跑到四川去了, 這批銀子全讓日本人弄到日本國去了。所以這是因為戰爭的原因。另一方面, 晉商也有很多自身的原因。到了後期以後, 坐擁天下財富, 不思進取,很多家族腐化成風, 這些原因也是導致晉商沒落的原因。
申家大院
曾子墨：這些年山西的煤炭行情特別好, 也確實是因為煤炭行情特別好, 山西出現了很多富人, 這些新晉商, 可能是因為他生在山西, 有那邊的資源。我覺得這個跟過去山西的那一代商人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
王 進：我覺得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新晉商, 論文化, 論對社會的責任感, 論他們的生財之道, 都沒辦法和昨天的晉商相比！他們現在更多的是簡單地依靠資源。
曾子墨：但是有另外一位晉商的代表——新晉商聯合會副會長李彥宏。我們這邊正好有一個網友要問一個關於李彥宏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李彥宏是百度的創始人。這位網友的名字叫作“蕃茄醬甜點心”, 他就想說, 李彥宏剛剛當選了新晉商聯合會的副會長, 他曾經說過, 現在條件下, 明清時代的晉商文化固然要繼承和發揚, 但是代表當今尖端科技的硅谷文化, 更需要新晉商去學習, 請問您怎麼看？
李彥宏
王 進：我覺得這個虛擬經濟和煤炭經濟是兩個概念。 所謂虛擬經濟, 那是賬戶上的錢, 你知道, 煤老闆手裡那是真金白銀, 差距就在這個地方。但是我覺得山西這批新晉商,他們不是主流, 比如說臺灣首富郭臺銘, 是我們山西人, 大陸有李彥宏, 他們就不是新晉商的主流。新晉商的主流, 對全國的影響而言, 我覺得還是那批煤老闆。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山西, 實際上有兩大資源, 一個資源是煤炭, 山西煤炭資源豐富, 拿個鐵鍬就可以採煤。第二個資源是文化, 山西的歷史文化非常豐富。我曾經講過一個觀點, 叫十年中國看深圳, 百年中國看上海, 千年中國看北京, 三千年中國看陝西, 五千年中國看山西。山西文物古蹟非常多, 壘個圍牆就可以收費, 我們為什麼不發展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 我們需要發展自己的文化產業。比如說我們可以繼續修復一些大院, 這也是產業吧。所以我們覺得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 需要弘揚主流的東西, 需要有一種創新的精神, 不要走單純依賴煤炭這條老路。
呂家大院
北大學生：王進先生, 你好, 我知道在近代史上有著名的渠家父子, 渠父開了多家票號, 使渠氏家族邁入了晉商這種智商的行列, 渠子參加了護礦運動, 推進了山西商人走民族工業這條路, 但是這對父子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變成了老死不相往來, 好像敵人一樣。是什麼因素造成了他們這種情況？渠家父子這種狀況, 給整個晉商帶來什麼影響？
王 進：渠家父子的這個鮮明變化呢, 我覺得也是一個晉商的分水嶺, 渠本翹的父親渠源禎, 是山西的土財主, 掙了錢就把銀子窖藏到地底下去, 靠銀子來錢滾錢。渠本翹從小在外婆家長大, 後來考中進士, 成為典禮院的直學士, 被清政府派到日本橫濱做總領事。在日本期間,發現祖國處於落後狀態, 特別是經濟方面缺乏活力, 於是辭掉橫濱的總領事, 回家鄉來創業, 開辦了雙福火柴廠, 開辦了保晉礦業公司, 開辦了南同蒲鐵路。我覺得在渠本翹身上, 凝聚了文化商人對國家、對民族的一種責任感。渠本翹是在 1919 年五四運動那一年去世的, 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就覺得晉商的發展, 他們父子倆就是縮影。老的晉商, 是土財主渠源禎; 新的晉商是文化商人, 像這個渠本翹。他們代表了晉商的兩種模式, 他們給山西帶來了什麼？我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就是給山西帶來了一百年不變的老路。後來外國銀行搶灘中國市場, 山西的票號開始步步萎縮, 山西經濟從此江河日下。在這種情況下, 渠本翹想了一個辦法, 走採煤之路。他在大同、陽泉、長治開辦保晉礦業公司, 開始開採煤礦。原本是為了強國富民, 誰知道這碗飯在山西一吃就吃了一百年, 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像渠本翹這樣幹, 走冶金和採礦這條路。
渠本翹（抱小孩者）與子女合照。
北大學生：在中國傳統的社會中, 經商和讀書是兩種涇渭分明的不同選擇。而山西榆次的常氏家族卻在兩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 他們不僅在商業上取得顯赫的成績, 同時他們讀書方面的成就, 也得到山西巡撫曾國藩的讚許, 我想問一下, 他們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古老文化中“書犁之變”的難題。
王 進：在我心中和這位朋友有同感, 我一直覺得榆次常家應該是晉商文化的主流和代表。在他們取得巨大財富以後, 轉而把重點放在培養子弟上、造福鄉梓上、惠及相與上, 常家後世到了常麟書、常旭春、常贊春的時候, 就成了有名的文化大師、史學大師。我覺得, 晉商有意把重點由商業轉向文化, 更重要的是想把這種做人的理念、成功的理念代代傳承下去。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好地解決了“書犁”這個問題。就是通過文化改變了人的思想, 改變了家族的理念, 改變了對待財富的觀念。
北大學生：司馬遷在《史記》中評蘇秦張儀時說, 自古三晉多權變之士, 就是說那些縱橫家、那些搞權謀的人很多。近代有閻錫山, 他在三個雞蛋上跳舞, 還跳得那麼好。剛才您也用大量的篇幅說了山西人的誠信、義氣。那麼我想請您從山西人的性格, 或者晉商的性格, 他有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地方, 就兩方面評價一下。
王 進：實際上, 曾子墨開始就說, 在別人的心目中, 都認為山西人是土老冒。第二個認為山西人是九毛九, 第三個認為山西人是老摳。實際上你們對山西人的認識都不全面, 都不如這位同學認識深刻, 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寫《史記》的時候, 對山西人就有深刻的認識, 叫作“三晉自古多權變之士, 這些人多起於闔閭之間, 一言之際而使江山傾覆”。為什麼這麼說呢？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亂世紛爭的時代, 秦王朝能夠統一中國, 就是借重三晉人才統一中國。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有一句話叫作“經邦名士多出魏,天下學問盡在齊”。經邦名士, 能夠經邦理財的人, 大部分是魏國人, 魏國就是三晉, 韓趙魏三晉。天下學問盡在齊, 齊魯是孔子和孟子的故鄉, 所以齊國魯國出學問。山西出名將名士, 魏國的吳起, 趙國的廉頗、趙奢, 這都是我們所熟知的名將。更主要的是秦國借重三個晉人統一了中國。第一個山西人是商鞅。秦王把商鞅從魏國的一個下人請到秦國來任為宰相。商鞅實施政治變法, 廢除了奴隸制。第二個借用的山西人是誰呢？是張儀。張儀原來在魏國不受人重用, 四處投親靠友沒人重用他, 秦王慧眼識才, 把張儀請到秦國拜為宰相, 張儀實施外交變法,實施連橫政策, 破解了蘇秦的這個合縱支柱, 最後使秦國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秦國能夠統一中國, 用的第三個山西人是范雎, 范雎是著名的計然家, 從我們今天的角度講, 他就是經濟學家。他原來只是魏國一個大臣的門客, 被請到秦國拜為宰相, 實施經濟改革。所以正因為商鞅的政治變法, 張儀的外交變法, 范雎的經濟變法, 使秦國由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變成了虎狼之國, 最後統一了中國。所以司馬遷說,“三晉自古多權變之士”。
皇城相府
曾子墨：謝謝您給我們現場的觀眾回答的這些問題, 最後呢, 我還想再請問您一下, 您自己有沒有一位特別欽佩的晉商?
王 進：我覺得歷史上我最敬佩的晉商, 就是剛才這位提問者說的渠本翹, 能夠把國家的命運、家族的命運和自身的發展聯繫到一起。國家那麼破敗的時候, 渠本翹說: “這正是我報國之時。”所以, 我們覺得山西人之所以震撼後人, 我 們那些電視劇之所以打動人心, 就是他們不簡簡單單想到的是自己、是家族、是財富, 而是想整個國家, 這就是我們山西人對國家的義務和奉獻。
曾子墨：那今天的新晉商, 或者您剛才自己也談到的這些煤老闆, 他們將來還能夠做到傳承過去的老晉商這種精神嗎？
王 進：我一直希望在山西各個場合, 在各個文化平臺、 各個政治場合, 我們希望用文化來改造這代新晉商。因為這個新晉商, 現在面臨著五個問題: 第一個是官煤勾結何時休？現在官煤勾結特別厲害；第二個是礦難事故何時了？每一個煤老闆的財富, 能使互聯網上淚水濛濛, 每天礦難不斷；第三個是豪奢之風何時了？你看到北京、上海整棟整棟買豪華別墅的都是山西人；第四個是生態移民何時止？過去我們的晉商, 遼奉蒙俄六百城, 金銀財寶四合圍。他們把天下六百座城市賺來的錢, 投資到故鄉去建“喬家大院”。現在的新晉商是把祖墳裡放著的錢, 拿出來到北京來買“喬家大院”。這就是他們的區別；第五個是文化產業何時興？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參與文化產業, 改變他們的這種人生觀, 增加對別人、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