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左一）與《創業史》主人公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右一）在稻田勞動。
柳青《創業史》手稿
柳青在《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上的部分修改
柳青在《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上的部分修改
柳青（1916—1978）是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種穀記》《銅牆鐵壁》《創業史》、中篇小說《狠透鐵》等。其中描寫中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是新中國“十七年文學”的扛鼎之作，也被譽為“經典性的史詩之作”，出版後風靡全國，影響尤為深遠。
柳青用一生踐行著“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其創作態度極其嚴肅，他曾說過：“人民的作家……凡出手的文字要本著‘為社會負責，為讀者著想’的宗旨。”從《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本中柳青所作的多處修改，我們能感知這位偉大的作家對文學的認真與虔誠，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仍在孜孜追求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
意外發現43年前柳青樣書
2020年初春，我採訪柳青先生大女兒、《柳青傳》作者劉可風老師時，意外發現一冊1977年出版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與眾不同，遂討來研究。
這是一本小32開、薄薄的書，包著土灰色的書皮，此前夾在書櫃一排塵封的舊書中，看不出有任何特別之處。該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版權頁標註：“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定價0.38元。全書12萬字，小說正文182頁，內頁自然泛黃，除兩頁破損有粘貼痕跡外，品相基本完好。取下書皮，《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淡綠色封面呼之欲出，這是柳青親定的素雅裝幀。書中有多處鋼筆書寫痕跡，字跡工整、清晰可辨。在扉頁印有書名、出版社信息之間的空白處，工工整整寫著兩個蠶豆大的字——“樣本”，字下面還各劃了一個圓圈。扉頁左下角有一行豎寫小字——“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九日到。”令人閱之怦然心動的是書中正文有多處修改，雖說改動不大，但修改內容非同尋常。
鑑於本書可靠的來源傳承和字跡內容的契合度，筆者又查證了相關資料，推斷樣書為柳青生前所有，字跡亦親筆無疑。慎重起見，筆者攜樣書向劉可風老師當面請教。“這就是柳青的樣書”，劉可風認真翻閱全書所有手寫字跡後，十分肯定地說，“父親的字跡我非常熟悉，扉頁題寫和正文修改內容都是他的字！”劉可風還剝下書皮展平，書皮原來是一頁拆開的信封。信封正面的寄信人處印著兩行紅字，上面一行大字為“上海人民出版社”，下面一行小字為“紹興路5號 電話：378250 電報掛號：2220”。當年她見父親很愛惜這本書，就用信封包了書皮。信封表面磨損嚴重，筆者查看再三，在摺痕處發現了字跡漫漶難辨的收信人：“柳青 同志”。
到底是誰把樣書捎給柳青
柳青為什麼在樣書扉頁不題寫某年某月某日“購”，而要彆彆扭扭地寫某年某月某日“到”呢？
《創業史》責任編輯、中國青年出版社王維玲先生在專著《歲月傳真》（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中，給我們解開了這個疑問。王維玲在書中《柳青灑在〈創業史〉上的生死情》一文中這樣寫道：“《創業史》二部上卷出版了，我立即託人將樣書捎給他，為的是讓病中的柳青高興高興。”自1960年《創業史》第一部問世到1977年出版第二部上卷，一晃過去了十多個春秋。柳青曾慨嘆：“這上卷寫於一九六○——一九六二年，放了十五年，重新拿起，一九七三年改了一次，一九七七年又改了一次，文學史上的小說，哪裡有這樣雕刻的。”捧著從北京千里迢迢送來的樣書，撫摸著光潔的紙張，嗅著油墨的清香，為了文學事業在“文革”中飽受肉體和精神折磨的柳青此刻不知作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鄭重其事地在樣書扉頁簽下了這個此生值得紀念的日子。由於樣書直接來自出版社，未在市場流通，因而書上見不到加蓋的銷售印戳。
是誰給柳青捎來了樣書？王維玲書中沒有細說。2019年11月，與柳青先生亦師亦友的編輯王維玲追隨先生駕鶴而去，同時也一併帶走了能夠破解柳青研究諸多懸疑的密鑰。包書皮的上海信封值得玩味，它竟然沒有收信人地址、郵戳和郵票（包括撕下郵票後的痕跡）。它有沒有可能恰巧被王維玲或者捎書人裝過樣書？筆者對熟悉柳青和王維玲兩人、當時往來北京和西安的相關人員進行摸排，同時符合以上多重條件的上海《收穫》雜誌編輯郭卓進入了筆者的研究視野。她是1959年第6期《收穫》雜誌全文刊發《創業史》第一部的組稿人，不但與柳青聯繫緊密，而且與王維玲十分熟絡，更巧的是她1977年冬“從北京回滬，特地繞道西安去看柳青”（見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的《現代作家書信集珍》一書；書中郭卓將時間誤寫為柳青去世後的“1979年冬”，聯繫文中提及的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柳青住在第四軍醫大學附屬醫院、修改《創業史》第二部下卷校樣等細節，推斷時間應為1977年冬）。如果就此斷定樣書一定是王維玲託郭卓捎來，理由似乎尚不完全充足：一是郭卓在文中沒有記“千里捎書”一事；二是《收穫》雜誌社與上海人民出版社雖同在上海，卻是兩家沒有隸屬關係的單位，地址也不在一處。因而，到底是誰捎來的樣書仍是未解之謎。
《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是“獻禮書”
筆者以時間為經，將《創業史》第二部上卷的出版過程作了簡要梳理：1976年10月，柳青說“原想今冬爭取將二部上捲髮到工廠，現在看來已經無望了”；1976年11月，柳青決定先著手出版第二部上卷；1977年初，柳青把第二部上卷前十二章寄給出版社，要求先發印刷廠排版，其餘章節“爭取五月前搞出來”；4月中旬，柳青把第十三章寄出，至此第二部上卷書稿全部付梓，王維玲回憶“比預定計劃拖後了一個多月”，柳青也催促出版社“望你們很快發工廠，補排上去”“望認真抓緊”；5月，柳青到北京躲病（因哮喘躲避關中小麥揚花季節），他對前來看望他的作家閻綱說：“《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即將出版”，“第二部上卷很薄，不到第二部的一半，只是一個心意！”（見三聯書店2012年6月出版的《文網·世情·人心——閻綱自述》）；《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出版後，王維玲“立即託人將樣書捎給他，為的是讓病中的柳青高興高興”；收到樣書的柳青“看了並不那麼高興，太單薄了。當然，以質取勝，不比當今一冊厚書有愧”。
筆者發現《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的出版時間撲朔迷離，至少有三種不同“表述”：一是樣書版權頁標註的時間“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二是柳青收到樣書之日（1977年9月29日）前不久；三是王維玲回憶的1977年“十月《創業史》二部上卷出版”。哪種表述是相對準確和真實的出版時間呢？
首先，樣書“1977年6月”出版不可信。這時柳青正住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宿舍樓，如果新書出版他必然會第一時間見到，王維玲壓根沒必要在幾個月後再託人捎給病中的柳青以期使他“高興高興”。《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後，王維玲一直密切關注著柳青接下來的創作，無縫對接著《創業史》第二部的出版。至少在1976年10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就正式將出版第二部上卷提上了議事日程。由於受病魔屢屢干擾等客觀因素影響，柳青被迫多次推遲了第二部上卷的交稿時間。當時書籍出版實行的是“計劃供給模式”，讀者按照出版社提前發佈的出版預告預訂圖書。據此分析，樣書版權頁標註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或許就是預告的出版時間，而實際出版時間應該晚些。
其次，印製樣書時間必然早於柳青收到的時間。柳青1977年9月29日收到樣書的時間應無異議，以這一時間為基準，適當扣除捎送路途和轉贈時間——它的印製時間大致為1977年9月中下旬。
最後，柳青9月底收到樣書，而王維玲稱該書10月出版，難道是他記憶有誤？筆者不這樣認為。王維玲既是《創業史》責任編輯，也是此書出版最權威的當事人，他對版權頁標註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字樣視而不見，卻故意寫成10月出版，必然事出有因，不應貿然否定。
王維玲所說的10月與柳青收書時間十分接近，筆者不由得想到出版界較為普遍的情況，即書籍印刷時，印刷廠常常會先裝訂少量樣書供編輯校核或搶先上市，隨後根據印刷工期批量裝訂成冊。如此推斷，王維玲送柳青的或許就是1977年9月中下旬少量印出的樣書，而該書10月才大批量投向市場。
圖書出版是一項綜合性工程，出版社往往會將優秀圖書安排在最合適的時間推向社會，與讀者見面。記得1959年4月《稻地風波》（《創業史》最初的名字）在《延河》月刊連載時，中國青年出版社就打算搶在同年“配合建國十週年的宣傳”出版《創業史》第一部，後來柳青為了精心打磨作品使之更為完善，而將出版時間推遲到次年。鑑於此前《創業史》第一部巨大的社會影響，出版社1977年出版《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會不會繼續走“獻禮路線”？
閻綱1977年夏在北京拜訪柳青先生前，從其他渠道瞭解到：“柳青……同意將第二部前十三章先行出版，作為向黨中央獻上的一份心意。”柳青4月中旬已將第二部上卷最後一章交出版社排版，出版社6月完成排版、7月完成印刷向建黨獻禮應不存在懸念。但是不知因何原因，《創業史》（第二部上卷）錯過了“獻禮建黨”，延遲成了“獻禮國慶”。
柳青樣書或為“試印本”
對《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的版本進行考證，簡直是一樁如同偵探破案似的精神歷險。
筆者收集到4家出版社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按照第1版印刷順序，它們分別是：1.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2.陝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第1版，1977年9月第1次印刷；3.四川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11月四川第1次印刷；4.山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北京第1版，197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經相互比對，以上各書除封面和版權頁的出版社、定價及紙張等有細微差別外，182頁小說正文一字不差。
綜上所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只有“1977年6月北京第1版”，而陝西人民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別標註的“1977年9月第1版”“1977年9月北京第1版”，書中正文甚至連排布不均的多餘空格都一模一樣。由此似乎也印證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1977年6月北京第1版”，實際定版時間或許就是1977年9月。
在核查同為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北京第1版，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時，筆者發現有兩種微小差異的版本存世。由於這兩種版本流傳於今的數量差別較大，筆者為表述方便姑且稱存世量少的為“試印本”，量多的為“量印本”。這兩種版本封面、正文、紙張、定價等都相同，只是版權頁內容有細微差別：其一，“量印本”比“試印本”增加了“封面設計：方鄂秦”“2插頁”字樣；其二，“量印本”《出版說明》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一句，“立”字誤排為“加”，及時發現後在“加”字旁人工補蓋紅色鉛字“立”；“試印本”此句無差錯。
從“試印本”《出版說明》無差錯、“量印本”有錯字又及時“糾正”推測，版權頁至少排過兩次版。從增補“封面設計：方鄂秦”“2插頁”情況判斷，“試印本”版權頁應該排印在先，“量印本”版權頁排印在後。
柳青樣書的版權頁《出版說明》無差錯，也無“封面設計：方鄂秦”“2插頁”字樣，是早於“量印本”的“試印本”，這更印證了此前的推斷：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9月中下旬先印出少量“試印本”，王維玲第一時間託人將書捎與柳青；配合國慶獻禮的“量印本”晚於“試印本”，直到10月才大批量印刷上市。
責編也不知曉柳青樣書中的七處改動
柳青一生為人低調，贈人新著常不簽名，親筆題簽留作紀念的更是鳳毛麟角。柳青樣書除了收藏價值不菲，筆者認為其修改內容的研究價值更是值得關注。
經逐頁瀏覽，發現柳青在全書十三章、共計182頁小說正文中用鋼筆做了七處修改：
一、（第一章）第8頁第六段倒數第2行，將“女同志王玉梅”中的“玉”字改為“亞”。“王亞梅”是人名，因而“玉”字是明顯的差錯。
二、（第六章）第69頁倒數第一段第2行“自思思量”中的第二個“思”字改為“自”。“自思思量”語義不明，“自思自量”則曉暢明快。
三、（第六章）第73頁倒數第二段第3行對話中“任三嬸”的“嬸”字改為“嫂”。“任三嫂”是素芳對歡喜媽的稱呼，“嬸”字或為筆誤所致。
四、（第六章末句）第75頁最後一句“王同志放心！我哭是為從前的事！”在後引號內增補：“不是怕勞動……”這句補充，寫明瞭素芳怕前來安慰她的王亞梅誤解自己是託病逃避勞動，也強化了她對早年自己不懂世事時所做錯事的真心悔恨。
五、（第九章）第111頁第1行對話內“好好地下三伏的雨，數九的雪”一句，在“下”字後補“！”。一個歎號，不但強化了語句的節奏感，也體現了楊國華對瑞雪兆豐年的渴盼。
六、（第十二章）第164頁第1行“自豪的表現”中的“現”字改為“情”。修改後語義通順，不再拗口。
七、（第十二章）第164頁第二段最後一句“沒一個露面”，在“個”字後增補“人”字。補充後的句子變得完整無歧義。
以上七處累計修改和增補漢字（含標點）12個，其中第一、二、三、六處為差錯修改，第五處為標點增補，第四、七處為文句潤色。推敲這些修改之處不難發現，修改後的文字較之以前不但語義更加完整貼切，而且藝術表現力也更加強烈和豐滿。
以上修改內容能否在已出版的《創業史》中得到驗證？帶著這個疑問，筆者查閱了1977年各出版社出版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單行本，均未見修改；再查之後以至最近幾年出版的各版本《創業史》，仍然未見改動。只有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創業史》一二部合集，編輯對個別明顯差錯“自作主張”作了改動，如將第一處“女同志王玉梅”改為“女同志王亞梅”，將第二處“自思思量”改為“自己思量”等。
劉可風老師向筆者講過柳青的一個創作習慣：“但凡他的書再版前，都會對全書進行潤色和修改，然後將改過的樣書或校稿寄出版社。”柳青曾對王維玲說過，等寫完《創業史》第二部下卷時，將對第二部上卷一併修改出版：“十幾萬字的小冊子（筆者注：指《創業史》第二部上卷），將來出下卷時還要修改”。但是還未等到《創業史》第二部下卷全部定稿，柳青的病情突然惡化，作家既沒來得及將樣書修改內容告知王維玲，也未就此事作出囑託就猝然長逝。王維玲並不知道柳青生前在這本樣書上做過最後的修改，倘若知曉，他一定會在《創業史》再版時一一改過。
柳青修改樣書認真虔誠
睹書思人，這勾起了劉可風的久遠回憶。
劉可風記得柳青對這本書尤為愛惜，平時放在相對顯眼的地方，即使1978年春父親住院也帶著放在病床旁，伸手就能拿到。書中至今夾有一張便條，全文如下：“老柳：上午看你，因制度，以後再看。王生杲、田安民4.12”。便條未署年份，劉可風說只可能是1978年——這年4月，柳青住在第四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即現在的西京醫院），他看過便條或許順手夾在了書裡。劉可風說“王生杲”是在西安工作的吳堡老鄉，便條中的“制度”自然指的是醫院嚴格的探視制度。1978年5月初，柳青病重轉院去北京治療前，劉可風將樣書帶回家保存。柳青去世後，該樣書一直由劉可風保存至今。
1977年9月29日至1978年5月上旬期間，這本樣書一直陪伴著柳青。書中的修改，也必定寫於此時。柳青之所以將樣書隨身攜帶，與他當時抱病修改第二部下卷息息相關，或許是為了隨時翻看查閱，確保創作下卷時始終保持文氣上的貫通吧！
關於柳青的親筆修改，劉可風說：“父親對文稿的修改非常慎重，每次都是考慮成熟了才落筆。從這七處修改筆跡能看出，他對樣書的修改是十分認真和虔誠的。這些字，對於重病纏身的他來說寫得非常認真，基本上沒用連筆。”
柳青是一個創作態度極其嚴肅的作家，他曾說過：“人民的作家……凡出手的文字要本著‘為社會負責，為讀者著想’的宗旨”“如果草率從事，出書後發現遺憾很多，我如何能寫好以後的主要部分，心情如何能好，對讀者也是不負責任，不尊重的。”柳青《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及其修改內容的發現，用事實證明了柳青即使站在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的巔峰，仍然如苦行僧般保持著對文字和藝術的無比敬畏！
柳青用一生踐行著“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他舉家落戶到偏僻的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他長期紮根於人民之中、與人民一道前進、為人民樹碑立傳，嘔心瀝血創作出了無愧於時代的鴻篇鉅製《創業史》。正如王維玲對柳青先生所作的評價：“他是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感悟、學識智慧、藝術技巧獻給梁生寶、獻給了《創業史》。”
希望文學研究者能對柳青《創業史》第二部上卷樣書修改內容給予關注，也期待中國青年出版社有朝一日再版《創業史》時能遵照柳青生前意願，對修改文字進行必要的修改，使一生追求爐火純青藝術境界的柳青先生的作品更加完美。
（作者：文金，本名劉峰，系柳青研究學者，寶雞文理學院陝西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