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危”
一方面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勢頭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當前，疫苗仍在全球範圍內研製，全球疫情拐點尚未可知，加之部分發展中國家由於衛生條件有限，例如拉丁美洲、東歐、非洲部分國家，疫情檢測能力不足可能導致實際數據被低估。另一方面部分國家“帶病”重啟可能延長全球疫情戰疫時間線。部分歐美國家急於恢復經濟生產選擇“帶病”重啟。目前，美國已經有超過10個州宣佈“有限制”商業重啟計劃，這將增加疫情的二次上升風險，這些不確定因素都將延長疫情防控戰時間線，對全球經濟帶來持續負面影響。
因此，全球疫情衝擊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仍然不能忽視，全球疫情對國內文化產業復甦的新“危”仍需保持謹慎態度，各部門仍需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做好持久戰準備。
（一）全球疫情不確定將延長文化產業鏈恢復週期
全球疫情形勢嚴峻將直接對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產生巨大負面影響，花旗集團預測美國10年期債券收益率將在2020年跌至歷史低點1.25%。全球經濟下滑直接影響全球供應鏈，大宗商品下降、股價暴跌等因素將導致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下降，而文化產品全球產業鏈中斷、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最終需求也面臨大幅下跌。
一方面疫情影響下全球局勢日益緊張，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疫情對經濟體系以及世界金融的衝擊使得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日本宣佈將投入22億美元支持日企搬回本國，同時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公開呼籲美國企業撤回中國。另一方面疫情發展第二階段 ，海外近40個國家和地區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陸續封城封國，儘管目前有些國家已經陸續開放，但是封國對產業鏈中斷的直接衝擊仍需時間恢復。
我國作為文化產品製造大國，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疫情過度反應直接衝擊我國文化產品製造業。國家統計局一季度數據顯示，佔據我國文化產業總營收39.1%的文化製造業較去年同比下降18.5%。以玩具產業為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玩具製造國與出口國，全球玩具市場70%來自於中國製造，受全球疫情影響，據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庫顯示，2020年1-2月中國玩具出口金額為2567.6百萬美元，同比下降26.8%，文化產品進出口遭受衝擊，加之文化產品貿易存在明顯週期，疫情過後仍需一定的恢復期。
（二）疫情持續性將影響文化產業就業結構
根據一季度數據，儘管疫情衝擊嚴重，全國尚未發生大規模裁員情況，就業形勢總體趨於平穩。但據智聯招聘數據顯示，30.4%的企業表示將會減員縮編，29.68%的企業無法為員工按時發放薪資，無影響的企業僅佔17.81%，顯現出疫情衝擊下的就業形勢存在潛在風險。以受疫情衝擊的“重災區”影視產業為例，據相關數據，2020年至今全國已超過6500家影視公司註銷。一季度22家影企預計虧損17.45億，虧損幅度最大為萬達影業。4月22日，據業內人士透露，預計萬達電影裁員20%-30%，以院線一線員工為主。
一方面，中小微文化企業就業吸納能力減弱。文化產業屬於人力密集型產業和創意產業，產業發展對人力資本依賴性較強。中小微文化企業佔據文化企業總數的80%以上，從業人員佔文化產業從業人員77%左右。儘管其就業吸納能力較強，但其自身資金實力、行業地位等制約因素導致其抗風險能力低，疫情衝擊下中小微文化就業吸納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二季度文化產業就業率潛在風險較大。儘管一季度我國失業率並未大幅上升，但這是基於一季度政府大幅度優惠扶持、減稅減費、財稅扶持基礎之上。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已相繼出臺各項政策，通過降低融資成本、減免稅費、增加補貼等措施支持企業渡過難關，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文化企業的燃眉之急。但也應明晰，一季度的大幅優惠政策並非長久之計。
此外，根據教育部數據，2020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874萬人，創歷史新高。受到全球疫情衝擊影響，BOSS直聘平臺數據顯示2020年高校應屆畢業生新增崗位同比降幅達49%，而100人以下的小微企業對應屆畢業生的需求同比降幅更達到了60%以上。待就業人數增多、企業人才需求降低的雙重壓力下，二季度文化產業領域就業壓力增加、失業壓力增加的概率變大。
（三）市場信心嚴重受挫補償性消費仍需時間
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文化消費作為可選消費首當其衝受到疫情衝擊。一季度我國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350元，下降36.1%，其下降幅度在各項支出中最大。儘管有近40億的消費券補貼做支撐，此次“五一”小長假的觸底反彈並未如期而至，與其說“五一”文化消費是報復性消費，不如說其是補償性消費更為貼切。
2020年“五一”小長假是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文化消費的第一個“回暖”小高潮。根據文化和旅遊部統計數據顯示，5月1日至5日，全國累計接待國內遊客1.15億人次，累計實現國內旅遊收入475.6億元。環比看，2020年清明假期實現旅遊收入82.6億元，日均收入27.5億元，同比減少80.7%。相較於清明假期，“五一”期間群眾出遊意願有所恢復，旅遊營收大幅增長。但是同比看，相較於2019年“五一”仍然明顯下滑。2019年“五一”假期四天時間實現國內旅遊收入1,176.7億元，儘管今年“五一”假期時間較去年多一天，但是旅遊收入僅佔去年的40%。一方面，我國文化和旅遊產業展現出較強的發展韌性與較大的復甦潛力。另一方面，我國仍有較大一部分消費處於“凍結”狀態。在下一階段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基礎上，文旅市場距離真正“回暖”仍有一定距離。
二、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的文化產業發展的先“機”
當然，儘管世界疫情影響下面對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發展不應盲目樂觀，但也不應喪失產業恢復的信心。一方面，疫情防控常態化或可使中國經濟恢復贏得國際機遇。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經濟全球化、全球疫情衝擊等同步發生、相互交織的複雜世界體系裡，因為前期“真金白銀”的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常態化和經濟恢復穩步進行下我國或可搶佔先機迎來發展時間差。
另一方面，重大危機將催生社會變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回眸過往，重大危機與歷史機遇往往相伴而生。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迎來美國影視產業發展黃金期；互聯網經濟興起於非典時期。此次全球疫情影響下，智能經濟、無人經濟、線上經濟逆勢上揚，政府扶持導向、社會需求導向也將催生我國文化發展的大變革。把握機遇方能絕地逢生。因此，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當下，應當保持謹慎樂觀態度，積極遇危尋機。
（一）全球疫情將加速文化產業結構、思維模式變革
在人工智能、5G、物聯網和大數據等技術和產業要素的推動下，以數字經濟持續兩位數增長為標誌的社會數字化轉型進入加速起跑階段。社會發展階段已經從工業化的“原子經濟”向信息化的“比特經濟”轉型過渡。
第一，此次疫情將推動人們消費習慣變革。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龐大的互聯網用戶將帶動人們的生產生活發生鉅變，為數字消費的蓬勃發展奠定用戶基礎。無人配送、非接觸式服務、線上消費在疫情期間均呈現逆勢上揚的趨勢。Quest Mobile數據顯示，全網用戶每日使用總時長從1月23日的50億小時，上漲到2月3日(許多企業線上復工第一天)的61.1億小時。但是，疫情過後是否還能保持現在的火熱程度仍待觀察和判斷。
第二，此次疫情將加速文化產業轉型升級。數字技術成為新常態下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加速文化產業轉型升級。2019年5月發佈的《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1.3萬億元，佔GDP的比重達34.8%。與此同時，數字經濟在文化領域不斷滲透發展，數字技術已經成為文化發展中一種新的經濟生產要素，通過強調促進科技文化創新鏈與產業鏈有效對接，提高不同內容形式之間的融合程度與轉換效率。具體而言，疫情期間國家扶持、市場需求等多方因素綜合作用下，以數字技術為依託的直播電商在疫情期間迎來發展新高峰。艾媒諮詢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直播電商行業的總規模達到4338億元。預計今年中國在線直播的用戶規模將達5.24億人，市場規模將突破9000億元。
第三，數字化趨勢下，線上教育、線上辦公、智能康養等新興文化業態倒逼文化產業變革傳統思維方式。疫情之下，許多線下娛樂需求、教育需求開始向線上轉移，CNNIC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截至3月，我國在線教育用戶規模達4.23億，較2018年底增長110.2%，佔網民整體的46.8%。2020年初，全國2.65億在校生普遍轉向線上課程，用戶需求得到充分釋放，在線教育應用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未來，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線上教育、線上辦公模式是否仍會持續火爆仍待觀察，但這種在線思維模式的轉變是文化產業相關從業者應當重點關注的。
（二）“新基建”的快速發展將助推文化發展勢能轉動能
基礎設施建設通常投資大，對經濟的拉動、帶動作用較大。在2008年全球經融危機後，中國開啟“四萬億”救市計劃，其主要用於增強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疫情期間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和消費相對疲軟，以投資拉動消費是疫情後期恢復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相較於傳統基建，新基建更側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其概念界定為“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可預見的是，新基建將為“穩投資”工作提供堅實支撐。根據工信部賽迪智庫發佈的《“新基建”發展白皮書》，“新基建”七大領域預計帶動直接投資超10萬億元人民幣。據三大電信運營商透露，截至2月底,我國80%的5G網絡建設按計劃實施，預計今年將建設開通55萬個5G基建，而5G基建為代表的“新基建”迅速發展將提升文化產品的內生動力，推動文化治理現代化能力和水平。
一是“新基建”將提升文化產品內生動力。新基建將在要素和市場層次對文化產業帶來革新，促進產業升級，提升新舊動能轉換效率，加速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積累的巨大勢能轉變為產業發展動能。新基建將縮短文化資源向文化產品轉化的過程，加速產學研一體化，縮短科技手段應用到文化產品的時間。
二是“新基建”助推文化治理模式現代化。文化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文化產業的特殊性，長期以來文化領域的治理體系與社會治理的其他體系有機整合不足。疫情衝擊下，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不足更加凸顯，3月份劇院、景區恢復開放又緊急喊停也從側面顯現出我國文化應急體系的不足。而基於5G、雲計算等信息技術，通過收集、分析、應用城市大數據信息構建智慧城市是提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有效途徑。以新基建為依託更新文化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能夠更好的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例如，今年“五一”假期期間，智慧旅遊、智能監控、線上預約、線上旅遊等均體現出新技術在提升文化治理現代化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性。
（三）全球援助提升中國國際文化軟實力
疫情衝擊下，加速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滲透與交流。國際重大傳染病的新挑戰下，也讓世界各國重新思考“人類命運共同體。”疫情期間，相較於其他發達國家，中國政府充分展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體現出大國的責任與擔當。截至4月10日，中國政府已經或正在向127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包括醫用口罩、防護服、檢測試劑等在內的物資援助。
疫情發展至今，外國媒體和公眾對中國的印象也不斷髮生變化，從一開始的“妖魔化”，到表彰和感謝中國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努力和對外援助，這代表外國政府、媒體和公眾對中國國家形象有一個新的認知，彰顯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國家形象。儘管對中國政府、中國國家形象汙名化聲音仍然存在，但是中國政府的做法得到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大部分國家的一致認可。
縱然當前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但仍然可以看到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謀求合作發展的總體趨勢不會改變。疫情期間，中國國家形象在國際社會得到提升，無論是他國政府、國際組織，還是普通民眾都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有所變化，我國整體國家文化形象輸出或可迎來新機遇，但也應明確，一個國家的國家形象不是單靠一個事件就能被完全認可。疫情過後國家文化形象的構建仍需多方力量相互配合、精耕細作。
三、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的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路徑探索
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國文化產業迎來高質量發展機遇期。文化產業結構亟需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全球產業鏈分工上亟需從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不斷提升國際文化產業鏈條的地位作用。
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勢頭並未得到有效遏制，國內個別地區集聚性感染仍然存在，疫情防控仍有較大不確定性。在此形勢下，既要看到疫情防控帶來的積極變化，加快恢復經濟社會運行秩序，也要持續抓緊抓實抓細常態化疫情防控，文化產品作為精神文化需求的產業，其恢復週期會比生活必需品領域要長。面對2003年非典疫情，中國電影產業經過近半年才慢慢恢復。而此次疫情較非典時期破壞力更強、影響力更久，文化產業的恢復發展仍需做好持久戰準備。
（一）標本兼治，維穩和改革缺一不可
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因此文化產業各個領域各個部分應當做好後疫情時代的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促進經濟社會運轉正常“動起來”。因此，疫情防控要為各項文化活動有效開展創造條件、提供方便。不僅要把前一階段行之有效的好經驗、好做法作為長效機制延續下去，還要不斷適應新情況新變化，科學研判當前形勢，做到視野上更開闊、思路上更靈活、用力上更充分、措施上更精準。
前文分析到，二季度文化發展面臨著中小微文化企業亟需紓困、文化領域人才就業壓力大的雙重風險。因此，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一方面要治“標”，在“六保”“六穩”過程中繼續做好維穩工作。另一方面要治“本”，推動產業內容結構型轉變、思維型轉變，推動文化產業革新發展，為扶貧脫貧攻堅貢獻力量。
一是要加大經濟槓桿扶持力度。根據一季度數據，今年一季度我國宏觀槓桿率增加13.9%，但仍然低於2009年一季度的增長幅度，這表明儘管本次疫情衝擊遠超2008年的次貸危機，但我國政府仍表現出較強的擴大定力，政府加槓仍有一定空間。後疫情時代，應當通過政府加槓，避免企業倒閉、失業增加、金融業不良資產增加三者之間內部惡性循環。但同時，也應當避免完全依賴政府債務、擴大政府投資來支撐經濟增長。應鼓勵支持民間資本投資，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將要素改革落在實處，激活民營資本的活力。
二是提升扶持政策實效性。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政府財政扶持政策一方面應當避免不切實際的降費減稅，養成企業的惰性思維。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政府點菜，企業買單”，“紓困”的政策比“穩增長”和寬鬆政策更重要。政策制定者應當切實明確不同時期、不同規模的文化企業所面臨的不同困境問題，有針對性的進行扶持優惠，確保政策用在實處。
三是提升文化產業自主創新能力。 未來文化產業恢復商業活動需要面對的不只是流動性問題，而是清償力問題、商業模式的生存問題。哪些文化活動能夠繼續，哪些文化活動需要調整關閉是後疫情時期文化產業發展需要調整的方向。在高度市場化背景下，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對於產業升級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文化企業應當適時而變，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積極謀求新的發展方向和模式。
（二）內外兼顧，完善產業鏈和供應鏈
後疫情時代，文化領域要做到內外兼顧，修補國內文化產業鏈與供應鏈，推動國內產業鏈的轉型升級，既要推進企業轉內銷，提升產業鏈的對內供給與轉向，同時要及時關注國際疫情動態、扶持政策動態，積極開闢“一帶一路”沿線等國家的第二國際市場、第三國際市場。
將應對國際供應鏈斷裂風險結合起來，做好文化產品出口轉內銷的配套政策。疫情導致我國產業進出口鏈條斷裂，此前中央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引導國內企業出口轉內銷是拉動國內經濟的必然選擇。但是在出口轉內銷的過程中，應當充分認識到文化產品出口轉內銷可能面臨的系列問題。
首先，是我國文化生產鏈、產業鏈的自主化程度仍然欠缺。以文化裝備製造為例，當前我國印版、印刷滾筒、油墨、傳感器等關鍵元件仍然依賴進口，產業鏈生產的高端化不夠，因此需要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補足文化產業高端化不足弊端。其次，文化企業出口轉內銷過程仍需配套扶持體系。文化產品不同於一般的商品，具有輕資產性，其在出口轉內銷的過程中文化資產難以評估、國內外行業標準不一致、國內銷售渠道拓展等系列問題，均需要配套的政策扶持體系支撐。（三）破而後立，提振市場和消費信心
一是要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線上線下雙管齊下，使新型文化產業向陽而生，傳統文化產業逆風前行。一方面，線下集聚性業態應當思考如何轉型升級，尋求業態創新，擴展多元化營收模式。另一方面，如線上教育、線上會議等線上文化業態應該進一步持續優化當前服務，提供有針對性的高質量線上文化服務，從而更好應對未來疫情常態化的發展趨勢，避免疫情過後，線上文化業態由於缺少高質量的文化服務、發展模式而成為退潮後“裸泳”的那一個。
二是要政府外力刺激與群眾內力提升並重。疫情過後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心理都將發生較大變化。因此，提振消費信心應當以穩就業為前提，堅持政府外力刺激與居民內力提升並重。一方面，群眾內力提升仍需以穩就業為前提，從根本上將群眾的“錢袋子”釋放出來。要想打贏“持久戰”，就必須“調結構”“穩就業”“穩增長”，其中“穩就業”位列“六穩”首位，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政策外力刺激需要充分考慮到疫情期間群眾的文化消費習慣和心理。實踐證明，消費券在一定時期確實能夠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消費券的發放既是緊急狀態下的政府財政調度，也是背上政府信用的政策選擇。但是，也要避免消費券發放蜂擁而上，忽略群眾文化消費習慣、疫情消費心理變化，而導致消費券實際作用不明顯。消費券投放後，有關部門要加強監管力度，確保消費券能夠產生預期效果。以收定支，量力而行，避免造成財政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