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書家畫壇，受幾千年來“官本位”體制的影響，一些書畫家或入吏為官，如漢鐘太傅，晉“二王”，唐朝的歐、褚、顏、柳等；或歸隱江湖，如歸心佛門，沉湎於疊嶂煙嵐中的“金陵僧”巨然，如看似風流倜儻、實則失魂落魄的唐伯虎，如退隱山林、“秋山問道”、“夏山高隱”的君子“元四家”，再如標榜自我，鬻字畫為生的“揚州八怪”以及心有不甘的朱明遺民“清初四僧”等等。
其實，許多江湖人士入吏為官之門遇阻，而未能踏入官場殿閣，實非個人初衷。
沈周：“吟詩作畫，悠遊林泉”
沈周是吳門畫派的開創者，是明朝中期中國畫壇的領軍人物。縱觀中國書畫史，夠得稱得上書畫大師級的人頗多，但真正在道德修為和文化修養上，均被後人稱道者寥若晨星，沈周無愧為其中的佼佼者。
沈周一生家居讀書，“吟詩作畫，悠遊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沈周“祖上家藏頗豐”，而自幼“聰穎慧敏”，在物質上和個人潛質上，都具備入仕的絕好條件。然而沈周蔑視惡濁的政治現實，一生未應科舉，始終從事書畫事業，是跳出中國文人以“入仕為榮”的“仙人”。沈周學識淵博，富於收藏，交遊甚廣，極受眾望。沈周平易近人，布衣庶民平而視之，要書求畫者“屨滿戶外”，“販夫牧豎”向他求畫，從不拒絕。更有曹太守以大文士做小畫匠的故事。
由此可見，沈周的道德修養之高深，在社會上的影響之大。文徵明對其極其尊重，稱他為飄然世外的“神仙中人”。
趙孟頫：“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
歷史上才藝過人，成就斐然者頗多。趙孟頫才高八斗，又位極人臣之巔，不誇張地說趙子昂是歷史上書畫最有才份，藝術上最全面的。然而趙孟頫入仕的偏偏是掀翻自己家國的大元朝廷。趙孟頫絕沒有降元入仕之意，在元庭江南搜訪遺逸的壓力和一再誘惑下，不得已仕元，被封高官，逐漸成為顯要人物，在以儒家文化忠孝仁義的文化背景下，他被人認為身有媚骨，而遭看不起。
其實“仕元”這一沉重的精神負擔，一直是個揮之不去、壓在趙孟頫心上沉甸甸的石頭，使他為此而不斷自責、懺悔。其作《罪出》最能說明趙孟頫仕元的矛盾心境：“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趙孟頫雖是在趙宋這條破船沉沒後，才登上元朝之舟，甚至沒有做出一件對家國不利之事。然而，後人總把趙孟頫與“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比較，也且算作趙孟頫人生中的瑕疵。
董其昌：“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靠畫”
明朝的董其昌集詩書畫於一身，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藝術理論家。他的藝術理論影響，左右了明清時代，直到當今他的藝術理論仍居重要地位，在明清兩代的書法家中，能在生前死後享有如此盛名的並不多見，當然像董其昌這般人品之差的，更是絕無僅有。
董其昌忽官忽隱，居官時八面玲瓏、玩弄權術，歸隱時為惡鄉里，欺行霸市。雖“膏腴萬頃”，還暴斂財產，雖“妻妾成群”，又強娶民女。如果說董其昌書畫藝術修養達極致，而其道德修為則居其末。
世界上沒有最差人品，卻還有更差。清“四王”之首王時敏，繼承了明末董其昌派的主流。“姿性穎異，淹雅博物，工詩文，善書法，尤長於八分，而於畫有特慧”。被大明庭“恩蔭”，出任尚寶丞，管理皇家印信，後升至太常寺少卿。在大明王朝危難之時，卻“知難而退”退居鄉里。清軍一到，“遂與父老出城迎降”。且不論王時敏做沒有做過其他壞事，就其食明祿而負明之事，為後人不恥！如在當代，恐入鄭孝胥、周作人、胡蘭成之列。民族大義不顧，何來道德修為。
探尋沈周先生的藝術世界，他不僅在藝術本身上孜孜不倦、追求精湛，而在個人修為上不斷陶冶，情操高潔，不愧為流芳後世的一代宗師。後人不僅被其藝術修養所折服，更為其道德修為而仰慕。
現代社會的許多學藝之人，未能繼承古人藝術修為的良好傳統，反而另闢蹊徑，不加批判地吸收、放大“糟粕”，以仕途為榮，荒廢技藝，專攻權謀。脫離水墨丹青之實質，貪圖磚家協會之虛名，與沈周先生的世界，漸行漸遠。
任何一個書畫家，如果在個人修為方面不能夠遵循仁義禮信的道德標準，充其量不過是個街頭藝人而已，這樣的藝人又怎能合乎書畫家的稱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