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近，臺灣知名體育主持人傅達仁的家人，根據他的遺願，公佈了他在瑞士安樂死的視頻。
視頻裡，傅達仁手端一小杯毒藥，淡然地與工作人員探討服用方法。
端起小杯，面露微笑，對世界說“再見”。
服藥後，兒子說：“爸，我們愛你。”很快，他在兒子懷裡離開。
這段視頻錄製於2018年6月。當時85歲的傅達仁處於胰腺癌晚期，飽受病痛折磨，身高186釐米的他，體重不到50公斤。
他不願意過一睜開眼睛就面對藥物的人生，決定花掉畢生積蓄（大約65萬新臺幣），去瑞士實施安樂死（瑞士是目前唯一接受外籍人士安樂死的國家）。
這條視頻在社交媒體被瘋狂轉發，引起了大家對死亡教育的探討，很多人為傅達仁的勇敢叫好。
在遺言裡，傅達仁說人活著，應該“年輕時奮鬥向前，年老時喜樂再見”。他更豁達地安慰家人：如果你心裡有我，死亡就不是離別。
在臺灣，傅達仁是家喻戶曉的體育主持人。做過籃球運動員、教練，得過金鐘獎，還參加了1991年央視春晚。他一生結婚兩次，60歲談了一場忘年戀，生下獨子傅俊豪。
這樣的一生，是活得精彩，死得轟烈。
年輕時的傅達仁
高曉松問開“死亡體驗館”的丁銳，見了那麼多體驗死亡的人，哪一種人最怕死。
丁銳說：沒有充分活過的人，最怕死。
傅達仁一生傳奇，他不怕死，他選擇了死。臨死前，他脫下病號服，穿著參加兒子婚禮時的衣服，向世界道別。
如果說，笑靨如花、努力成長，是生命最初的模樣，像傅達仁這樣清醒而體面地離去，則是生命告別應有的樣子。
遺憾的是，很多人既沒有痛快地活一場，也沒有體面地死一次。
02
作為一個缺乏死亡教育的民族，我們特別避諱談死。
丁銳在開“死亡體驗館”之前，做過臨終關懷工作。他發現親人在對待那些病重、瀕死的人時，會把說謊當作善意，永遠在騙他們：你會好的、不要緊、沒事的。
這樣做，雖然出於善意，卻像逼一個沒來得及複習的人，上考場。最終一定會錯失很多重要的時刻，甚至悔恨終生。
這一點，我在母親離世後體會特別深。
因為父親的堅持，從母親患胃癌到離開，我們一直騙她是重度胃潰瘍，做完手術就能好。
母親最後一次入院，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肝臟。我們依然對她說，媽，沒事的。母親沒有遺言，她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喘不上來氣兒”。
隨著歲月流逝，我自己也做了母親，體會到當時的謊言，對所有人都是傷害。
首先，母親失去了享受人生最後時光的機會。
她一直規劃康復以後做什麼。如果知道自己有極大的可能不會康復，我相信她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度過那幾個月。她會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告訴我們；她會嘗一口她一輩子都不願意嘗試的水果；她會回憶過去的時光；她會告訴我，在沒有她的日子，我應該怎樣活著。
然而，因為懦弱與偽善，這一切成了空白。
對我們而言，必定要在無盡的悔恨裡，不斷猜測母親真正想做的事、真正想說的話。可惜永遠找不到答案。
03
馬東講過一件事。
因為父親馬季去世得十分突然，他久久無法面對。直到三年後，他夢見父親在夢裡告訴他：“我今天才真的走了，很高興跟你做一世父子，有緣再聚。”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真的放下了。”馬東說。
作為中國傳統父子關係中，得到父親認可較少的兒子，讓馬東徹底放下的是那句“很高興跟你做一世父子”。這是認可與肯定，是隱晦卻珍貴的愛的表達。
死不可怕，我們放不下的是遺憾——
有許多話沒來得及說，有許多愛還在心裡。內心相愛卻行為犯規的人，因為一方的離去，永遠失去了和解的機會。
04
不能以真實的態度面對摯親的離去，很多時候是由於自私。
一個醫生朋友講過一件事。89歲的老人入院，醫生對家屬說，這個年齡沒必要讓老人遭罪，開點藥，減輕痛苦，回家讓老人再享幾天福。
然而家屬堅持治療，因為孫媳婦快生孩子了，他們想要四世同堂。
插呼吸管的時候，老人看上去已經軟弱無力的手，忽然握緊了拳頭，喉嚨裡清晰地發出“不要”的聲音。然而，管子無情地插進他的呼吸道，他失去了語言功能，也失去了說“不”的能力。
電影《酒神小姐》
畫家陳丹青在一篇紀念恩師木心的文章裡寫道：
“剛剛開始，眼見木心老死的過程，固然難捱，但是可把握、可度越，即便重症病室站那麼一站，亦屬於有為……
22日夜隔著玻璃罩努力看他，一時我竟巴望他仍不如回去重症室，仰面喘息。”
懦弱是人性，勇敢卻需要訓練。 為了讓痛苦來得晚一點；為了給自己更多適應的時間；為了他人的看法；為了愚蠢的“孝順”；為了無謂的周全，很多人選擇寧願讓親人痛苦地活著，也不願意讓他們好好地離去。
最終，父母生無可戀，子女不再留戀，告別時沒有溫情、寄語，沒有掏心的談話與暖心的回憶。父母帶著他們的故事迷散在塵埃，我們繼續帶著對死亡的恐懼，蠅營狗苟地活著。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我們為了不死，磨去了所有活著的激情。
05
最好的死亡教育是直視死亡，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思考活著的意義。
心理學家歐文·亞隆接觸過一個晚期癌症患者團體。團員們沮喪無助，直到一位女性成員站出來。
她說：“我已經決定了，畢竟有一些事情我還能做，我能為人們提供一個如何去死的好榜樣，通過我自己充滿勇氣和尊嚴地面對死亡，我能給孩子們和朋友們做個好榜樣。”
生於1931年的歐文·亞隆，是僅存於世的國際醫學心理大師
病患們開始做力所能及的事。
與親人長談，解決彼此的誤解和麻煩；把人生的計劃從以年為單位，過渡到了以天為單位。
他們決定不再考慮什麼時候死，而是想著明天怎麼活。
歐文·亞隆認為，對死亡的恐懼常常與人生虛度的感覺緊密相關。你越不曾真正活過，對死亡的恐懼就越強烈；你越不能充分體驗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也就是說，被壓抑和辜負的人生，是通過死亡焦慮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你壓抑自己的程度越淺，越能坦然面對死亡。
徒手攀巖狂人Alex Honnold的故事，佐證了歐文·亞隆的判斷。作為生存率只有50%的高危運動從業人員，Alex Honnold 的人生信條是：以最大熱情追求自己喜歡的事，哪怕為此付出生命。
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Free Solo》，拍攝的正是Alex Honnold徒手攀巖的經歷。
臺灣醫生柯文哲說，人生結局只有兩種：插管的和不插管的。
救死扶傷是醫生的職責，然而，醫生永遠無法避免死亡。在50歲的時候，柯文哲忽然想明白一個道理。“什麼是死亡”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是“怎樣才算活著。”
電影《酒神小姐》
我們對死亡的焦慮，本質上是擔心有太多來不急和未實現；而在生命最後一刻，對生的眷戀，也是對“本來可以，卻最終未能實現”的不甘心。
一個人，怎樣對待生，就會怎樣對待死。對生之懦弱，造成了對死之恐懼。
過好每一天，就是長壽；不留遺憾，就不怕赴死，這是安樂死的傅達仁教我們的，也是死亡教育的真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