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群窯之冠”，汝窯瓷器自北宋誕生以來，九百餘年，獨步天下，冠絕古今，無數人慕情與此。隨著時間的發展，學界及藏界對清涼寺汝窯面貌的認知經歷了清晰-模糊-重建-新發現的幾個階段。
今天來看，北宋清涼寺汝窯的整體面貌大體清晰，金代清涼寺汝窯的面貌也在逐步清晰之中，這是自清涼寺汝窯址發掘後數十年來，無數文物學者辛苦勞動和不懈探索的結果。然而仍有一些海外藏器，因相關信息過少而被“張冠李戴”，明珠蒙塵。在信息發達充足的今日，有必要對於一些海外藏器重新審視，重新判斷其窯場歸屬。
本文擬列三例尚被判斷為或耀州或高麗的青瓷器，兩例來源於玫茵堂收藏，一例來自於大英博物館的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舊藏。依據清涼寺汝窯遺址所發掘得的資料，從造型、胎釉、紋飾與燒製工藝等多方面詳加探討，求明其性。另列一例被判斷為汝窯但其身份可疑的青瓷器，來自於香港嘉德的拍賣，亦做詳細討論。
撥雲見日
1.玫茵堂藏器
玫茵堂藏兩例灰藍釉器，錄於《玫茵堂中國陶瓷》（《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卷三第二冊，皆被德國學者康蕊君先生（Regina Krahl）斷為五代耀州作品。一例圓口缽，圖號1469[1]，購於巴黎東方青銅器公司（Oriental Bronzes Ltd.），其土脈薄，缽口修尖，口沿釉微下流，隱露灰黑胎色。器壁下斜收，底部滿釉支燒，釉質乳濁，釉色灰藍，全器光素無紋，口徑18.6cm，高6.7cm。
灰藍釉素缽 瑞士玫茵堂藏
灰藍釉素缽 瑞士玫茵堂藏
另例為蓮瓣碗，圖號1470[2]，購於紐約藍捷理古董行（J.J.Lally & Co.），此碗口外敞，底部卷足支燒。碗壁薄韌，外刻蓮瓣，蓮瓣較為寬肥，刻劃整齊富有張力。碗身灰藍釉，釉層相較前述缽例較薄，口沿與蓮瓣紋飾輪廓處釉層略有流散，以致顯露棕褐胎色，口徑17.9cm，高7.5cm。
灰藍釉蓮瓣碗 瑞士玫茵堂藏
縱觀此兩例，器物狀態較為一致。總的來說，其釉質、修坯、足部的處理與燒造方式以及造型、紋飾風格，皆不同於五代耀州窯產品，而具有相當的北宋清涼寺汝窯風格。康蕊君先生雖將其定為五代耀州，但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並在各自的相關討論中提出，如前者圓口缽被認為：
總而言之，二者所展現出的形制與風格皆與五代耀州窯作品相去甚遠，各方面都十分傾向於北宋清涼寺汝窯。然而檢閱今在世界範圍內的公開傳世汝窯作品，並無同類器可資比對，那麼，在清涼寺汝窯遺址中是否出土過同類器呢？
答案是肯定的。查閱2008年出版的清涼寺汝窯遺址發掘報告：《寶豐清涼寺汝窯》，內有相關線索。該書較為全面的梳理、展示了清涼寺汝窯遺址第五次至第八次的發掘成果，其中在第四章《遺物》內關於“缽”的一節，展示了共兩型九種汝窯瓷缽，並有如下介紹：
“缽 佔汝窯出土瓷器中的2%左右，皆模製，弧腹，隱圈足，滿釉支燒。器表常見的有蓮瓣紋和水波紋，器底內絕大多數模印有龍形圖案，也有器內外素面的，依據口沿的不同，分為二型。”[5]
兩型分別是A型敞口缽與B型斂口缽，其敞口缽型中有一種素缽與玫茵堂例相類：
“標本C2:845，腹較淺，底面上殘存2個支釘痕。內沿下飾兩週凸線紋，器內外素面，從局部看應為天青釉，無開片。口徑19.8釐米，底徑9釐米，高7.4釐米。（圖六七，5）”[6]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缽類器線圖 。錄於《寶豐清涼寺汝窯》
對照相應線圖，可發現二者的器物造型基本吻合，且通過文字描述可知燒造方式也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提到的“內沿下飾兩週凸線紋”，玫茵堂藏缽的內口下亦有線紋，因釉層覆蓋而顯得不甚清楚。這些細節性的對比，說明無論是從器物造型、燒造方式還是具體的器物裝飾上，二者都基本一致，只是在尺寸上相較更小一點。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素面缽線圖（上）與玫茵堂藏缽（下）對比
灰藍釉缽 內沿特寫。瑞士玫茵堂藏
此外，玫茵堂藏蓮瓣碗的同類器亦在清涼寺汝窯遺址中有所發現，出土量較少，被編為F型敞口淺腹碗中的f亞型：
“Ff型：模製，出土數量較少。標本C2:876，殘。裹足，滿釉支燒，圈足底面上有5個支釘痕。器表模印雙層仰蓮，淡天青釉，有開片，不明顯。口徑16.8釐米，底徑6.8釐米，復原高6.6釐米。（圖五〇，5）”[7]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f型蓮瓣碗線圖 。《寶豐清涼寺汝窯》
對照線圖可知兩碗的形制與紋飾基本吻合，蓮瓣的寬肥風格統一，雙層蓮瓣的佈局與蓮瓣之間的構圖比例也基本一致。只標本C2:876相較玫茵堂藏碗少蓮瓣內部的中心線，且蓮瓣為單層輪廓線，其尺寸較小於玫茵堂藏碗。另在報告彩版中有同一地點出土的同一器形標本，因信息量相對較小而未繪線圖，編號C2:877，為蓮瓣紋的底足。對比發現兩者的底足特徵、支釘痕形態也基本一致。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f型蓮瓣碗線圖（上）與玫茵堂藏碗（下）對比
北宋 清涼寺汝窯 碗類底部 。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玫茵堂藏碗。與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f型瓷碗標本C2:877（右）對比
通過這些細節上的比照，可知玫茵堂所藏兩例青藍釉器的造型、修坯、裝飾和裝燒手法、支釘形態與汝窯產品基本一致。
器物造型的問題解決了，再來看胎釉的情況。為何玫茵堂藏器的釉質與普通汝窯器有著明顯的直觀差別？實際上這是由於釉料配方與燒造溫度、埋藏情況三方面所共同決定的。
玫茵堂器的燒成溫度較低，使得釉質較混濁，結構相對鬆散，且應曾經掩埋地下，受到沁蝕。但這種沁蝕情況相對少見，推測是水沁所致，保留了一定釉光並改變了釉色，最終形成了這樣藍灰泛白的狀態。這在清涼寺汝窯遺址採集的標本中也有發現。如發掘報告彩版九二所示汝窯洗，編號Y5:5，其釉質釉色就出現了灰藍泛白，質地較軟的情況。
北宋 清涼寺汝窯 敞口碗 標本。北京泓社藏
北宋 清涼寺汝窯 敞口碗 標本 口部特寫。北京泓社藏
北京泓社藏汝瓷碗標本口沿（上）與玫茵堂藏缽口沿（下）對比
歷史上汝窯整器的出土絕非罕事，實際上今日所謂“傳世汝窯”也應有一部分器物是歷史出土而後流傳的，但現在多數已經難以分辨。如見明人王雄修、承天貴纂《汝州志》卷二“古蹟”汝窯條：
“汝窯，創世無考。......窯已就廢，但居民間於地中偶爾掘得，頗以為珍玩焉。”[8]
另見清人孫灝（曾任河南督學）詠汝窯的詩中有“皿蟲為蠱物之蠹，人巧久絕天難留。金盤玉碗世稱寶，翻爛泥土求精好。”[9]兩句，也說明了歷史上汝窯的出土。
綜上所述，玫茵堂所藏兩例灰藍釉器從造型、胎釉、裝燒方式以及裝飾風格等多方面，都符合清涼寺汝窯，應屬該窯作品，時間在北宋，並非是五代耀州窯產製。
2.大維德基金會舊藏器
大英博物館藏一例青藍釉器，編號PDF.59。該器被認為是十二世紀高麗青瓷作品，其原屬大維德基金會舊藏，據希麗雅（Sheila Yorke Hardy）在1953年的記錄，此洗原屬約翰·普拉特(John Platt)舊藏。
實際上此洗從造型、胎釉、工藝等各方面來看都是十分典型的清涼寺汝窯器物，釉色青藍開冰裂片紋，釉面有灰黑色的土沁痕跡，這在河南出土的清涼寺汝窯瓷器上經常見到。圈足部分有縮釉，器口不平整。卷足支燒，是標準的清涼寺汝窯風格。
北宋 清涼寺汝窯 直口洗。大英博物館 原大維德基金會舊藏
北宋 清涼寺汝窯 直口洗 底部圖。大英博物館 原大維德基金會舊藏
雖然支釘色白且支釘痕跡較大，但這並非是高麗青瓷所使用的硅石支具。清涼寺汝窯的支釘痕跡多數較小，部分質量較重者則痕跡較大。但也有部分盤、碗類的作品有著較大的支釘痕，這是在摘取瓷器的過程中，支釘斷位較低或支釘偏斜的原因。大英藏汝窯洗共五枚支釘痕，黑色編號右上方處的支釘痕就較為細小，是正常尺寸，這就足以說明該洗的支釘使用並無特殊，只是在支燒或者摘取的過程有些技術意外。
而支釘色白的情況在清涼寺汝瓷中是極為尋常的現象，如見發掘報告之彩版九五所錄殘洗，編號IT65:27，即為白色支釘。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Db型撇口碗標本T29:104（左），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Bb型斂口盞標本C2:888（右），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該洗釉質尚可，但燒造不平且有釉面瑕疵，可能曾經是選退品，後經受了掩埋。這與1986年由寶豐縣陶瓷工藝廠王留現先生在清涼寺採集到的一件汝瓷洗情況相似。此洗亦是燒造不平，釉質顏色不均勻，冰裂紋，足部有縮釉。釉質表明沁蝕痕跡明顯，餘下釉面較光亮。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Db型撇口碗標本T29:104（左），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Bb型斂口盞標本C2:888（右），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該洗釉質尚可，但燒造不平且有釉面瑕疵，可能曾經是選退品，後經受了掩埋。這與1986年由寶豐縣陶瓷工藝廠王留現先生在清涼寺採集到的一件汝瓷洗情況相似。此洗亦是燒造不平，釉質顏色不均勻，冰裂紋，足部有縮釉。釉質表明沁蝕痕跡明顯，餘下釉面較光亮。
大英博物館藏洗（上）與王留現清涼寺汝窯遺址採集瓷洗（下）對比
水落石現
那麼，即有身為汝窯而未被識者，又是否有並非汝窯而冠為汝窯者呢？
高麗青瓷花口盞託。 香港嘉德2013年4月5日 “觀古-瓷器工藝品” Lot：414
2013年4月5日的香港嘉德“觀古-瓷器工藝品”專場中釋出一例青瓷盞託，Lot：414。該例盞託原自日本藏家，附日式木箱，箱蓋上書名“高麗青瓷”，香港嘉德承襲了這一說法，在專場圖錄中標為“12世紀 高麗翡色青瓷五瓣花形盞託”。但在201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清淡含蓄-故宮博物院汝窯瓷器展”展中的“傳世汝瓷一覽表”內，該盞託被斷為汝窯瓷器，並隨後出版錄入於《汝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窯瓷器薈萃》一書。2015年11月號的《紫禁城》雜誌也刊登了汝瓷一覽表，錄在《「清淡含蓄」故宮博物院汝窯瓷器展導讀》一文中。
世界各地博物館及私人收藏的傳世汝窯瓷器一覽表》中關於嘉德“茶盞託”的節選 《紫禁城》2015年11月號
此盞託為典型宋式盞託樣式，清涼寺汝窯有同類作品，今存世三例。兩例藏於英國大英博物館，其中一為哈里·戛納爵士（Sir Harry M Garner）舊藏，編號1971,0921.1。另一原為大維德基金會舊藏，編號PDF.81；又一例藏於美國弗瑞爾藝術畫廊，編號F1937.17a-b。
北宋 清涼寺汝窯 花口盞託 大英博物館
北宋 清涼寺汝窯 花口盞託。大英博物館 大維德基金會舊藏
北宋 清涼寺汝窯 花口盞託。華盛頓 弗瑞爾藝術畫廊
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發掘中也出土過此種盞託，相關情況記錄在第四章《遺物》內之“盞託”條，被編為C型“花盤型盞託”：
“C型：花盤型盞託。出土數量極少。有墊燒的，也有五支釘支燒。標本C2:889，花式盤上翹，盤正背面分別凸起五條曲線紋將盤面等分，上呈託腹與C型直口盞接近，底部和圈足相通。高圈足外撇，圈足著地面上有5個支釘痕。青綠釉，通體佈滿細密開片。託口徑7.3釐米，盤徑16.4釐米，圈足徑7.2釐米，通高6.8釐米。（圖六六，10；彩版一四七）”[10]
此盞託製作相對精細，釉色青碧，直觀上確實具有濃厚的汝窯風格，但將其與存世三例汝窯花式盞託仔細比照，則可發現諸多區別。
嘉德例（左）與大英館戛納爵士藏例（右）對比
首先，三例館藏汝窯盞託的造型基本一致，皆是高圈足，托盤邊沿上翹，託腹與托盤相接處些許內陷。而比對嘉德例則可發現在造型上主要有五處不同：
1.嘉德例圈足較館藏三例矮些。
2.托盤寬平硬板，口沿無上翹，不若館藏三例之微翹曲勁。
3.托盤上每瓣花瓣的外曲線內凹曲度相比館藏三例及清涼寺出土品的內凹曲度更大。
4.託腹與托盤相接處也更為直接，腹底內收度更小。
5.託腹與托盤的比例亦與館藏三例不同，其託腹相對更寬，托盤顯得更窄一些。
嘉德例（左）與大英館大維德例（右）俯視對比
另外，嘉德例在製坯上也相對粗率，造型把握較汝窯器稍差。在花口曲線紋的製作上，也有不同，館藏三例及清涼寺窯址出土品的曲線紋俱為模製，等分勻稱，曲度一致，所模線紋凸起飽滿，寬窄均勻一致。而嘉德例則疑似以工具剔刻而出，曲度有變化，線紋凸起亦不夠飽滿有力，曲紋製作上也稍顯粗糙，同一前後寬窄有少許差異。總而言之，嘉德例青瓷盞託的曲線紋製作比較館藏三例汝窯盞託顯得柔弱粗疏一些。足部刮釉支燒，控釉稍顯不穩，館藏例中弗瑞爾美術館藏例及大英博物館戛納藏例二者為刮釉墊燒，相比之下，嘉德例控釉較差，足部處理也不夠細膩。
瑞爾館例（左）與嘉德例（右）的外沿及曲線紋對比
再看青釉。嘉德例釉質清透，顏色淺碧，釉內氣泡密集，玻質感較強，與傳統清涼寺汝窯釉質不同。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清涼寺汝窯也有部分產品具有前述嘉德例的特徵，但總體質地不同，兩者仍具有較大差異。這一點上文字無法準確完備的表述，但觀察對比便可得知。
實際上，嘉德例盞託應是高麗青瓷中與清涼寺汝窯器最為相近的一類，無論是造型、釉質還是在燒造方式上，都與清涼寺汝窯十分相類，是高麗青瓷學習清涼寺汝窯的集中體現。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四例高麗青瓷，其中長頸瓶一例（NO.00186）、紙槌瓶一例（NO.00213）及蓮花溫碗一對（NO.02594），皆極類汝，與嘉德例盞託的釉質相近。尤其一對蓮花溫碗，與嘉德例高度類同。
十二世紀 高麗青瓷 長頸瓶。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十二世紀 高麗青瓷 紙槌瓶。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十二世紀 高麗青瓷 蓮花溫碗。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這種極度類汝的高麗青瓷在高麗青瓷中屬於最精細的一類，主要以造型和釉色取勝，是學習汝窯最成熟的品種，並在其上有一定的原產國風格。雖然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總體制作次於清涼寺汝窯，但仍具有極高的美學和文物價值。康蕊君先生在2017年發表的《傳世汝官瓷通考》一文中也持相同觀點，將此例盞託定為高麗青瓷而剔出《現存傳世汝官窯器名錄》：
“北京故宮博物院近期出版專著（北京，2015年，頁260-305），以上列著錄為基礎，增添多件館藏汝瓷，其中多數於1923年大火中受損，因而早年未曾著錄出版。此名單共錄全球九十件汝瓷，但其中四例應可剔除：北京故宮2001年購藏之一件鸚鵡形殘片（北京，2015年，圖41）；一件採集自寶豐清涼寺後捐贈予上海博物館之筆洗，該洗為汝官窰遺址地點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促成了後來的發掘（北京，2015年，圖42）；廣東省博物館藏一件湵P，乃破片重建而來（北京，2015年，圖54）；還有一件盞託，著錄為高麗青磁，而非汝瓷（香港嘉德2013年4月5日，編號414；北京，2015年，圖90）。”[11]
擷珠入匣
除卻上述四例“汝窯的誤判”外，本文擬再補兩例身份已得廣泛認同卻未列於北京故宮“傳世汝瓷一覽表”及康氏《現存傳世汝官窯器名錄》中的汝官窯器。
其一為前文曾引之美國弗瑞爾藝術畫廊藏汝窯青釉花口盞託，高6.7cm，直徑16.6cm。該盞託為查爾斯·朗·弗瑞爾（Charles Lang Freer）捐贈於1937年，原購自盧芹齋的古玩公司（C.T. Loo & Co.），可能曾經屬於清宮舊藏。
北宋 清涼寺汝窯 花口盞託。華盛頓 弗瑞爾藝術畫廊
該器與其他傳世汝窯瓷器較為不同，通體為青綠色釉，這在今天的存世汝窯器中是十分少見的。但在清涼寺汝窯的生產中，青綠色釉並非罕物，錄於發掘報告的即可見多例，如發掘所得同造型盞託C2:889即為青綠釉，錄於彩版一四七。另外如彩版一一六（T28:37）汝瓷龍紋盒蓋、彩版一四五（C2:824）汝瓷板沿盞託及彩版一四六（C2:954）汝瓷圓盤盞託皆為青綠色之樣貌。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c型花口盞託標本C2:889。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Ab型器蓋標本T28:37。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涼寺汝窯遺址出土Ab型板沿盞託標本C2:824。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Bb型圓盤盞託標本C2:954。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其原因除卻釉料配方上的差異外，主要是因為燒成溫度相對較高且熄火降溫速度過快所導致的。汝窯青綠釉有著十分繁多的面貌，弗瑞爾館藏器的釉質清潤，呈半乳濁結構，有開片，釉面不平，多橘皮痕，側光而觀，若波光瀲灩，與前引C2:824的釉質觀感較為相似。
此外，該盞託與大英所藏兩例花口盞託在造型上十分一致，幾無差別。刮釉墊燒，與大英館戛納爵士藏例相同，釉質上亦與戛納爵士藏例有近似之處。總而言之，其汝窯特徵極為顯著，汝窯身份毋庸置疑。
北宋 清涼寺汝窯 花口盞託。華盛頓 弗瑞爾藝術畫廊
另一例為英國布里斯托城市藝術博物館所藏汝窯天青釉碗，館藏編號N2535，來自於席勒（F·P·M·Schiller）1946年的遺贈。其曾經參加過1935年在英國倫敦的中國藝術博覽會，展覽號952。薄口，弧腹，矮圈足，刮釉墊燒。通體施天青釉，有細碎開片，開片較淺。釉色十分純正，顏色均勻，其淨若如洗藍空，雨後天青。釉光瑩潤滋媚，溫藹動人，令人難忘。
北宋 清涼寺汝窯 敞口碗。布里斯托 布里斯托城市藝術博物館
北宋 清涼寺汝窯 敞口碗 底足特寫。布里斯托城市藝術博物館
惜有局部土沁，土沁層保留未清洗。此說明該碗或是民國時期出土品，故是否能算入傳世汝窯器之中尚需商榷，僅擬暫補於此。清涼寺汝窯遺址曾出數型此類敞口淺腹碗，編為F型，下分六個亞型。布里斯托館藏例器壁較薄，圈足較小，或與Fd型相類，惜因缺乏具體參數，而暫時難以確定，但基本可以肯定在Fb、Fc、Fd三種形制中。彩版七五（T9J1:9）及彩版七六（C2:747）汝瓷Fb型瓷碗、彩版七七（T29B:133）及彩版七八（T29:18）汝瓷Fc型瓷碗與彩版七八（C2:727）汝瓷Fd型瓷碗五例窯址出土器可茲參照。
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b型敞口碗殘件T9J1:9。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b型敞口碗殘件C2:747。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c型敞口碗殘件T29B:133。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c型敞口碗殘件T29:18。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Fd型敞口碗殘件C2:727。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該碗的汝窯身份顯而易見，同樣毋庸置疑。
此兩例尚待增入汝瓷統計表之中。
一個延伸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一例青瓷平底盤，編號TG-2923，高2.0cm，口徑13.5cm。該盤長期被視作為五代耀州窯產品，曾錄於1997年日本出版《耀州窯:中國中原に崋ひらいた名窯》一書。此器滿釉支燒，支釘痕色白且做細小圓形，不同於尋常五代耀州風格。此外器物造型與釉質效果也於五代耀州有所不同。這種造型盛行於宋金時期，是作為宴席中放置在主客面前盛放果品點心類的器皿。清涼寺汝窯曾生產過一定數量的此類平底盤，如見發掘報告彩版八八所錄兩例標本殘件C2:673及C2:184。然東京館例的修坯與造型較清涼寺汝窯有些不同，但更不同於五代耀州窯作品。
青瓷平底盤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Ca型平底盤殘件C2:673。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Ca型平底盤殘件C2:184。清涼寺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汝州張公巷汝窯亦生產過類似平底盤，如見《汝窯與張公巷窯出土瓷器》中所錄一例[13]。雖然造型上也有很大不同，但張公巷汝窯部分產品的釉質與東京藏例相近，且支釘形制接近，故此處暫否去其五代耀州身份，擬推測為汝州張公巷汝窯產品，然缺少更多堅實的證據。
金代 汝州張公巷汝窯 平底盤 殘件。汝州張公巷汝窯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7年汝州張公巷汝窯開始了新一輪的發掘，據相關人員稱其成果豐富，極大的擴充了對於張公巷釉質種類和造型品種的認知。是以應待此次發掘結束，發佈發掘成果後，再行比較驗看，以確定其究竟是何窯產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