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紅色基因與創黨實踐”學術研討會會議現場 本網記者 查建國/攝
中國社會科學網上海訊（記者 查建國 夏立 陳鍊）近日，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共同主辦，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市高校思政課協作組承辦的“1920：紅色基因與創黨實踐”學術研討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本次活動是上海市社聯第十四屆（2020）“學會學術活動月”項目之一。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周承致歡迎辭，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劉紹學、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會長劉蘇閩少將、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嚴愛雲、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徐建剛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中共上海黨史學會會長、上海市社聯副主席、上海大學忻平教授作會議總結。研討會開幕式由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上海交通大學建黨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陳揮主持。
周承表示，要加強黨的建設，並將之體現到學校辦學、治校、教書育人的方方面面。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學習和教育，也是我們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工作。我們要從建黨歷史和建黨精神中汲取源源不斷的力量，緊緊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勇前進。
劉紹學介紹了上海大學的歷史和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發展。他提出，上海大學辦學初期以養成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為宗旨，彙集社會名流，是一所紅色學校。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注重對上海豐富紅色文化資源的利用，重視把紅色文化資源融入課堂之中。
劉蘇閩認為，紅色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政治底色，紅色基因是我們黨在長期奮鬥中確認的先進本質、革命精神、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總稱。在黨的創建過程中，紅色基因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不斷的發展壯大，又為紅色基因賦予了新時代內涵和精神特質，使之不斷得到豐富發展和弘揚傳承。
嚴愛雲提出，上海是黨的誕生地，也是偉大夢想的啟航地。馬克思主義與上海具體實踐的結合，鑄就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紅色基因，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紅色基因是新時代共產黨人的信仰之源、力量之泉。近年來我們黨史界以追尋黨的初心出發地，還原歷史本相為己任，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孜孜不倦地不斷推出了社會關注的、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徐建剛以100弄2號的老漁陽裡從不知名到申報全國文物保護單位的轉變為例，提出黨史研究需要學術支撐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忻平、陳揮、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張雲教授、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金瑤梅教授分別作主題發言。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高福進教授主持第一階段發言。
忻平認為，建黨時的奮鬥精神就是建黨精神與建黨宗旨，其核心是“立黨為公”。
陳揮表示，上海石庫門建築是見證中國共產黨創黨實踐的空間場域，上海石庫門文化是形塑中國共產黨精神特質的重要淵源，上海石庫門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回溯中國革命的歷史原點，我們要重新審視上海石庫門建築蘊藏的紅色文化和革命精神，從中汲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的精神動力。
張雲認為，上海建黨精神與上海的城市文明傳統和海派文化具有相互吸納、前後傳承的不可分割性。
金瑤梅表示，傳承與弘揚上海長三角地區的紅色基因十分重要，我們應看到目前長三角區域黨建一體化缺乏計劃性、系統性、長期性、全面性，黨建力量依然存在短板，為此可以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多渠道、全方位、廣角度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上海交通大學黃偉力教授、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李瑊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胡涵錦教授、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徐光壽分別作主題發言。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邱仁富主持第二階段發言。
黃偉力表示，中共一大具有開創性的歷史貢獻，包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為黨確立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實行黨的統一領導，初建黨的組織領導體系；以政治紀律為核心，提出對黨員和黨的工作的紀律要求，由此中共一大培植了黨百年發展的政治根基。
李瑊提出，漁陽裡時期的革命活動彰顯出中國共產黨在初創及發展歷程中的先進性、創新性等時代特點和精神特質，也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胡涵錦表示，要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建黨精神的重要論述。上海作為紅色文化資源的集中地，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在創黨實踐中留下的珍貴足跡，有著深厚的革命文化積澱，悠久的革命文化歷史。
徐光壽認為，可從四大維度來考慮“科學的中共創建史觀”，即哲學層面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關係，地理學角度，時間層面的歷史角度即三年兩會，以及包括漁陽裡精神、共產黨宣言精神、紅船精神的精神譜系角度。
上海財經大學博士後王巖老師、上海傳媒研究院陳志英老師、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楠老師、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孫衝亞、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穆鵬程分別作交流發言。上海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趙鳴歧教授主持第三階段發言。
王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
陳志英從《列寧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長編（1917-1927）》出發，分析了從1917年到1921年間國內在傳播列寧主義的過程中，如何經歷從排斥到接受，再到組織、行動的過程。
馬楠從“地緣共同體：國家主義派與寧波紳商”“寧波國家主義派對中共黨、團的引介”“新國家主義：李琯卿與《醒獅》《中國青年》上的論戰”“五卅運動中的青年團與國家主義派”四個方面講述了中共早期黨組織在寧波的植入、分合和演變。
孫衝亞基於青年精神覺醒的視角分析了李大釗的青年思想。他認為，青年擔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歷史使命的前提，就是率先完成思想和精神的覺醒。李大釗在探索救國道路時意識到青年的這種作用，認為建造青春中華的希望全部寄託於廣大青年。縱觀李大釗關於青年及其活動的所有論述，激勵、引導和培育青年覺醒始終是其思想主線，這些觀點對於指導新時代青年成長有著重要的歷史借鑑意義。
穆鵬程認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作為新時代黨的重要政治話語，蘊含了“堅持與發展”“思前與啟後”“建黨與黨建”等多重辯證邏輯。“堅持與發展”辯證邏輯是對“建黨精神”理論根基的省思，“思前與啟後”辯證邏輯是對“建黨精神”歷史延展的爬梳，“建黨與黨建”辯證邏輯是對“建黨精神”實踐形態的釐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