矇昧中的覺醒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一、慶曆新政的背景
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來,四十年間,因循苟且,積弊日深,形成了積貧積弱的政局。早在劉太后去世、仁宗親政之初的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時任諫官的范仲淹即在《救弊八事》中指出:“國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斂未除,濫賞未革”，“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冗兵冗吏,遊惰工作,充塞京都”,點明早已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現象。提出:“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遊惰,省工作(指各種修造工程)”,請求改革。後因得罪宰相呂夷簡而被貶,出任地方官。
慶曆二年(1042年)秋,尹洙上疏進一步指出:“因循不革,敝壞日甚”,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請求仁宗“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再次要求進行改革。而當時仁宗和宰相呂夷簡懾於遼朝出兵攻宋的恫嚇,正擬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以求和，根本無心聽取尹誅的改革請求。
慶曆三年正月,孫沔又上書指出:“觀今之政,是可慟哭”，“自呂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這次重又入相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州、府長官“皆猥懦老老”縣官又“多昏聵罷軟”當此與遼重結盟約,西夏正擬臣服之際,正可“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仁宗“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士崩瓦解,不可復救”,迫切地請求進行改革。
同年三月呂夷簡罷相,但仍以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參與國家大政。“呂夷簡既罷相,上(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在這一背景下,同年四月,范仲淹、韓琦自陝西前線調回朝廷,並任樞密副使。然而,前相呂夷簡雖因病在家,宰執大臣遇事仍多往他家中諮詢,實際上呂夷簡仍掌握著朝政大權。
諫官蔡襄即向仁宗指出呂夷簡前後執政,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墜壞如此”。“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財殫竭”,想依靠呂夷簡,“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呂夷簡“今以疾歸(家),尚貪權勢”,只有罷免他的商議軍國大事之權,才能使宰相、執政真正擔負軍國大政。呂夷簡隨後被正式罷政,這為改革創造了條件。
二、改革措施
同年八月,范仲淹由樞密副使升任參知政事為副相,富弼升任樞密副使。九月,宋仁宗督促“范仲淹、(富)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似乎決心很大,希望政局能徹底革弊更新。
於是范仲淹、富弼兩人商議後,由范仲淹奏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措施,其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七項都屬於改革吏治的範疇，這也是此次改革的重心所在。
諫官歐陽修在本年五月時就指出:“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並於九月,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甚至認為:“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去冗官,則不過期月,民受其賜”。視改善吏治為除弊革新的關鍵所在,可說是當時官員們的普遍共識。
同年十月中旬,改革正式開始。范仲淹等從中央官員中選拔張顯之、王素分別擔任河北、京東的都轉運按察使,沈邈擔任淮南轉運按察使。他們的職責與通常的轉運使重在財政不同。主要是考察本路的各州府長官是否稱職,並委以權限,在本路內,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擢通判”;有政績者，不要輕易改換;政績優異者,則應升官重用。
然後,再由知州(府)考察縣官,有不稱職者由幕職官代理。擔任代理州、縣長官二年後政績好的,即可正式任命為州、縣長官,作為改善吏治的首要措施。這是改革“十事”中的“擇官長”。
同月末,進行第二項改革,頒佈詔令改革對官員的考績方法,改變自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開始的,“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這種不管賢愚及政績優劣,唯年資是問的辦法,高級官員到年限後,需具政績奏請聽旨;一般官員在任期內犯有“私罪”的,也一律奏請定奪是否升遷;而政績優異者,則視其優異狀況而決定其升遷的高低。這項改革只限於文官。這是改革“十事”的“明黜陟”。
范仲淹深知改革涉及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實際贊成改革的人並不多,而且宋仁宗支持改革的決心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對另一個改革主將富弼深懷憂慮地說:“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但這並未阻止他繼續進行改革的決心。
十一月中旬又頒佈詔令,削減了中高級官員的子弟蔭補為初級官員(任子)的人數,還降低了長子等以外的親屬蔭補官的級別。蔭補的初級文官要經過考試,武官則考武藝或兵書,然後才能出任相應的官職。這是改革“十事”中的“抑僥倖”。
十一月末,又頒“詔限職田”對各路、州、縣的文武地方官員的職田數量作了規定。這是在政府財政無力為地方官員增加俸祿的情況下,以“職田”的形式增加他們的收入,“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然後再“責其廉節,督其善政”,作為重要的廉政措施。這是改革“十事”中的“均公田”。
慶曆四年三月,又頒佈詔令,命各州、縣都設立學校,士人須在學校學習三百天,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也須學習一百天等。而由州、縣、鄉、裡考察各學子的德行,德行有虧者不準參加科舉考試。並改變原先專以詩賦取進士,以帖經墨義取諸科的傳統科考標準,進士科改為首場考“策”,次場考“論”,末場考詩賦,這不只是考試項目的先後順序,實際是“先考策、論定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諸科中取消專以記誦為功的“帖經墨義”,改考經術大義;史科重在“明史意”和文理;明法科則試判案等,都是重在實用。這是改革“十事”中的“精貢舉”。
同年五月,首先將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屬縣中的五縣降為鎮,併入鄰縣,這是改革“十事”中的“減徭役”。據范仲淹估計每並省一縣,可省役二百,而鄉村減少一耆保,也可減役十餘戶。縣降為鎮以後,每鎮只須派兩名初級文武官員擔任鎮官及收稅官。這是改革的第六項內容“減徭役”,也是最後一項改革措施。
三、慶曆新政的失敗及影響
自從第一項改革措施“擇官長”實施以後,各路按察使對不稱職的官吏,“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明黜陟”、“抑僥倖”兩項改革的施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改革 遂受到多方面的攻擊,甚至攻擊改革派拉幫結派,是“朋黨”。范仲淹頂住壓力,堅持改革,不為所動。 當慶曆三年三月,范仲淹自陝西召回擔任樞密副使,歐陽修等任諫官,而呂夷簡被罷相。
四月,新任樞密使夏竦剛回到京城,即因受到諫官的彈劾而被免職。北宋的著名學者,被後世稱 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時任國子監直講,認為宋仁宗專心求治,范仲淹等積極進行改革,感到革新政局有望,遂作《慶曆聖德詩》以抒發內心的喜悅,詩中稱頌仁宗召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是“躬覽(攬)英賢”;而“手鋤奸櫨”,則是暗指剛被罷職的新任樞密使夏竦。
夏竦因此對石介和改革派恨之入骨。夏竦遂利用石介曾向樞密副使富弼上書,責以應像商代伊尹、西周周公那樣,輔佐仁宗中興宋朝之事,散佈流言蜚語,將石介原書中的“伊(尹)、周(公)”,說成是“伊、霍(光)”,意思是說石介要富弼仿效西漢的霍光廢掉當時的皇帝(昌邑王)另立新皇帝(宣帝),還誣稱石介已為富弼起草了廢舊立新的詔書,以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於大逆不道之罪。
其實,夏竦誣指的石介為富弼草擬的廢立詔書,是夏竦指使其婢女模仿石介的字體所寫的。宋仁宗雖表示不信流言,但也未對此事作出處理。范仲淹、富弼等已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先前的擔心似已應驗,因此,他們開始謀求退路了。
其時正值遼朝聚兵西部準備討伐西夏,宋朝的西北邊形勢因而緊張,范仲淹遂乘機堅請親自宣撫西北地區。同年六月,范仲淹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八月,富弼也出為河北宣撫使。兩人雖仍各保留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的官銜,其實已不參與朝政，保守派即乘機大肆攻擊二人。
慶曆四年十二月,宋與西夏正式議和。宋仁宗本來就是因為“方陝西用兵”,與西夏作戰,才“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現在宋與西夏已經議和,仁宗遂想乘機罷免范仲淹、富弼二人的執政大臣銜,宰相杜衍堅“執以為不可”,但范仲淹仍自請罷政事。
宋仁宗採納宰相章得象的意見,故意“賜詔不允”,范仲淹卻誤以為宋仁宗仍想進行改革以更新政局,因而對仁宗挽留他繼續擔任參知政事上表謝恩,宰相章得象即乘機攻擊范仲淹此前表示要辭去執政,是“挾詐要君”;章得象的黨羽又攻擊范仲淹自請罷政事,並非真心,而是“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跡甚明”。
慶曆五年正月中旬,遼使到京通報遼與西夏的戰事已經結束,以示對宋友好。遼、西夏對宋的威脅相繼解除,宋仁宗認為天下已經太平,遂於同月下旬,將范仲淹、富弼和袒護他們的宰相杜衍,先後罷去宰執官職而出任地方官,短暫的改革遂告失敗。此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十項改革只實行了六項即半途天折,六項中除“均公田”、“省徭役”兩項外,其他四項改革吏治的主要措施,都先後於慶曆五年間被明令廢罷而恢復舊制。“省徭役”雖未明令廢除,但並縣以省職役的措施也未繼續認真執行,實際保留的只有對官員有利的“均公田(職田)”一項。
但是,“任子”確是“冗官”的主要來源之一,嘉祐元年(1056年)又下詔減任子,雖比“慶曆新政”中的“抑僥倖”所減任子的範圍要小,卻也“自是每歲減入流者,無慮三百員”。
常棣tandy
我是歷史愛好者滌塵索金，很榮幸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純屬個人觀點，不足之處請多指教，期待與大家更多的交流。
慶曆新政是從宋仁宗慶曆二年開始，以范仲淹、富弼為首的中央高級官員推行的以“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簡潔、廉政、高效的政府，從而徹底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最終由於改革侵犯到大地主、大官僚和天下讀書人得利益而失敗。
改革背景
宋朝建立以後，開國皇帝趙匡胤為了維護趙宋江山的持久與穩定，在政治上採取細緻分權、相互制約的政策，使得政府官員的數量持續增加;在軍事上採取大規模養兵以維護社會穩定的政策，使得政府軍隊人數逐年增加。眾多的官員和軍人佔據政府財政支出的大頭，冗員、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由此出現。
宋仁宗統治年間，由於三冗問題得不到解決，導致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各地農民起義不斷;而國外党項人迅速崛起，宋朝軍隊屢戰屢敗，遼國藉機勒索宋朝支付更多的歲幣以換取邊境安寧。
宋仁宗為了改變內憂外患的現狀，於是同意范仲淹、富弼等人的請求，開始推行改革以自救，意圖建立起一個太平盛世。
改革內容
慶曆新政的改革內容有十條，但是主要內容還是集中在對政府官僚系統的改良。
- 明黜陟
制定明確的政績考核標準作為官員升降的唯一標準，其目的就是激勵官員在崗位上履職盡責。
- 抑僥倖
限制宋朝恩蔭制度的濫用，從而限制政府官員人數，尤其是權貴子弟不勞而獲的進入官場。
- 精貢舉
限制宋朝科舉取士的人數，除了死記硬背書本上的知識，更加註重考察實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 擇官長
對於州縣等地方官員的選拔任用更加註重考察行政能力與實際功績，切實做到能者上庸者下。
- 均公田
限制政府官員兼併土地，從而確保官員的廉潔，不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
- 厚農桑
在基層工作中更加註重農業發展，將此作為官員考核與任免的重要內容。
- 修武備
恢復以往的府兵制，招募士兵邊生產邊訓練，從而既可以提升士兵的戰鬥力，又可以節省軍費支出。
- 減徭役
減輕普通百姓賦稅和徭役的負擔，從而有效緩解不斷激烈的社會矛盾。
- 推恩信
將中央各項的惠民政策確實落實到位，重在解決地方政府陽奉陰違的行為，從而樹立政府的威信。
- 重命令
中央制定施行的政令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後再在地方推行，以免朝令夕改。
這十條改革緊緊圍繞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而制定，希望藉此縮減政府官員的規模，從而徹底解決冗員問題。
失敗原因
慶曆新政僅僅推行一年多就宣告失敗，導致其失敗的原因有很多，我個人總結而言有三點:
一是宋仁宗改革決心不堅定。縱觀宋仁宗的一生，他雖然為人非常仁愛，但是不是一個有恆心的君主，面對改革帶來的質疑聲，宋仁宗開始選擇打退堂鼓，對范仲淹等人的改革產生了質疑。
二是改革派缺乏實際操作能力。改革派的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的才學毋庸置疑，但是他們的行政能力有待商榷，尤其是在選人用人上有很大問題，導致很多改革措施不能有效推行。
三是改革太過急切。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方略缺少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異想天開的認為可以畢其功於一役，殊不知改革內容的越寬泛，觸犯的利益群體就越多，改革的反對力量就越強大，而改革派又缺少有效的應對的危機預案，最終導致失敗。
結語
慶曆新政是宋朝的精英分子為了挽救國家做出的一次嘗試，但是由於他們的改革方向過於侷限，過於注重改良關鍵體系而不能切實造福底層百姓，改革進程過於急躁而走向失敗，更為嚴重的後果是，此次改革誘發了宋朝內部激烈的黨爭，這對於危難的國家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滌塵索金讀歷史
我是讀史逍遙今。就這個問題說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不喜輕噴。
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把“慶曆新政”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來看。
“慶曆新政”的時代背景
唐朝由於節度使獨攬大權，各自為政，最終引發了國家政權的崩潰。五代十六國裡，大部分都是曾經獨霸一方的節度使。
當趙匡胤結束亂世重新統一全國時，他敏銳的意識到如果地方權力大於中央時，對於皇權會是多麼大的影響。因此設置了一整套官員間相互制約的制度，首先就是“杯酒釋兵權”。
緊接著，宋太祖分割地方的財權、軍權、行政權，又加了許多監督機構。另外，除了州縣之外，他又設置了一個叫做“路”的機構。“路”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的派出機構，但又承擔了許多職能。
通過這樣一系列操作，宋太祖成功的削弱了地方官員的權利，任何人即使想造反，也無法獲得足夠多的的權力。但同時，這樣的設置又使宋朝官僚機構盤根錯節，造成“冗官、冗兵、冗費”的現象。在當時，能當官的路子五花八門。人人謀官，都希望能擠上這條發財的獨木橋。
這種現象在宋仁宗時期已發展到了頂峰。仁宗本來就是“老好人”，還願意親近士人，再加上對北方的征戰，使得國庫日漸空虛。
范仲淹激進改革動搖了多數人的利益導致失敗
因此，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發起了“慶曆新政”。他提出十項改革措施，核心就是：第一，減少政府對民間經濟的干預；第二，就是裁撤冗員，降低政府開支。
范仲淹清楚的認識到，國家的現狀就是很多不幹事的官員佔著位子，而且這些人又都有靠山。所以他就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改革明顯就動了別人的奶酪了。你范仲淹沒有背景，我這可都是同氣連枝，憑什麼動我呢？萬一真要重新分配，我這已經到手的不全沒了？
因此反對派對范仲淹大肆攻擊。范仲淹剛正起來也幾乎六親不認。仁宗皇帝曾經問他，“忠臣也會結黨嗎？”范仲淹說，“如果結黨能更好的服務國家，也沒啥問題。”這個問題皇帝非常不滿意，也漸漸對他有了意見。
於是，歐陽修寫了一篇《結黨論》，強勢抨擊范仲淹。仁宗看過後，對范仲淹的疑惑更加深了。此文成為“慶曆新政”的轉折點，仁宗意識到，任由范仲淹繼續下去，動搖的是官吏制度，更是皇權。
“慶曆新政”最終僅僅維持了一年多就結束了，直到20多年後，王安石的變法再次提及了范仲淹提到的諸多政策並付諸實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
這場改革的失敗，首先在於范仲淹等改革派低估了反對派牴觸的決心與實力，採取的“一刀切”的方法也阻斷了轉化反對派的可能。其次，宋仁宗儘管是個好人，但是優柔寡斷，不能決斷，不像神宗一樣堅決支持范仲淹的改革。第三，范仲淹剛直不阿的個性，雖然為北宋官場注入一陣新風，但是不懂變通的他，註定無法真正成為時代的主導。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最後也只能靠著文章疏解自己心中的不甘與憤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