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關係史大體上相當於過去的中西交通史和現在的“絲綢之路”研究。在當代，“絲綢之路”及東西文化交流大概可以歸入國內外史學中最熱門的選題，對中國史、亞洲史、全球史和專門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5—16世紀“大航海”之後，中國與歐洲之間建立了連通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上航線，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被東來的天主教傳教士介紹到歐洲。一個半世紀以前的德國地理學家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則是第一位注意到羅馬帝國與漢朝之間已經有了商業往來、中國獨有的絲織品在兩千多年前就已遠銷歐洲的學者。因此，他創造了“絲綢之路”（die SeidenStrasse）這個術語，用來指代連接遠東和泰西之間的商路。後來，這個詞逐漸被世界各國學術界接受。因此，中外關係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發展，在國外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分不開，在國內則與學術界對中華民族同其他民族互動歷史的深化了解緊密相連。
綜合性與視角多元化
中外關係史從學科劃分上講，雖歸入歷史學中的“專門史”，但其構成卻不簡單，可以用三“跨”一“遍”來概括，即跨時代、跨地域、跨學科、研究者遍及全球。跨時代指其研究時段從史前延及近現代；跨地域是說其研究的地理範圍包括中國和周邊地區以及遙遠的異域；跨學科則言其涉及學術領域與方向眾多，遠逾傳統史學視域，延及考古、地理、製圖、科技、博物、海洋、民族、藝術和語言學等諸多相去甚遠的專業。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大國，各國都有研究本民族、本國、本地區與中國關係史的學者，所以中外關係史研究者遍佈全球。
由於存在上述特點，從研究成果和論著上講，中外關係史的關注者往往超出歷史學專業之外，有時會包括其他相關專業的人員甚至境外的研究者。從對研究者素質的要求上講，雖無一定成法，但普遍有兼通的要求，即具備一定的跨時代、跨國與跨學科知識基礎。研究者應兼通專門史與斷代史，既知中國史，也對世界史和地區國別史有一定了解。此外，研究者最好兼具一兩個不同學科的知識，瞭解海外同行的情況，從全球視角關注自己所從事課題的人才培養機構和活躍於學術一線的主要專家，以及研究成果的發表園地和重要的文獻收藏處等。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飛速發展，各高校及科研機構紛紛成立研究院所和中心。此類機構有些是實體，也有些是虛體；有些很有生命力，發展得較好；有些則開張時熱熱鬧鬧，幾年後變得悄無聲息。從學科建設的角度看，一所有影響力的研究中心往往同時具備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成為公認的本領域高級人才的培養與進修基地；二是有一個特色鮮明、與時俱進且在本領域知名的圖書文獻和研究信息情報中心；三是成為一個活躍在科研一線的學者們學術交往的中心；四是既產出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穩定地出版和發行高質量的專業書刊。以此為立足點，反觀我們的工作，會發現不少需要改進之處。
古老而年輕的學問
歷史學不是新產生的學科，而是一門由來已久的學問。我國中外關係史的學術淵源，可上溯至西漢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時代。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根據各種檔案材料，寫了《匈奴傳》《西南夷傳》與《大宛傳》等列傳，首次將鄰族鄰國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與中原的往來納入中國歷史的敘事，為歷代正史的體裁奠定了基礎。縱觀兩千餘年來中外關係史的發展軌跡，隱隱可見如下大致脈絡。
第一，從單純漢文文獻到多語種文獻。中外關係史既是傳統中國史學的一個分支，也是一門與時俱進的學問。亞洲各民族中，東亞近鄰的日本、朝鮮、安南與琉球採納漢文記錄他們的歷史。而佛教的傳入使印度語文學隨之入華，使中國對外交往中兼用胡漢文字。文獻記載中國使臣在西域發現當地人書寫“畫革旁行”，近代以來在中亞和我國西北地區發現的佉盧文、粟特文、巴列維文和安息文材料證明了文獻所記並非虛言。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使得亞洲許多地區伊斯蘭化，亞洲出現了一批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文字，如阿拉伯文、波斯文和馬來文等。而中原周邊民族除沿用境外創制的佉盧文、粟特文之外，也先後有了自己的文字，如和田文、吐火羅文、各種突厥文（包括第一突厥汗國時期的婆羅迷字突厥文、盧尼字突厥文、畏兀兒文、敘利亞字突厥文與察合臺文等），以及藏文、西夏文、契丹文（大字與小字）、女真文（大字與小字）、蒙古文（新近確定的婆羅迷字柔然文、畏兀體蒙古文與八思巴文）及滿文等。這些文字的史乘、題記與文獻的發現，使中外關係史研究從單純依靠漢文文獻步入多語種文獻研究階段。
第二，海洋交通變革與東西學術匯流。秦漢以降，舊大陸各國以造船、導航與海外地理為代表的海洋科技進步，推動了亞、歐、非三大陸間的海上交通。東亞、東南亞與南亞的佛教僧侶、商賈、使節的航行，西亞穆斯林商使的東來，與宋元海上往來及明初鄭和遠航，勾勒出這一時段東西海上交通的主線條。15世紀伴隨“大航海”而來的殖民擴張和傳教活動，歐洲人的足跡遍及全球，歐洲與東方的聯繫成為中西交通史中新生的重要方向，歐洲人文科學因殖民活動而產生的“東方學”，則成為中外關係史的國外平行學科。清末以來對“東方學”各分支，如漢學、蒙古學、藏學、突厥學、佛學、伊斯蘭學、朝鮮學、日本學，以及亞洲研究各分支，如東亞研究、東北亞研究、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中亞研究、內陸亞洲研究、西亞研究等區域研究成果的吸納，使當代中外關係史領域呈現東西學術匯流與兼及中外的明顯特點。
第三，新學科的介入。進入20世紀以來，新學科學者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關注為中外關係史學科注入了新流。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Paul Emile Licent）與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在寧夏銀川附近發現距今3萬餘年舊石器時代的水洞溝遺址。2016—2017年，我國考古學者在新疆阿勒泰地區吉木乃縣的通天洞舊石器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4.5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多種石器。其年代和地理位置恰好處於水洞溝與西伯利亞阿勒泰之間，被列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考古學界的研究成果數量之多、內容之新，令人目不暇接。考古學中的科技考古學家近年來對馬匹的馴化、車輛、冶金術、小麥種植傳播的研究，使史前東西文化交流成為成果豐碩的新領域。1924年，蘇聯俄羅斯聯邦戈爾諾·阿勒泰州的烏拉幹區發現了斯基泰/塞種（相當於春秋至戰國初期）巴澤雷克古墓葬區（Pazyryk Cemetery），其出土物中發現了不少中原出產的捻股絲線織成的平紋織物。蒙古國匈奴墓葬中出土了產自中原的銅鏡、絲綢、漆器等文物和帶有中亞巴克特里亞、粟特、拔汗那、安息與希臘—地中海風格的器物。我國各地出土了各個歷史時代舶來品，中外考古學界也對古代中國外銷大宗商品陶瓷、沉船和各種遺址進行研究。這些考古發現和相關研究，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有著博物學界背景的德裔美籍學者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中國伊朗編》與美國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的《撒馬爾罕的金桃》更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這些成果的問世，促使從事傳統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學者思考知識結構更新的問題。
學術研究的定位
人文學者與自然科學家一樣，其主要工作是糾正前人的謬識、探索未知。如果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是正確的，應當經得起時間考驗。當然，隨著新方法、新視角與新資料的出現，既有成果有可能被修正，比過去的結果更為接近真理。因此，人文科學的研究也是與時俱進的。
學術研究的定位通俗地說，就是希望產出什麼樣的成果。成果有普通的，也有精品。嚴謹學者的成果有長久的生命力，出版後會在書架上放很多年，成為後來者向上繼續攀登的臺階，被其他研究反覆引用。許多學子希望自己走出校門之後，能以一個訓練有素的學者的面目活躍在學術界。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筆者以為，首先，要培養勤于思考的習慣，研究要有創意。新創意往往產生於自己特有的學術背景和閱歷，有時也受到新材料和相鄰學科進展的激發。其次，研究方法要正確，學界講得較多的是基於前人基礎和學術同行的認可度。筆者認為需要增加的是應當考慮跨行和相鄰學科的認可度，也就是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研究從單學科擴展到多學科。
我國的碩博研究生培養制度有傳統的師父帶徒弟的傾向，其優點是學術傳統和學派得以延續，但造成青年學子眼界受限的缺陷也是明顯的。在面對中外關係史這門有著跨時代、跨地域、跨學科、研究者遍及全球等特點的學科時，任何一位有過巨大成就的飽學之士也是十分渺小的。因此，老師應當明白地告訴學生，老老實實打好基本功、師法本學派傳統和導師是重要的，但也不能有門戶之見，應認識到師徒相承方式的侷限性。老師的知識、經歷再豐富，都是有限的。如果想超越老師，除了下死功夫、甘坐冷板凳之外，更要開闊自己的眼界，關注世界性的科學研究，不但注意本領域最前沿學者的動態，同時要關注相鄰學科使用的方法和材料及其研究的課題。這樣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換而言之，就是要師法眾師，終身學習和不斷更新自己，敢於打破學科的疆界，努力擴大自己研究成果的覆蓋面，試看有無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可能性，從而發現自己研究的更大價值。不但要考慮同行的認可度，也要考慮相鄰行業與學科的認可度。
我們高校的史學工作者，一直有一個疑問：有些西方漢學家連漢語都講不地道，閱讀中國學者的論文，翻著字典看好幾天才能看完，也沒有經過我們這樣的教育，但為什麼不妨礙他從事專業研究，最終有些人變成了世界級的學者？試想有人問，如果能看懂文言文就可以研究中國歷史，學問能做下去，那麼中國史專業還有設置的必要嗎？為什麼還要有本科、碩士生、博士生的學習階段？高中畢業後，坐在板凳上查資料，誰不會查？但是事實真是這樣嗎？不是。歷史研究有門檻，史學研究者除了要掌握基礎的知識和技能、瞭解學術規範之外，還要知道怎樣正確地開始一項研究工作。我想，中外關係史研究也是這樣。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中國元史研究會原會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迎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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