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地
我是歷史領域創作者追歷史的小昂，很開心回答您的這一問題。
從廣義來看，三國紛亂的歷史應起於公元190年的軍閥混戰，止於公元280年的西晉滅吳。而從狹義上來看，三國鼎立的歷史始於公元220年的曹丕稱帝，止於公元263年的魏滅蜀。可以說，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間長達43年。
結合《三國志》的記載，加之個人分析，本人認為：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之所以能夠形成，其本身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而最主要的因素，當屬以下三點：
其一：三分人才均勢的形成
曹操、劉備和孫權之所以能夠三分天下，首要的原因就是在他們身邊都匯聚了大量的人才，形成了人才的三分均衡之勢。曹操文武兼備，劉備弘毅寬厚，孫權任人唯賢，都是善於馭人、用人的一代雄主。
漢末的軍閥混戰，使得當時的眾多人才流落四方。而後，經過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關鍵性的戰役，人才又都出現了聚集，而主要方向便是曹操、劉備和孫權三方。各方主要人才如下：
曹操集團：文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賈詡等一流謀士，武有夏侯惇、張遼、張郃、徐晃、樂進等猛將。
劉備集團：文有諸葛亮、龐統、法正、董和、李嚴等人，武有關羽、張飛、魏延、馬超、黃忠和趙雲等將。
孫權集團：文有張昭、顧雍、步騭、諸葛瑾、魯肅等人，武有周瑜、程普、呂蒙、陸遜、甘寧、淩統、朱然、黃蓋等將。
由此可見，曹操、劉備和孫權三位雄主帳下都擁有著一批傑出的文武人才，客觀上形成了均衡的人才態勢。而這，便是魏蜀吳三國能夠鼎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三分地理均勢的形成
所謂地理均勢，是指割據集團利用地理條件抗衡對方的一種策略。在中國古達，佔有險固地利形勝的一方在爭雄角逐中明顯地具有優勢。
以中國整體的區域形勝來論，從南北方向來看，橫貫東西的長江把中國地理分為南北兩大區，南北對峙，南方政權總是依賴長江為天塹。從東西方向來看，以華山、秦嶺為界，形成了西北、西南兩個閉鎖地區，中原一旦有事，經常成為割據之地。
以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地理因素來看，經過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三分的地理均勢正式形成，具體表現為蜀漢有劍閣之險，吳國則有長江天塹。正因如此，曹魏屢次南征東吳而無果，蜀漢也憑藉劍閣之險而多次成功抵禦了魏國的進攻。
其三：三分政治均勢的形成
三分政治均勢的主要表現，便是孫劉聯盟的建立和鞏固。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孫劉聯盟曾出現過破裂，但就整體來看，還是相當牢固的。
劉備和孫權結盟，本質上是一種抱團取暖之舉。於各自戰略而言，蜀吳結盟，雖攻取曹魏不足，但自保卻是綽綽有餘。而孫劉聯盟得以實現最為重要的兩個人物，並非是孫權和劉備，而是魯肅和諸葛亮。
正是由於魯肅和諸葛亮二人超凡的戰略眼光和傑出的外交能力，才一手成功締造了孫劉聯盟。而從中，我們便可以發現：事實上，在曹操、劉備和孫權三分天下的整個過程中，人謀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綜上，正是由於三分人才均勢、三分地理均勢和三分政治均勢的形成，才最終形成了曹操、劉備和孫權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三國，因英雄而精彩，又因精彩而英雄！
以上是本人個人看法，歡迎各位一起探討哦。
追歷史的公子
漢末，社會結構異常混亂，與東周有些類似。東周的混亂結局導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潰與大一統集權社會的建立；漢末也一度彰顯出大一統社會結構解構的跡象，在東漢以後，整個社會的主要力量由氏族大姓和地主階層掌握，農民階層似乎再也沒有重新擁有土地的可能，皇帝也似乎再也難以真正集權。 在曹操總攬北方氏族力量之後，皇帝完全成了一個傀儡。
當時，南方有兩支力量：
東吳政權建立在水運交通發達的地域，同時，這裡的經濟明顯多元，以政權層可以汲取到的治理農業社會的管理經驗——整個社會的思想觀念背景就在於此，不能治理這樣的地域，對此，最好的管理辦法是建立市場交換的管理理念：以貨幣作為經濟流通交換的中介，從而促使各經濟成份的發展；並要建立一套保障體系，如信貸與保險業。而這要將國家權力制度化、規範化，才能實現與保證。於是，思想侷限於中央集權社會模式的東吳當權者，面對現實中的多元經濟的粗放狀態，不能完全適應和與之很好的聯繫，政府不能有效地組織民間經濟的同時，也與之逐漸失去聯繫。當戰場廝殺的銳氣逐年消磨在散亂無序的民間繁華中時，滅亡之時也將不遠。“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西晉官兵滅掉蜀國之後，順江而下，疲軟的東吳政權一觸即潰。
蜀國， 地域兼取北方與東吳的特點，既有多元經濟，又有發達的農業——這使得以中央集權社會理念為背景的政權機構管理更加複雜，中央集權社會的管理理念主要面對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
蜀儘管有險山峻關作依保，但這在阻滯外敵的同時，也給自己造成麻煩，大軍每次出棧道都極不容易，退回更是基本賴於僥倖。兵出棧道後，後勤供應極其艱難，耗費極大，從《三國演義》上可以看到諸葛亮在西出祁山之後，總先搶收隴右的小麥作為軍糧，想取得天下，如此似乎有些不妥。後勤的堪憂使得前線軍心不穩，戰爭得不償失，加上官僚集團過於著眼於戰事，而無暇整修經濟，事實上，管理這樣複雜的地域，經驗就首先已經不足，這些都是蜀最先滅亡的根本的原因之所在。我經常納悶，為何劉備不把都城設在荊州，而把成都或白帝城作為陪都呢？這樣，至少進攻、出兵容易一點；為何總把平定天下的大事維繫於奇險的蜀道、祁山？蜀國，作為進攻型的國家，卻按照防禦型的國家佈置國都，真是權衡不當啊！
北方的政權交遞，由魏代漢是氏族力量由幕後走到臺前的體現，曹魏的政權又被新一輪氏族代表司馬氏取代。後來，司馬氏滅掉東吳之後，天下似乎進入一個統一狀態，實際上氏族力量仍左右著國家的命運，甚至更強。 各地司馬姓王迅速成了當地氏族力量代表，動輒殺入京城，勤王奪權。在京城也有氏族力量伺機起而一搏。
同時，北方少數民族力量趁機南侵。他們或各個擊破或以互市各義漸漸進入農耕區。其
實，少數民族進入農耕區域的苗頭，在東漢時已經開始，當年竇憲曾率大軍驅趕匈奴數千裡至燕然山，刻石記功而返，深入匈奴腹地兩千裡，匈奴遠遁漠北、西亞。但其後不久，北方又興起了一大批其他少數民族（以鮮卑為代表）。在東漢各地氏族力量解構全國政權後，他們將據點逐漸南移，這時，漢已無力組織國家力量共同迎戰少數民族。另外，各氏族力量集團為了壯大自己力量，也紛紛與少數民族發生經濟聯繫。於是，少數民族漸趨南下。
公元291年——306年間，西晉爭權鬥爭主要在王室各分支力量之間展開，他們可以說是各地氏族力量的代表，“八王之亂”造成的最終結果是：王族與圍繞王族的力量迅速削減，在北方崛起新的氏族力量，西晉王室在多事的北方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公元317年，王室被迫東遷至建康。
於是在北方，各身份更加複雜的氏族力量粉墨登場，他們或依世族大姓的支持，或部分地收羅民間流民，或依於少數民族支持，紛紛建立了政權，但最主要他們都體現了氏族政權的特徵，最終前秦王符堅表面上掌握了大範圍的政權。
公元383年，符堅在鮮卑拓跋族已大範圍深入農耕地區雄踞北方的情況下，貿然統率一支龐大卻魚龍混雜的軍隊（內中有各氏族集團力量存在，以慕容氏為最）南下攻打東晉，由於各集團力量不能統一調度，事實上，各集團心懷叵測、首鼠異端，在淝水，前秦軍隊和力量比較集中且指揮得當的東晉軍遭遇，一觸即潰，各集團乘機反水，前秦政權迅速瓦解。
拓跋部以少數民族的迅速風格，不久就平息了群龍無首、元氣大傷的北方各氏族力量，建立北魏政權，南北朝對峙的局面正式形成。一直到公元589年才由隋文帝楊堅完成全國的統一。我推測，在前秦符堅時，北方各氏族力量已開始走下坡路，南方也是。
拓跋部原系遊牧民族，乘當時北方氏族力量互相混戰之機進入農耕地區。少數民族簡單的社會結構相比氏族政權能更迅速地進入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狀態，只需要進入固定的田地即可。北方在各氏族曠日持久的拼奪過程中，早已農業凋敝，地廣人稀，所以以拓跋氏強大而集中的權勢所到之處，抵抗零星分散，地方威權速被解除。與長時間的氏族地主佔地者相比，他們單一的組織結構和遊牧的生活習俗使他們內部沒有爭相佔地者，他們似乎沒有長期居留的決心，於是土地改由中央統一支配，各實權派失去了擅自動員民眾為自己耕田謀利的契機。政府統一遷移民眾耕田並遞交賦稅，於是，公元485年均田令的頒佈有了切實的基礎。486年劃分了鄉黨鄰里的行政單位，由地方長官指派負責者，以防止氏族插手而再大量佔地，保證了均田令的實施。大一統集權國家的低層建構（自給自足農耕生產的經濟層面）粗創而就。所需的只剩下中央集權社會結構的高層建構（集中的皇權及執行機構）的形成，以與低層建構發生聯繫。
但是，這樣一個高層建構（中央集權的政權結構）終究沒有形成，拓拔宏的厲行漢化激起了一大批鮮卑貴族的廣泛悵怨，還有為自己利益前途的擔憂，統治者高層以兵權為重的實權派開始首鼠異端。同時，由於拓拔集團外部的威脅尚存，南朝的觀望與北朝各地氏族力量的尚未完全清除的“國情”，使得拓拔宏無法開展內部的清障集權行動，更別說建立一個適應“自給自足農耕生產的經濟層面”的官僚政府了。
依據史料，迄止北魏分裂時，在冊戶數已達500萬戶，人口逾2500萬，這是相當可觀的數目。即使西漢武帝全盛時，人口也不過6000萬，彼此差強一半，而此時仍有南朝政權的存在，並且此時為北魏低層建構初就之時，人口有迅速再增的可能，但是，皇帝卻被實權派所殺。一句話，準備就緒的、可觀的中央集權社會的低層建構，沒有同時形成的高層建構所覆蔭、配套——中央集權社會的經濟層面已經準備就緒，但是相應的皇權機構卻不能建立，此等契機一過，一切都得到重新洗牌。北朝重新陷入當權者的權力拼爭渦流。
長時間的鬥爭，必會使各個集團失去力量而趨向消解。從北魏起，政權更替中戰爭的範圍明顯縮小，有時只發生於爭權雙方內部，對民間的驚擾明顯降低，這對全國範圍內民間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民間小自耕農戶生產逐漸形成。
南方自東晉進入後，王室與官僚集團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處在一個與北方一元農耕經濟不同的多元經濟區，傳統的中央集權社會的政權管理模式無法有效適應實際的經濟現狀，這與東吳有些類似。而政權之所以能長時間存在（公元317年——420年），主要原因是有北方力量的威脅，使得氏族各方面力量相對集中。然而前秦符堅在淝水戰敗後，來自北方的威脅感迅速消解，於是明爭暗鬥開始加劇；又因如此的政權狀況無法適應經濟現狀（即使政權機構整肅，以自給自足農耕經濟為著眼點的中央集權社會管理理念都無法適應多元經濟地域，何況各氏族集團各自為陣），終使東晉政權瓦解，公元420年，劉裕的宋政權代替了司馬氏的東晉政權。
面對多元經濟現狀，南方更替的政權機構始終不能適應並與之有效聯繫，這要待於政府權力機構的制度化與規範化，在當時，無論北朝還是南朝，中央要打破氏族階層以集中權力尚且不能，何能及此。各利益集團利益各異，統一的政令始終無法有效實行；各種物產的生產製造更多呈單線交遞，自生自滅，珍貴物品最終流入豪族世家，他們廣儲糧食、寶器及各種財物，而中斷財富的流通，被動於承受財富，而不使其交流，也不投資以使財富增值，經濟不能持續發展。
所以多元經濟始終不能形成交互的立體狀態，而是一個多元的扁平體。即使氏族本身也與民間經濟逐漸脫離而趨向陵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