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群体里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1期，原文标题《“消失”在群体里》，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刘勃麟的作品既是摄影，也是行为艺术，也可以看作是活体雕塑。他站在街头巷尾，将颜料涂抹在身上，使自己“隐身”在背景里，与人们熟悉的都市场景融为一体，每幅作品都是“个体”融化和消失在“群体”里的幻象。尤其在如今无效信息铺天盖地、全球公共领域因政治正确失去正常讨论空间时，他的作品比从前有了更多的隐喻性。

记者/张星云

供图/刘勃麟

刘勃麟的作品既是摄影，也是行为艺术，也可以看作是活体雕塑。他站在街头巷尾，将颜料涂抹在身上，使自己“隐身”在背景里，与人们熟悉的都市场景融为一体，每幅作品都是“个体”融化和消失在“群体”里的幻象。尤其在如今无效信息铺天盖地、全球公共领域因政治正确失去正常讨论空间时，他的作品比从前有了更多的隐喻性。

《城市迷彩之熊猫》

轮回

刘勃麟大年初二回的北京，自己一个人隔离在北京北郊顺义水坡村的工作室里。

原本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公共机构巡回展览、搞创作的他，因疫情停了下来。他存了很多物资，尤其是矿泉水和方便面。隔离期间，他把所有物资摆在工作室的货架上，然后把自己全身涂上颜料，“消失”在货架前，村里的道路封闭了，他又跑到村口，“消失”在封闭道路的路障前。

“这些年，无论是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欧洲摄影中心办展，还是与克鲁兹·迭斯、肯尼·沙尔夫、JR等艺术家的合作创作，都会有当地画廊负责前期准备。”刘勃麟说。但疫情让他回到了最初的创作状态，没有助手，他需要自己一人完成所有事情。

创作时，他会先选好背景，摆好相机的位置，然后穿上古板的绿色军装作训服，在背景前站得笔直。他微微呼吸，闭上双眼，几名助手进行人体彩绘，他逐渐在背景中“隐身”。什么样的背景都有可能，从被拆迁的废墟，到街头宣传标语，再到超市货架，或者中国古代绘画，他都那样笔直地站着，这就是他最为经典的“城市迷彩”系列。

他通常需要站3～4个小时，最长一次达到了10个小时，几位助手将他身体挡住的背景颜色和形状一笔一画地画在他穿的作训服上，双手和脸部是唯一裸露的地方，丙烯颜料需要直接涂在他脸上。最初刘勃麟不以为然，“年轻硬干”，这样的创作持续7年后，“皮肤受到了极大损坏，已经修复不了了，毒都到里面去了”。他在巴黎找最好的皮肤科专家，开了药膏，药膏含激素，老是反复，他后来便先涂一层凡士林作隔离。

助手涂完颜料，他往往会“隐身”在背景中，观察周围来往的人群，有时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能发现他，路人从他身边走过才缓过神来，反而把他吓一跳。

不过疫情之下，这样的热闹场景不见了。没有助手的刘勃麟，只得自己一人照着镜子涂颜料，“以前那么多助手给我画，路人围着我拍照，现在就我一人，有种强烈的凄凉感”。

5月底，他在水坡村的工作室被拆了。当时村里还住着十几名艺术家，大家都在找新的地方，他还没有开始找。他把大部分作品拉回了山东老家，只留了一小部分搬到了北京艾米李画廊的新展上。展览有他最经典的“城市迷彩”系列，也有他首次对外展出的全新虚拟绘画作品“Now Now”系列。隔离期间存的方便面还没有吃完，他把剩下的方便面带到画廊，作为“开幕自助晚宴”，请观众们带回家吃。

他的“隐身”系列创作从2005年索家村工作室被拆迁开始，到今年，就像经历了一个轮回。

《城市迷彩之防护林》

索家村

“隐身”创作模式，最初产生于2005年11月16日。为了迎接奥运会进行的城市改造中，北京北郊的索家村国际艺术营遭遇拆迁，上百名艺术家需要重新找工作室，刘勃麟站在工作室废墟前，在身上画上坍塌掉的屋顶和破碎的砖墙，再用相机拍下来，仿佛整个人“消失”在了混乱的背景中。这是他第一次“消失”，“城市迷彩”系列作品的第一件就这样产生了。

之前的刘勃麟，1995年在山东艺术学院毕业后在山东教了4年雕塑，申请考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被拒绝了，时任雕塑系系主任的隋建国给他争取了考试的资格，最后考上了。2001年央美毕业即失业，他回山东代课，被生活所迫又办了高考美术班，2005年“五一”假期，正好赶上美术班淡季，隋建国给他打电话，问他来不来北京帮忙，做助理。于是他就去了索家村，在隋建国的工作室为他做恐龙，修中山装，才有了创作“城市迷彩”系列的机会。

人们喜欢在这个系列里面称他为“隐形”的人，而他更喜欢称这个过程为“伪装”，这也是“城市迷彩”系列作品名字的来源。“我在化妆的时候借用了狙击手的化妆方法，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发现敌人。”刘勃麟由此找到了一种安静而聪明的表达方式：去除自我的个性，躲藏，变得“隐形”。

在这个系列做完之后，他开始追问。他发现不光是他一个人，所有中国人都有和他一样的困惑。于是他进一步扩展这个系列，《城市迷彩之统——思想宣传教育》《城市迷彩之全家福》《城市迷彩之路障》等作品不断出现，他在计划生育等宣传标语前“消失”。

1998年至2000年，下岗潮继续。2006年，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找来了6名下岗职工，把他们“消失”在他们曾经工作、生活过一辈子的废弃的车间里面。

2009年，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关注。刘勃麟先后在超市的饮料架和桶装方便面货架前“消失”。

“城市迷彩”系列作品在创作之初就曾引起轰动，一家外国杂志用了《城市迷彩之索家村》做了封面，紧接着2006年一家法国画廊卖出去了他的两幅作品，画廊觉得有潜力，第二年又为他做了一次个展……如今他已是受到欧美藏家欢迎的中国影像艺术家之一。

新系列“Now Now”虚拟绘画作品

2013年，他成为第一位在TED讲台上用汉语演讲的中国人，此后其作品也逐渐国际化。他与各界艺术家合作，把著名的委内瑞拉艺术家克鲁兹·迭斯“消失”在迭斯标志性作品里，也与各类知名品牌合作，进行主题拍摄。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涨，威尼斯被报道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消失，于是他在威尼斯“消失”，在冰岛著名的钻石海岸冰川上“消失”，在“9·11”周年纪念时在世贸大厦旧址前“消失”，也在庞贝古城“消失”。2015年，西西里岛的一片海滩第一次发现有非洲非法移民登岸。刘勃麟找来很多人，把他们涂上沙滩的颜色，然后让他们全都躺在沙滩上，在沙滩上“消失”。

刘勃麟后来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创作，发现当地安全局势十分复杂，武装袭击频频发生。每个人仿佛都是移动的“靶子”（Target），于是又创造了新系列“TARGET”，2015年，巴黎发生《查理周刊》杂志社恐怖袭击事件，随后他邀请了杂志社的两位幸存者，将他们“消失”在一个个靶子前。

摄影是这些创作行为最后的呈现方式，刘勃麟从本来不懂摄影，到越来越娴熟地使用各类科技产品，从胶片相机到数码相机，从照着镜子涂颜料到拿着iPad作对比。这套程序唯一一次出问题，是2016年与法国摄影师JR的合作。JR用他标志性的黑白海报使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消失”，刘勃麟再用他标志性的人体彩绘让JR“消失”在他自己制造的卢浮宫广场里。不料第一天拍摄结束，储存照片的电脑出了问题，文件丢失，刘勃麟只得请JR第二天继续站在卢浮宫广场上，再花几个小时彩绘，重新“消失”。他还在适应新科技。

新科技

“黑客”系列起源于一个脑洞，有一次刘勃麟在网上浏览新闻，觉得网站上的图片也可以被他用来作为“消失”的背景。

最初的尝试很明确，他找了10个欧洲政府官方网站，挑选其中网页里的配图，在自己身上涂好配图里的颜色，拍下来，用Photoshop放在图片里，再请黑客把这些自己“隐身”其中的图片替换到政府网站上去。这组作品完成以后，有的图片被政府网站发现，替换回来，有的现在在网上还可以看到。“我选择政府网站，是个人对集体权利、政府权利在虚拟世界的挑战。当时质疑的是图像的权利，同样一张照片，同样一件好的作品，放在自己的电脑里和放在政府网站上是不一样的，放在政府网站上它好像具备了一定权利，你想去替换它，用黑客把自己藏进去的时候，就是在挑战某种权利。”

第二次，刘勃麟又把自己“消失”在了《蒙娜丽莎》《格尔尼卡》两幅名画之中，以及天津大爆炸事件的照片之中，请黑客将藏有自己的图片替换了谷歌和百度的图片搜索结果。2016年11月，“黑客”系列登陆纽约，大约30多个拥有毕加索《格尔尼卡》的网站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藏有刘勃麟的作品。

“我花了很大力气，与黑客沟通很久，对方会问你要让这张照片在网站上保持多长时间，一周和一个月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黑客需要为此进行后期维护。”刘勃麟说这就像是个猫捉老鼠的游戏，“是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对特权的质疑，和对所谓自由的坚持”。不过“黑客”系列在2017年后终止了，“我本来想每两年做一次，但后来就找不到黑客了，全球网络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级别，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现在做可能就要引发国际纠纷了”。2019年，刘勃麟还联系过阿桑奇，希望能进行一次艺术合作，但最后不了了之，“现在的世界格局又不一样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刘勃麟还在探索，尤其是身体和周边环境的关系。

2016年，他在一件马甲上安装了24台手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了北京的雾霾蓝色预警。创作2017年的作品《你看我时，我也在看着你》时，他同样在身上安装了大量手机，将手机屏幕朝外，打开前置摄像头，此时他身上的屏幕就会“反映”出周围的景象。

2018年，他完成了第一件3D打印作品，也与他“城市迷彩”系列创作方法一脉相承，他保持站立100分钟不动，通过这100分钟的不间断扫描，最后打印出他身体细微晃动组成的重叠影像雕塑。

2019年，他开始了最新系列“Now Now”虚拟绘画作品。他从微信朋友圈上下载别人发的照片，再通过iPad的触屏，将图像扭曲、放大、交错，形成新的半抽象图像，人们的面孔就这样“消失”在了虚拟技术对现实的消解之中。对刘勃麟来说，“消失”还会继续。

刘勃麟

隐藏其实是无处隐藏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隐身”，有着很强的关于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隐喻。

刘勃麟：那种感觉是一种抗争，就是说你作为艺术家到底该怎么办？作为个体来讲，包括很多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的人，没有身份、居无定所，还有所谓的流浪艺术家，该怎样来完成自己的艺术梦想，或是怎样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的稳定状态，或者说展示给人们看的时候会知道你是谁。所以，从2005年以后我就想要考虑艺术家的状态和中国人的状态，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尝试在作品里去探讨这个事情。

我选择的是将自己融入这个环境。与其说自己消失在环境里，不如说其实是环境把我这个人吞噬掉了，我无法选择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在强调文化传承的语境里，我的作品更想说明这一点，隐藏其实是无处隐藏。

刘勃麟：甚至还有人问过我，欧洲街头有很多人把自己涂成活体雕塑的模样，在街头卖艺，邀请游客与他们合影，身前放一顶帽子用来装钱，问我与他们有什么区别。我说，形式上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是否有一位艺术家对人类的关怀。

我的每张照片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思考，在我决定站到这个背景前，我已经思考了很久。它有着一种对中国文化或者对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生存空间的真实的思考，然后再试图把这种感受通过我的主动隐藏去表达出来。他们以为这就是一种形式，其实形式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大家关注的是你的问题，行为只是一个索引。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时你还只是通过“隐身”讨论身边的生存空间，谁想到15年过后，无效信息铺天盖地，全球公共领域都好像失去了正常讨论的可能性，全世界都面临着表达被迫趋同、个体失去的过程。

刘勃麟：我的“黑客”系列，就是在全球视野下讨论个体对新闻接纳性的反思，来质疑我们整个时代。3D打印的雕塑，以及用手机屏幕创作的系列作品，包括最新的虚拟绘画“Now Now”系列，则是在探讨当下人面对科技的一种心态。

屏幕泛滥之后，互联网的发展把我们带入虚拟时代。人类首先到了一种“数码”或者说“像素”状态，然而正如同虚拟技术对现实的消解，在这种“像素”状态中，人类仿佛也变得可有可无，变得“0像素”——这也是“隐身”所代表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城市迷彩”系列已经持续15年了，是否想过有朝一日不再做这个系列了？

刘勃麟：我从没想过要停止“隐身”。这个社会每天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今天用的这个背景，也许明天就消失。所以，我认为我的作品会越来越有价值，因为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有意义。我觉得，我可能摆脱不了它了，直到比如说我站不起来了。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是刘勃麟最后一次隐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