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在遵義會議前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沒有很好解決革命道路是以農村，還是以城市為主攻方向和根據地的問題。一般認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實不然，因為王明的左傾錯誤恰恰發生在這三篇文章發表之後，也就是說，毛澤東的這三篇文章並沒有真正解開王明的心結。這三篇文章解開的是林彪的心結，儘管紅色政權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也不是眾多細節，而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大規律決定。
當時真正需要解決的不是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的問題，而是革命道路選擇的問題。王明一直認為，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共產黨，只能按照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模式走城市革命道路，因為工人階級是生活在城市的，而農村是遠離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的。可見，當時真正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城市中心暴動模式是否適合中國的問題。
首先，只要觀察一下中俄兩國地圖，就可以發現這個模式不適合中國：中國由於人口眾多，大中小城市數量遠比俄國多得多，幾乎每一個城市四周、距離很近的地方，都有很多城市，所以，即使內部突然暴動佔領一個城市，也很難守住，有南昌、廣州起義為證；秋收起義中，毛澤東同志及時止損，果斷停止進攻長沙；俄國城市佈局正相反：城市之間，距離很遠，數量也少，所以，一個大城市可以帶動一大片。也就是說，十月革命道路之所以不適合中國，是因為城市佈局（即地形）不同。另一方面就是兵源問題：孫中山發動華僑、留學生，儘管素質很高，但人數太少，王明強調工人，人數也絕對比不上農民數量的龐大，毛澤東選擇農村為根據地是非常正確的。打仗主要是個體力活兒，沒有足夠的兵源，還打什麼仗！只能是誰人數最多、又最窮就找誰。中國革命不是工人革命，而是農民革命。其次，最根本的，不要忘了，只要是搞革命，不管是工人革命、農民革命，還是學生革命、商人革命等等，都不可能在城市進行，只能是哪裡偏僻就去哪裡，是哪個階級的革命並不首要。革命的共性決定根據地不可能長期設在城市。在城市裡搞革命，連腦袋都保不住，不是找死嗎？何談其它。儘管列寧依靠城市暴動取得了革命成功（機會獨特：一戰末期；合法存在），但也充滿險情，並且，巴黎公社也是失敗的。偶然的成功很難成為普遍的規律，例如守株待兔。這些都不如毛澤東同志的辦法保險係數高。孫中山一生革命之所以很不順利，也是這個原因；蔣介石之所以成功，也有其偶然性，因為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實在太嚴重了，等其它原因，否則也很難成功。不一定什麼階級的革命，就一定要在這個階級所在的場所。
這方面的理論設計也有悖理之處：既然工人階級已經可以合法在城市表達訴求，何用暴力革命。所以，對理論死搬硬套、不加分析、不結合國情的王明的失敗就是必然了。
總之，跳出框框、放棄細節、刪繁就簡、找出真正差距、抓住關鍵原因，才知答案如此簡單。當時黨內把這個問題想得太複雜了，真正核心的原因就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