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獨步所到
子張，複姓顓孫名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孔子家語·弟子行》說：“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考子張之言，未必能如是。孔子以為“師也闢”（《先進》），蓋子張為人比較偏激，有失中和。
《論語》涉及子張言行的記載有20章，大多記子張向孔子求教，個別篇章涉及別人對他的評價和他自己的主張。
子張有志於仕進，一心向往尊貴，揚名立萬。大概他沉穩不足而激進有餘，言行有時不免草率，常常失言悔行，所以孔子誡其謹言慎行。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
他直言不諱，開門見山就問孔子如何求官，孔子告訴他要先修己德，“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做到“言寡尤，行寡悔”。“慎言” “慎行”，包含了把握言行的時機、分寸等等。“時然後言” “言必有中”；“三思而後行”，無過不及。但是如何把握，又關乎人生的智慧，並非欲而即能。
“慎言”“慎行”是基本原則，不是修養細目；“寡尤”“寡悔”是修養目標，不是具體規範。在孔門，要遵循這個原則，達到這個目標，則涉及孔子仁愛忠信等全部思想學說。於是，子張不斷地向孔子請教，以冀實現他的人生追求。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淵》）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能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
從這兩章所問內容來看，子張的人生價值觀不僅與孔子明顯不同，與孔門其他弟子也迥然有異。儘管他把孔子“言忠信，行篤敬”的訓誨“書諸紳”，但他的人生追求絕不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而是個人的聲名聞達，富貴利祿，尋找高貴驕人的生命感覺，享受發號施令的心理滿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
子張“問仁”，孔子答之以“恭、寬、信、敏、惠”；子張“問政”，孔子告訴他“尊五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屏四惡”（虐、暴、賊、吝），始終如一（居之無倦），表裡如一（行之以忠）。這些教誨，有理有據，語重心長，言之諄諄，望之切切。然在子張，未必心有所動。他關心的是自己的聲名，自己的發展，而不是百姓的疾苦。子張以鶴立雞群為高，出人頭地為務。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顏淵》）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顏淵》）
“問明”也好，“問崇德辨惑”也罷，皆為一己的人生智慧。子張企圖做明察秋毫的智者，洞明無惑的奇才，見近知遠的哲人。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
子張“問十世可知”與否，看來他不僅想知今，還想知來。如與樊遲等較，確實理想遠大；若和顏淵、冉雍相比，則略顯遜色。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子張說：“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張》）子張的人生態度是積極的，執著的。但思想的高度決定人生的高度。子游說：“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曾參也說：“堂堂乎張也，難與併為仁矣。”（《子張》）子張並非以“仁”為己任者，所以他才雖難能，“仁”卻不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告以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長》）
令尹子文，得失隨緣，寵辱不驚，“舊令尹之政，必告以新令尹”，盡己之力而已；陳文子亂邦不居，獨善其身而已。“仁”是一種品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更是一種恩德，惠及百姓，澤被後世。子文、文子，皆不及此。“獨善其身”，難抵“仁”境，“兼善天下”，方入“仁”域。子張的人生修養，難至於斯。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子張與人相處，強調“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得孔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之旨，自有可取；然他自視過高，自以為是，其人生高度僅“士”而已。孔子以為“師也過，商也不及”（《先進》），可謂的評。
子張有志政務，熱衷功名。他積極進取，辦事講究社會效應，不同於子夏之篤實，有別於曾參之約守。孔子死後，自成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