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過度治療”才是健康的最大殺手
人均壽命的提高
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我們抵禦自然侵襲的武器裝備變得越來越強大。放眼全球，各地的人均壽命都顯著提高，令人欣慰地反映了上述事實。
據估計，全球人均預期壽命在20世紀提高的幅度，相當於此前8000年的總和。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從1900年的46歲增加到20世紀末的74歲。同期美國女性進步更大，從48歲增加到了80歲。
其他地方的進展也令人驚歎。今天，一個在新加坡出生的女性預期壽命為87.6歲，是她曾祖母預期壽命的兩倍還多。如果把全球視為整體，男性的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48.1歲(這是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可靠全球記錄)增長到今天的70.5歲；女性從52.9歲提高到75.6歲。
20多個國家和地區如今的人均預期壽命都高於80歲。位居榜首的是中國香港地區(84.3歲)，緊隨其後的是日本(83.8歲)和意大利(83.5歲)。英國的平均壽命為81.6歲，也相當不錯，而美國的平均壽命要短上不少，僅為78.6歲，具體原因將在下面進行討論。不過，就全球範圍而言，這是個成功的故事，大多數國家，哪怕是發展中國家，在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裡，人均壽命提高了40%~60%。
死亡原因考究
我們的死亡原因也跟從前不一樣了。以下表格對比了1900年和今天的主要死因(每一類後所附數字指的是每10萬人口中的死亡人數)。
1900年 今天
肺炎和流感，202.2 心臟病，192.9
肺結核，194.4 癌症，185.9
腹瀉，142.7 呼吸道疾病，44.6
心臟病，137.4 中風，41.8
中風，106.9 事故，38.2
腎病，88.6 阿爾茨海默病，27.0
事故，72.3 糖尿病，22.3
癌症，64.0 腎病，16.3
衰老，50.2 肺炎和流感，16.2
白喉，40.3 自殺，12.2
兩個時代最顯著的區別是，在1900年，近一半的死亡由傳染病引起，而現在只有3%。肺結核和白喉已經從現在的前10名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癌症和糖尿病。
導致死亡的交通事故從第7位躍至第5位，不是因為我們變得更笨了，而是因為其他原因已經從第一梯隊中消失了。
同樣道理，1900年，每10萬人中有137.4人死於心臟病，而今天，每10萬人中有192.9人死於心臟病，數字雖然增長了40%，但幾乎完全是因為搶先置人於死地的其他疾病消失了。癌症的情況也是一樣。
必須指出，預期壽命數據存在問題。所有的死亡原因清單都多多少少有些任意性，對老年人來說尤其如此，他們或許有許多衰弱的症狀，其中任何一種都可能導致他們死亡，同時，
所有這些病症也必然全都產生著影響。1993年，兩名美國流行病學家威廉·費格(William Foege)和邁克爾·麥金尼斯(Michael McGinnis)為《美國醫學會雜誌》共同撰寫了一篇著名的論文，他們指出，在死亡主要原因記錄上靠前的死因，如心臟病、糖尿病、癌症等，往往是其他條件導致的結果，真正原因是死亡證明上並未列出的吸菸、不良飲食習慣、非法使用毒品和其他行為因素。
另一個問題是，過去的死亡記錄往往寫得非常模糊，極具想象力。
1881年，作家兼旅行家喬治·博羅(George Borrow)在英國去世，醫生將他的死因列為“自然衰老”。誰說得出死因到底是什麼？另一些人的死因，被記錄為“神經發熱”“體液停滯”“牙痛”和“驚嚇”，以及其他許多性質完全不確定的原因。這些含糊不清的說法，使得我們幾乎不可能對現在和過去的死因進行可靠的比較。就算是在上面的兩份清單裡，也沒人能判斷1900年的衰老是不是和今天的阿爾茨海默病多少有點類似。
同樣必須記住的是，兒童死亡率始終在扭曲歷史上的預期壽命數據 。當我們讀到1900年美國男性的預期壽命是46歲時，這並不意味著大多數男性活到46歲就不行了。預期壽命很短是因為太多兒童在嬰兒期就夭折了，而這拖低了所有人的平均值。如果你已經度過了童年期，活到高齡的概率也不算小。很多人早早就死掉了，但如果有人活到老年，也絕不是什麼奇蹟。
正如美國學者馬琳·祖克(Marlene Zuk)所說：“老年不是最近才出現的，但老年的共性卻是最近才出現的。”然而，近年來最令人振奮的進步是幼兒死亡率的驚人進步。1950年，每1000名兒童中有216名(幾乎佔1/4)5歲之前死亡。今天，兒童早夭率僅為38.9‰，是70年前的1/5。
即使考慮到所有的不確定因素，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到20世紀初，發達國家的人民已經享有了更長壽、更健康的生活前景。
哈佛大學生理學家勞倫斯·亨德森(Lawrence Henderson)有句名言：“到了1900年至1912年之間的某個時期，一名隨機的患者隨機選擇一位醫生給自己看病，前者從這場偶遇中受益的概率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了50%。”
歷史學家和學者們多多少少達成了一項普遍的共識：進入20世紀之後，醫學出現了轉機，並隨著這100年的推進變得越來越好。
為什麼壽命更長了
人們提出了許多理由，來解釋這樣的進步是怎樣實現的。青黴素和其他抗生素(如沙茨發明的鏈黴素)的出現，對傳染病產生了顯而易見的重大影響，但隨著20世紀的發展，其他藥物也大量湧入市場。到1950年，半數的處方藥物是過去10年中發明或發現的。
另一個巨大的進步可以歸功於疫苗。
1921年，美國大約有20萬白喉病例；到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疫苗接種的普及，這一數字降至區區3例。在大致同一時期，百日咳和麻疹感染病例從每年約110萬例降至僅1500例。在疫苗接種出現之前，美國每年有2萬人身患小兒麻痺症。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一數字降至每年7人。
根據英國諾貝爾獎得主馬克斯·佩魯茨的說法，
疫苗在20世紀挽救的生命比抗生素更多。從來沒人懷疑過，這些偉大的進步都歸功於醫學科學。不過，20世紀60年代初，一位名叫托馬斯·麥基文(Thomas McKeown， 1912—1988)的英國流行病學家再次研究了記錄，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異常現象。在有效的治療手段出現之前，死於惡性疾病(如結核病、百日咳、麻疹和猩紅熱等)的人數就已經開始下降了。在英國，肺結核死亡人數從1828年的每百萬人4000例下降到1900年的每百萬人1200例，1925年下降到每百萬人800例——一個世紀下降了80%。
醫學無法解釋這一切。同樣是在沒有疫苗或其他有效醫療干預措施的條件下，兒童猩紅熱死亡人數從1865年的每萬人23例減少到1935年的每萬人僅1例。
麥基文認為，總的來說，醫學帶來的改善可能僅佔不到20%的原因，其餘的都是衛生和飲食條件改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甚至還有鐵路興起(鐵路改善了食物的流通分配，為城市居民帶來了更新鮮的肉類和蔬菜)帶來的結果。
麥基文的觀點招致了大量批評。反對者堅持認為，麥基文在闡述其觀點時所舉的疾病例子，經過了精心挑選，在太多地方忽視了醫療保健進步所發揮的作用，或至少對其打了折扣。
馬克斯·佩魯茨是批評他的人之一，佩魯茨令人信服地指出，19世紀的衛生標準根本沒有提高，相反，人們蜂擁入新興工業化城市，居住在惡劣的環境中，進一步拉低了衛生標準。舉例來說，19世紀，紐約市的飲用水質量穩步下降，甚至降到了危險的水平，到1900年，曼哈頓官方要求居民用水之前必須燒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曼哈頓才有了第一家過濾工廠。美國幾乎所有其他主要城市地區全都處於相同的境況，人口的增長超過了市政當局提供安全用水和高效排水系統的能力或意願。
無論我們認為人均壽命延長的功勞該怎樣分配，最重要的是，今天我們幾乎所有人都能更好地抵禦從前讓曾父母一輩人奄奄一息的傳染和疾病，而在需要的時候，我們也有更好的醫療保健可以求助。生活似乎從未那麼美好！
如果說，今天的我們應該對一件事保持警惕和擔憂的話，那就是20世紀的利益分配是何等的不平等。英國人的預期壽命總體上或許有了大幅增長，正如約翰·蘭徹斯特(JohnLanchester)在2017年《倫敦書評》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今天，格拉斯哥東部的男性平均壽命只有54歲，比印度的男性還短9年。同樣的道理，一個住在紐約哈萊姆區的30歲黑人男性，比一個孟加拉國30歲男性的死亡風險要高得多 。
而且，跟你的想法不同，哈萊姆區的黑人男性，不是死於毒品或街頭暴力，而是死於中風、心臟病、癌症或糖尿病。
在西方世界的幾乎任何一座大城市，搭乘公共汽車或地鐵，你都可以在短短一趟行程裡體驗到類似的巨大差異。在巴黎，地鐵B號線皇后港站到法蘭西大球場站之間，不過五站路，可後者居民在任何一年裡的死亡概率，都比前者居民要高82%。在倫敦，順著地鐵區域線，從西敏寺站往東前進，每隔兩站，人均預期壽命就縮短一年。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從繁華的克萊頓到前往市中心的傑夫-範德-盧街區只須驅車行駛20分鐘，但你每走1分鐘，沿途居民的預期壽命就會縮短1年，每走1英里，沿途居民的預期壽命就會縮短2年多。
“突出”的美國帶來的思考
關於當今世界的預期壽命，有兩件事可以說得很自信。其一是，富裕真的大有幫助。如果你人屆中年，特別富裕，來自幾乎任何高收入國家，那麼，你差不多準能活到80多歲。一個其他方面跟你完全一樣只是比你窮的人(跟你鍛鍊一樣多，睡得一樣多，飲食跟你同樣健康，只是銀行存款比你少)，可能比你早死10~15年。對同等生活方式來說，這是很大的不同，只是沒人說得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以肯定地說的第二點是，從預期壽命的角度看，做個美國人不是個好主意。跟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同齡人相比，哪怕富裕也幫不了你的忙。一個隨機選擇的45~54歲的美國人，死於各種原因的概率是瑞典同年齡段人的兩倍多。想想看：如果你是個美國中年人，你早死的風險，比瑞典烏普薩拉、斯德哥爾摩或林雪平等城市大街上隨機挑出來的路人的兩倍還高。用其他國家來比較，情況也差不多。每一年，美國每出現400名中年人死亡的案例，澳大利亞只出現220例，英國只出現230例，德國290例，法國300例。
此類健康缺陷始於出生，並貫穿人的一生。美國孩子的童年死亡率比其他發達國家高出70%。在富裕國家當中，美國幾乎在所有醫療健康指標上都處於或接近最差水平——慢性病、抑鬱症、藥物濫用、殺人、少女懷孕、艾滋病流行率。就連囊性纖維症患者，如果住在加拿大，平均壽命就比在美國長10年。最令人驚訝的一點或許是，這些更糟糕的結果，不僅適用於貧困公民，也適用於富裕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白人(比較對象是其他國家社會經濟地位相當者)。
考慮到美國的醫療保健開支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高(美國的人均醫保支出是世界上其他所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2.5倍)，這一切不免顯得有違直覺。美國人把總收入的1/5(每人每年10,209美元，總共3.2萬億美元)用於醫療保健。醫療保健是全美第六大產業，提供了1/6的就業崗位。醫療保健在國家議程上的位置已經高得不能再高了——除非你讓全國每個人都穿上白大褂或醫生制服。然而，儘管支出慷慨，美國醫院和醫療保健的整體質量也毋庸置疑，但
在全球預期壽命排行榜上，美國僅排在第31位，落後於塞浦路斯、哥斯達黎加和智利，僅領先於古巴和阿爾巴尼亞。這樣的悖論怎樣解釋呢？第一點(也是不可迴避的一點)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比大多數其他國家的人更不健康，而且社會各階層都如此。艾倫·德茨基(Allan S.Detsky)在《紐約客》上指出：“就算是富裕的美國人也無法躲開飲食過量、缺乏運動、壓力重重的生活方式。”
舉例來說，荷蘭或瑞典公民攝入的熱量比普通美國人少20%左右。這聽起來似乎並不誇張，但一年下來，美國人就多攝入了25萬卡路里的熱量。如果你每個星期多吃兩塊奶酪蛋糕，也能得到類似的增幅。
美國的生活也更危險，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
美國青少年死於車禍的概率是其他同類國家的2倍，死於槍擊的概率是其他國家的82倍。美國人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喝更多的酒，開更多的車，對系安全帶比富裕國家的任何人(除了意大利人)都更不熱心。
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要求摩托車手和乘客戴頭盔。在美國，60%的州無此類規定。有3個州不要求任何年齡的騎手戴頭盔，還有16個州只要求20歲以下的騎手戴頭盔。等這些州的公民一成年，他們就可以在騎摩托時讓風吹過髮絲(而且往往是在人行道上)了。戴頭盔的騎手腦部受傷的概率要低70%，死於車禍的概率低40%。由於所有這些因素的影響，美國每年每10萬人中有11人死於交通事故，與之相比，英國為3.1人，瑞典為3.4人，日本為4.3人。
美國真正有別於其他國家的地方在於其醫療保健的鉅額成本。
《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血管造影在美國的平均成本為914美元，在加拿大僅為35美元。美國的胰島素價格是歐洲的6倍。在美國，髖關節置換術的平均費用是40,364美元，幾乎為西班牙的6倍，而美國的MRI掃描費用為1121美元，比荷蘭的4倍還多。整套體系出了名的笨拙和昂貴。美國大約有80萬名執業醫師，但支付系統的監管，竟然需要2倍於此的人數。由此做出的必然結論是，在美國，更高的醫療支出並不一定帶來更好的藥物，僅僅是成本更高罷了 。
反過來說，支出過少也是有可能的，英國似乎決心在高收入國家裡執這一類情況的牛耳。
在37個富裕國家中，英國的人均CT掃描儀臺數排名第35，人均MRI掃描儀臺數在36個國家中排名第31，人均病床數在41個國家中排名第35。2019年初，《英國醫學雜誌》報道稱，2010年至2017年期間削減醫療和社會保健預算導致英國近12萬人過早死亡，這是一項相當震驚的發現。
醫療質量有一個公認的衡量標準，那就是癌症5年存活率，這裡存在的差異很大。
- 就結腸癌而言，韓國的5年存活率為71.8%，澳大利亞為70.6%，而英國只有60%(美國稍好，但也好得有限，是64.9%)。
- 對宮頸癌而言，排第一的日本71.4%，緊隨其後的是丹麥69.1%，美國位列中等，為67%，英國幾乎墊底，為63.8%。
- 對乳腺癌而言，美國位居世界前茅，90.2%的受害者5年後還活著，表現略高於澳大利亞(89.1%)和英國(85.6%)。
值得指出的是，總體存活數據可能掩蓋了大量令人不安的種族差異。
例如，就宮頸癌而言，美國白人女性的5年存活率為69%，接近世界排名的前列，而黑人女性的5年存活率只有55%，落在世界排名的末尾(這裡指的是無關貧富的黑人女性)。綜上所述，澳大利亞、新西蘭、北歐國家和遠東的富裕國家都做得很好，其他歐洲國家也做得不錯。對美國來說，結果喜憂參半。對英國來說，癌症存活率很低，應該引起全國的關注。
何為“過度治療”
然而，醫學上沒有任何簡單的事情。如果考慮到過度治療這個問題，幾乎所有地方的結果都變得明顯複雜起來。毋庸諱言，在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醫學的關注點都是讓生病的人好轉，但如今，有越來越多的醫生將精力投入到預防疾病的產生上，這樣一來，醫療保健的局面就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有一個老掉牙的笑話似乎特別適合放在這裡：
問：怎樣定義“健康的人”？
答：還沒檢查過的人。
很多現代醫療保健背後的想法是，人再小心也不為過，做再多的測試也不為過。這種邏輯認為，趁著潛在的問題還沒變成壞事(不管可能性是多麼低)，將之檢查出來、處理或消滅掉，肯定會更好。這種方法的缺點在於眾所周知的假陽性問題。
以乳腺癌篩查為例。研究表明，在接受了乳腺癌篩查且沒查出異樣的女性中，有20%~30%其實有腫瘤。但反過來說，篩查還常常發現沒必要關注的腫瘤，導致不必要的干預。腫瘤學家使用了“滯留時間”(sojourn time)這一概念，指從篩查發現癌症到癌症顯現之間的間隔。許多癌症都有很長的滯留期，而且進展緩慢，患者幾乎總是在癌症發作之前就死於其他原因了。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多達1/3的乳腺癌患者接受的治療，可能讓她們身體殘缺，甚至可能不必要地縮短她們的生命。
乳房X光片的成像其實很模糊。準確地閱讀它們，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甚至比許多醫學專業人士意識到的更具挑戰性。
蒂莫西·喬根森舉了一個例子：如果有一名50歲的婦女，乳房X光檢查呈陽性，她患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少？160名婦科醫生受邀做了評估， 60%的人認為概率是十之八九。“實際上，這位女性患癌的概率僅為1/10。”
喬根森寫道。值得注意的是，放射科醫生的評估表現也並不比婦科醫生更好。
最遺憾的一點是，乳腺癌篩查並沒有挽救太多生命。每1000名接受篩查的女性中，有4人死於乳腺癌(要麼是因為沒有發現乳腺癌，要麼是因為乳腺癌的侵襲性太強，無法成功治癒)。而每1000名未曾接受篩查的女性中，有5人死於乳腺癌。故此，篩查在每1000人裡只救了一個人。
男性的前列腺篩查，也有著類似令人不快的前景。前列腺是一個小腺體，體積類似核桃，重量不到30克，主要負責產生和分配精液。它緊緊地藏在膀胱旁(不用說，很難接近)，周圍包裹著尿道。
前列腺癌是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僅次於肺癌) ，而且隨著男性步入50歲或以上，患癌的情況會越發常見。問題是，前列腺癌的PSA檢測並不可靠，它測量的是血液中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這一化學物質的水平。PSA值高，暗示有患癌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而已。
確認癌症是否存在的唯一方法是活組織切片檢查，它需要將一枚長針從直腸插入前列腺，然後取出多個組織樣本。這樣的檢查過程，可不是所有男人都能熱情接受的。由於針頭只能隨機插入前列腺，能不能碰到腫瘤純屬運氣。就算確實發現了腫瘤，目前的技術也無法判斷腫瘤是惡性還是良性。根據這些不確定的信息，醫生必須做出決定：是通過外科手術切除前列腺(這是一項棘手的手術，結果往往令人沮喪)，還是通過放射治療。20%~70%的男性接受治療後會出現陽痿或尿失禁。1/5的人只因為做了活檢就出現了併發症。
亞利桑那大學的教授理查德·阿布林(Richard J. Ablin)寫道，這種測試“不見得比投硬幣更靠得住”，他的確應該知道，畢竟1970年發現前列腺特異性抗原的人就是他。他指出，美國男性每年在前列腺檢查上至少花掉了30億美元，還補充說：“我從未想過自己40年前的發現，會帶來這樣一場受利益驅動的災難。”
有一份綜合分析考察了6次隨機對照試驗(受試者包括382,000名男性)發現，每1000名接受前列腺癌篩查的男性裡，約有一人因此得救，這對個人來說是個好消息，但對餘生都要在失禁或不舉中度過的其他很多人來說就不怎麼妙了——這些人裡的絕大多數，接受了難熬還很可能根本沒用的治療。
這並不是說男性不應該做PSA檢查，女性不該接受乳腺癌篩查。儘管存在缺陷，但它們仍然是現有的最佳工具，而且毫無疑問確實能拯救生命，但那些接受篩查的人，或許應該對這些缺陷有個更清楚的認識。以下建議適用於任何嚴重的醫療問題：如果你擔心的話，應該去找一位值得信任的醫生諮詢。
過度醫療的背後
常規檢查只能偶爾查出些病例，這種情況太常見了，以至於醫生們給它起名叫“偶發瘤”。
美國國家醫學院估計，每年有7650億美元(佔醫療保健總支出的1/4)浪費在毫無意義的預防措施上。華盛頓州的一項類似研究認為浪費的比例還要更高，接近50%，它還得出的結論是，高達85%的術前實驗室檢查完全不必要。
在許多地方，因為害怕吃官司，以及部分醫生誇大自己對收入的渴望(這一點不能不提)，加劇了過度治療的問題。
按作家兼醫生傑羅姆·格魯普曼(Jerome Groopman)的說法，美國大多數醫生“對治癒不怎麼上心，反倒更擔心吃官司、更在乎提高自己的收入”。另一位評論者更幽默地說：“一個人接受過度治療，催肥了另一個人的腰包。”
在這方面，製藥業需要承擔不少責任。製藥公司通常會向推廣自家藥物的醫生提供豐厚的獎勵。哈佛醫學院的馬西婭·安吉爾(Marcia Angell)在《紐約書評》中寫道：“大多數醫生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接受制藥公司的錢財或禮物。”
扒一扒製藥業
一些公司花錢請醫生到豪華度假村出席會議，醫生們只需要到那裡去打打高爾夫球，好好享受生活，別的什麼也不用做。還有一些公司付錢給醫生，讓他們在並非其執筆的論文上署名，或是對他們並未真正做過的“研究”給予獎勵。安吉爾估計，美國製藥公司每年向醫生支付的直接和間接費用總計“數百億”美元。
在醫療領域，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謂離奇的階段：製藥公司生產著完全符合其設計用意，卻不一定有任何好處的藥物。
阿替洛爾(atenolol)是個典型合適的例子，這是一種旨在降低血壓的β受體阻滯劑，自1976年來就是廣泛使用的處方藥。2004年一項囊括了24,000名患者的研究發現，阿替洛爾確實降低了血壓，但較之完全不治療的情況，它並沒有減少心臟病發作或死亡。
服用阿替洛爾的人跟其他所有人的死亡率一樣，但正如一位觀察人士所說：“他們只是死的時候血壓數據更好看。”
製藥公司做的事，不見得總是最符合道德的。2007年，普渡製藥公司因以虛假聲明向患者推銷阿片類藥物奧施康定，付出了6億美元的罰款。默克公司因未披露其抗炎藥萬絡(Vioxx)的問題，支付了9.5億美元的罰款，並對其停止銷售，但在此之前，萬絡可能導致了多達14萬例本可避免的心臟病發作。葛蘭素史克公司目前保持著罰款的紀錄，它因一系列違規行為被罰30億美元。但讓我再次引用馬西婭·安吉爾的話好了：“這些罰款無非是做生意的成本。”跟這些違規公司被送上法庭之前所賺取的鉅額利潤相比，罰款幾乎無關痛癢。
不管條件多麼好，也不管有多麼勤奮，藥物開發天然地有些碰運氣的成分。各地的法律都要求研究人員先在動物身上試驗藥物，然後再在人類身上進行試驗，但動物並不一定能很好地替代人類，它們有不同的新陳代謝，對刺激有不同的反應，感染不同的疾病。
很多年前，一位結核病研究員就注意到，“老鼠不咳嗽”。抗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測試，對這一點做了令人沮喪的充分說明。由於自然條件下老鼠不會得阿爾茨海默病，研究人員必須先通過基因工程，讓老鼠的大腦中積累一種與人類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特定蛋白質(即澱粉樣蛋白)。使用一種叫作BACE抑制劑的藥物治療這些經改造的老鼠時，它們積聚的澱粉樣蛋白消失了，這讓研究人員大感興奮。但把同樣的藥物用到人類身上，反而加劇了受試者的痴呆症。2018年底，三家公司宣佈放棄BACE抑制劑的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的另一個問題是，測試幾乎總會排除掉那些患有其他病症或正在服用其他藥物的受試者，因為這些因素有可能會讓結果變得更復雜。這就是擺脫所謂混淆變量的設想。問題在於，就算藥物測試排除了混淆變量，現實生活中卻總是充滿混淆變量。這意味著許多可能出現的後果並未進行過測試。比方說，我們很少會知道，同時服用多種藥物會發生些什麼。
一項研究發現，在英國，6.5%的住院病人是因為碰到了藥物副作用(大多是與其他藥物同時服用所產生)。所有的藥物都是好處和風險參半的，而這些往往並未得到很好的研究。人人都聽說過，每天服用小劑量的阿司匹林，有助於預防心臟病發作。情況的確如此，但程度相當有限。
一項研究考察了連續5年每天服用低劑量阿司匹林的人，免於心血管問題的概率是1/1667，免於非致命心臟病發作的概率是1/2002，免於非致命中風的概率是1/3000，與此同時，服用者有1/3333年的概率遭受重大腸胃出血(換言之，如果他們不曾連續5年每天服用低劑量阿司匹林本可免遭此難)。
因此，對大多數人來說，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導致內出血的概率，與免於心臟病發作或中風的概率相當，但實際上，人碰上兩者的風險都很小。
2018年夏，牛津大學的臨床神經學教授彼得·羅思韋爾(Peter Rothwell)和同事們發現，對體重70公斤以上者，低劑量阿司匹林完全無助於減少心臟病或癌症風險，但仍構成同等嚴重內出血的風險。事情變得更加令人困惑了。
由於約80%的男性和50%的女性超過了該體重閾值，看起來，有非常多的人不可能獲得每日服用阿司匹林的益處，同時還承擔了所有的風險。羅思韋爾建議，70公斤以上的人應該把劑量增加一倍(每天服藥兩次而非一次)，但這只是合理的猜測。
我並不想貶低現代醫學帶來的毋庸置疑的巨大益處，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它遠非完美，在某些方面，也並未得到廣泛理解。
2013年，一支國際研究團隊調查了常見的醫療實踐，發現146種“現行的標準做法，要麼毫無益處，要麼還不如它所取代的前身 ”。澳大利亞的一項類似研究發現，156種常見的醫療方法“可能不安全或無效”。
實際上，人類的健康不能光靠醫學，醫學也用不著這麼做。其他因素也會對結果產生重大影響，有時，這些因素真的很出人意料。以“待人友善”為例。
2016年，新西蘭一項針對糖尿病患者的研究發現，如果患者評價自己的醫生“極具同情心”，那麼，他們出現嚴重併發症的比例較之通常情況要低40%。一位評論員說，這簡直可以“跟最密集的糖尿病藥物治療相媲美了”。
一言以蔽之，同理心和常識這樣的日常因素，跟最先進的技術設備同樣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