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10月16日，巴黎一名中學歷史教師在學校附近遭“斬首”（decapitated)，他此前曾在課上展示穆罕默德的漫畫。法國總統馬克龍已將此事定性為“伊斯蘭恐怖襲擊”，並強調“我們將採取行動”。
近年來歐洲不斷遭受恐怖主義的襲擊，同時人們對歐洲穆斯林化的擔憂也在日益加劇，頻繁的恐怖襲擊是否與伊斯蘭教的某些運動，例如極端保守正統的薩拉菲運動有關？對此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在《觀點》週刊2020年1月初發表的訪談中，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教授、阿拉伯和東方研究中心主任貝爾納·魯吉耶（Bernard Rougier）談到了薩拉菲派在法國迅速蔓延的原因，提出薩拉菲主義者在法國郊區已經建立起若干“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並且已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伊斯蘭國土”，不僅引起法國年輕人對極端行為的模仿，還持續影響著法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受訪者貝爾納·魯吉耶（Bernard Rougier），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學）教授，阿拉伯和東方研究中心主任。新近出版書作《被伊斯蘭主義征服的國土》（Les territoires conquis de l’islamisme）（法國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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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報：您評價說自己的書（《被伊斯蘭主義征服的國土》——譯者注）是“一段實現控制的歷史”。具體是哪一段呢？
貝爾納·魯吉耶：這本書一開始講述了伊斯蘭主義者對伊斯蘭教的掌控。一種現象已在中東和西北非地區展開，法國也未能逃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穆斯林世界發生了一場無聲的革命，薩拉菲版本的伊斯蘭教最終勝過了對宗教信息進行的多元變通的闡釋，並在隨後傳到了地中海北岸。因此，在法國一方面有著建造清真寺和要求承認伊斯蘭教為宗教的正當訴求，另一方面伊斯蘭主義者則通過 將法國各大城市的“城郊聚集區”轉變為活躍分子的飛地來實現這一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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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世界為什麼會出現薩拉菲派“無聲的革命”？
現代國家的興起與宗教人士官僚化宣告了“經典伊斯蘭教”獨立地位的終結。曾經自主的宗教人士被國家機關吸納，依附在政治權力左右。過去，宗教裁決者作出的解釋植根於當地傳統，不具有普遍意義。伊斯蘭教法（沙里亞）不被視作人為制定的法律，而是“通往善的道路”。但這種個人的、情感的伊斯蘭教被一種抽象的、規範的與全球化的伊斯蘭教所替代。此外，伊斯蘭瓦哈比派（信徒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譯者注）的威望和石油資源也極大地增強了這後一種伊斯蘭教的影響力。最後是一項被遺忘的因素：阿爾及利亞近些年曆史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末阿爾及利亞結束內戰的過程中，沙特阿拉伯的宗教人士在政府軍與民間武裝間擔任了調節者的角色。他們讓反叛團體放下武器以換取在阿爾及利亞社會與宗教空間中的位置。阿爾及利亞的權力機構由此成為了這種薩拉菲–瓦哈比伊斯蘭教的中繼站。法國的研究完全忽視了這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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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法國的關聯在於？
比如說，當時在巴黎郊區的阿讓特伊出現了沙特的伊斯蘭學者（烏理瑪）。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
薩拉菲主義在法國的清真寺甚至更廣闊的郊區悄悄定居下來並傳授其教義。舉個例子：“願主福安之”這句在穆罕默德名後唸誦的穆斯林頌詞如今已變得普遍，但二十年前幾乎沒有人會說！這在家庭中造成了斷裂：父母輩或許遵守伊斯蘭教規，但不具有規範的宗教觀念。薩拉菲主義在引入規範的同時也劃定了純潔與不純、合法與非法的範疇。突然間，宗教被化約為一套法規。當一名穆斯林青年自問伊斯蘭教是什麼的時候——這一問題在每次襲擊後都會重現——伊斯蘭圖書室裡可以找到的文獻都是明顯薩拉菲化了的。他能找到的文獻都在述說懲處與真主的責罰。問題在於，這種形式的伊斯蘭主義在穆斯林社群與歐洲被指定成了伊斯蘭教的標準……Q
大學的研究人員難道沒有發現宗教體系的這一轉向嗎？
研究者們不願關注此事，以免給極右翼的政治宣傳留下口實。這算盤打得很糟糕，因為最後襲擊與極右翼都會出現，而給這二者推波助瀾的還是同樣的現象！ 左翼曾認為各種宗教形式都會消亡，但現實恰恰相反。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伊斯蘭國家的當權者與世界各地的伊斯蘭主義者有著共同的利益。他們都不希望有著穆斯林背景的人融入歐洲。1989年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的癥結即在於此。重新讀一讀他的《撒旦詩篇》吧。兩名主人公來自穆斯林文化，但都是無神論者。與我們認為的相反，造成問題的並非瀆聖詩句的暗示，而在於表明穆斯林文化內的人脫離其宗教的可能性。事件的結果是英國布拉德福德的伊斯蘭主義者群體燒燬了拉什迪的作品，霍梅尼（Khomeyni）在伊朗發佈了追殺拉什迪的伊斯蘭教令（法特瓦）。從此以後，認為在歐洲可以存在一個不受束縛、認同自由並能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影響的阿拉伯中產階級的觀點就被伊斯蘭主義者與伊斯蘭國家當局視作是一種威脅。不應忘記，在1989年於法國北部克雷伊發生的首起穆斯林頭巾爭議期間，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Hassan II）在接受記者安妮·辛克萊（Anne Sinclair）採訪時聲稱摩洛哥人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法國人！西方社會的伊斯蘭化受到穆斯林國家政府當局的鼓勵，這是事實。今天我們還能看到埃爾多安（Erdogan）是如何藉助在歐洲的土耳其移民來加強其影響力的。土耳其當局在利用反伊斯蘭教話語來動搖歐洲的，尤其是法國的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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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詳盡闡述了法國郊區“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的概念。
應當將歷史與地理的影響考慮進來。若干“伊斯蘭國土”已經在法國建立，清真寺、宗教學校、市場、體育館、清真商店和伊斯蘭書店彼此照應。歷史與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主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伊斯蘭武裝組織（GIA）的不少成員以伊斯蘭拯救陣線（FIS）成員的名義來到了法國，當時人們還以為他們是被政府剝奪了選舉勝利結果的民主人士！在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聖戰的人來到法國後［如圖盧茲的穆斯林教士（謝赫）奧利維耶·科雷爾（Olivier Corel）］，這種戰爭記憶也就傳給了其他個體。英雄經歷的傳授發生在各種各樣的地方：在清真寺裡，在伊斯蘭學校中，在監獄裡也一樣……武裝聖戰的鬥爭被講述給他人，魅惑他們並蔓延開來，最後引發模仿。
奧利維耶·科雷爾，綽號“白酋長”，薩拉菲主義代表人物，被視為法國恐怖分子的精神領袖。由於博學多才，不少對宗教或身份認同有疑問，或者有地緣政治學問題的年輕人都會找他求教。圖為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後法新社的報道“起底‘白酋長’”。
Q
在您看來，有四種力量主導著這些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傳道會、薩拉菲主義者與聖戰者（四種派別介紹見文末——譯者注）。
伊斯蘭傳道會1927年於印度成立，該運動宣揚從形式上模仿先知穆罕默德。這一教派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信仰與踐行”（Foi et pratique）組織傳入法國。伊斯蘭傳道會認為勞工移民在與西方社會接觸的過程中會丟失自身身份，因此有必要讓這些移民重歸伊斯蘭教，特別是要讓他們學習模仿先知並尊重伊斯蘭規範。這一運動傳道的規模十分可觀。伊斯蘭傳道會成員在大街上佈道，讓路人相信自己不是合格的穆斯林且應當重返清真寺。大學研究對這一運動的文獻記載極為稀少。而我們能夠觀察到的現象是，
一旦伊斯蘭傳道會出現了，薩拉菲主義也就會隨之而來。許多薩拉菲主義者過去是傳道會成員，同樣有許多聖戰者過去是薩拉菲主義者……Q
伊斯蘭傳道會成員不關心政治，穆兄會則與之相反……
事實上，穆兄會對征服機構政治空間很感興趣。他們組織名單參與市政選舉，成立施壓團體以影響審判，建立左翼組織……他們的目標是捍衛社群利益，同時打算在時機成熟時將施壓團體轉型為政黨。穆兄會自稱走“中間主義”路線，介於政教分離與聖戰主義這兩個同樣讓他們憎惡的派別之間。
Q
人們有時稱薩拉菲主義者為“伊斯蘭教的阿米什人（基督新教的分支，以拒絕現代設施、生活簡樸得名——譯者注）”，也就是說偏安一隅不損害任何人的寂靜主義者……
薩拉菲主義者是虔信者，但絕不是什麼寂靜主義者！他們發展出一套激烈而令人難以想象的符號體系來反對法國社會。伊斯蘭薩拉菲主義者在政治層面並不主張轉向暴力，但其對宗教文本嚴格且按字面義的奉行造成了與歐洲社會價值觀的決裂。 看看他們是怎樣對待女性的吧。比如說在2019年，法國尚皮尼的伊斯蘭教長（伊瑪目）就教導說“服從丈夫的要求是妻子的義務”，這無異於鼓勵婚內強姦。他接著還以妻子拒絕丈夫這一點來解釋“異教徒”的家庭暴力，說穆斯林女性則自願屈從丈夫的要求……此外，薩拉菲主義者滲透進了清真寺、大學、伊斯蘭文學，而阿米什人卻並不影響任何人。薩拉菲主義雖然與伊斯蘭教其他派別相競爭，卻也為他們輸送理論彈藥。對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的話稍加改動，可以說薩拉菲主義有著在信徒面前將法國社會“虛無化”的能力，他們將法國社會描述成是摧毀伊斯蘭教的事業，說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法國人想要禁止婦女佩戴頭巾——這並非事實……而要想將法國社會虛無化，只有在有備選典範可供推崇的情形下才能做到。這一典範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穆斯林社會”，成就、暴力與征服的想象故事由此得以復甦。有些人受此想象驅使，被推動著通過身體與宗教服飾去進行模仿，最終走向暴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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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導向了伊斯蘭主義的第四派，聖戰者。您提出在薩拉菲主義者和聖戰者之間存在著“思想上的連續性”……
我們提到的伊斯蘭主義社群通過保持這種想象含蓄地導向伊斯蘭國家統治者（哈里發）。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的成員當然不都是聖戰者，但所有聖戰者都出自這一給他們提供了世界觀的生態系統。Sanabil組織專門為穆斯林囚犯提供幫助，該組織一名前任領導人向我講述了他的故事。他首先找到了伊斯蘭傳道會。他跟我說：“伊斯蘭傳道會挺好，但精神層面不很有力。”於是他加入了穆兄會，成為了塔裡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的一名忠實追隨者。但那裡有太多女性了。他接著找到了薩拉菲主義者，對他們實行的男女性別隔離十分滿意。問題是推動薩拉菲主義的沙特王室遵循美國人的指令。他終於到了伊斯蘭主義的第四派別，既受益於嚴格的薩拉菲主義與精神層面的強勁有力，又能夠憎惡美國。這名男子就這樣歷經了法國國土上相互競爭但並不彼此為敵的所有傾向。由於伊斯蘭主義的這些不同教派在伊斯蘭教的權力問題上相競爭，彼此之間不一定達成共識，但它們知道團結起來對付法國社會及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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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外環的共產主義市鎮歐貝維利耶（以下簡稱歐市——譯者注）因何成了共產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的標誌性中繼站？
共產黨人雅克·拉利特（Jack Ralite）自1983年至2003年長期擔任市長一職，他也是首批推行多元文化主義並以人種宗教說來收買人心的人。拉利特及其女婿帕斯卡爾·博代（Pascal Beaudet）為宗教運動，尤其是歐市穆斯林組織打開了大門。但當地伊斯蘭教的核心人物——伊瑪目哈桑·布納姆沙（Hassan Bounamcha）絕非進步人士。他那突尼斯式饒舌與戲言的背後是一名徹底的薩拉菲–穆兄會保守者，日常所為就是將公立學校說成是被社會性別理論迷住了心竅，將政教分離說成是對抗伊斯蘭教的戰爭機器，而猶太人則在政教分離中得到豁免。為了重新當選，帕斯卡爾·博代藉助了伊斯蘭主義的網絡。居住在歐市的小說家迪迪埃·達埃寧克斯（Didier Daeninckx）解釋說，這個超過八萬居民的市鎮裡只有一半的選民登記在冊，而投票時又有60%的棄權率，因此只消幾百張選票就可以贏得市鎮選舉。針對社群的收買策略由此至關重要。不過社群領導者之後就會要求在工作崗位、宗教場所等領域獲得回報。就這樣歐市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提出要捍衛“社會公正”的“公民聯盟”組織也同樣建立起來，去年還通過允許女性身著穆斯林泳裝“布基尼”進入格勒諾布爾市屬游泳池博得了公眾知名度。伊斯蘭主義有著不停提出更多要求的潛能。
一切與其世界構想相沖突的地點——不論是泳池、學校還是健身房——都是應當要求作出修改的戰略要地。他們的設想是通過一系列的訴求在法國構造一個“穆斯林團體”。必須阻止自由派無束縛穆斯林的出現。就像在歐市一樣，經濟危機、去工業化、中產階級外流、當地非宗教人士的不團結，以及人群在同一地點的集中使得這項對行為舉止的控制工作變得容易。左翼有著讓這些人融入共和國的歷史任務，為贏得選票選擇了多元文化的策略。為此就得在哲學上與政治上付出代價，給伊斯蘭主義者的保守宗教計劃提供便利。在另一邊，右翼以保守價值觀為名打著同樣的算盤。民選代表認為他們收買策略的政治代價非常微小：將游泳池專門安排兩小時給穆斯林女性、建造一所清真寺……但他們卻看不到對社會聯繫的長期影響。每當政治人物操縱宗教，宗教力量最終都會反過來干預政治。今天，接替帕斯卡爾·博代擔任歐市市長的黛赫薇（Meriem Derkaoui）有著更清晰的共和觀念，反對歐市穆斯林組織在大清真寺的工地上搭建預製的建築。她能夠抵抗住壓力嗎？Q
去殖民化運動與伊斯蘭主義的關聯何在？
去殖民理論廣泛影響了學術界，但卻與“基層”相去甚遠。畢竟，那些知識分子主要來自巴黎八大，在街區裡幾乎沒有立足點。說到這，我們最近看到去殖民運動者對在芒特拉若利舉行的示威十分熱心，這場示威由2018年被警方逮捕的高中生的母親們發起。12月8號，這些母親（其中大部分戴著頭巾）舉起了一條橫幅，上面有一句用阿拉伯語寫的聖訓：“天堂在母親腳下。”這是一個信號，說明這場示威活動的訴求“得到了薩拉菲主義者的批准”……去殖民運動與伊斯蘭主義者的目標並不相同，但前者為後者提供了削弱國家權威的論據。而去殖民運動者也對薩拉菲主義者感興趣，因為他們認為後者是街區民意的代表。在這之中與鬥爭的匯合相比更多的是利益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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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也看到在去殖民運動者中出現了分化。一邊是以烏希亞·布特佳（Houria Bouteldja）的共和國土著黨（PIR）為代表的第一代去殖民運動者，他們將同性戀視作是西方社會的不正常現象，而像阿達瑪協會（Comité Adama）這樣的新一代反種族主義者在捍衛性少數群體的利益……
是的，但反伊斯蘭恐懼症的鬥爭又讓大家重新聯合起來，就像我們可以在11月10號的反伊斯蘭恐懼症遊行中看到的那樣。我前往了遊行現場。我看到了被廣泛談論的“穆斯林星”，但也聽到一名反種族主義積極分子塔哈·布哈夫斯（Taha Bouhafs）不停地重複說“我們感謝那些陪伴我們參與此次遊行的‘正義者’”……他說“正義者”！這一對猶太大屠殺的暗示十分下流，但卻受到了法國反伊斯蘭恐懼症聯合會（CCIF）的支持，該組織正是夢想著成為法國猶太機構代表理事會（CRIF）的穆斯林版本。與“伊斯蘭恐懼症”的鬥爭主要就包括了恐嚇和禁止對伊斯蘭主義認識的產生。
2019年11月10號，部分遊行民眾在反對仇視伊斯蘭教遊行中佩戴的貼紙讓人聯想起納粹統治時期猶太人被迫戴上的識別標記“猶太星”，將穆斯林與昔日猶太人類比的做法激起了民眾的憤慨。遊行組織者表示遊行出現“走偏”屬少數民眾行為，與組織者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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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蘭主義者對左翼各政黨的滲透行動之後，是歸屬特定社群的競選名單的興起。應當對此感到擔憂嗎？
首先，這一滲透策略仍在進行。在今後的選舉中，不屈法國黨（LFI）中將會出現伊斯蘭主義背景的競選者。其次，我覺得像布魯諾·勒塔約（Bruno Retailleau）提議的那樣禁止歸屬特定社群的競選名單難以付諸實現。阿拉伯世界的前例證明這必然遭遇失敗。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前身在1998年因違反政教分離原則被解散，但這並未能阻止埃爾多安掌權。相反地，我認為像法國反伊斯蘭恐懼症聯合會創始人、加日萊戈內斯市的競選者薩米·德巴（Samy Debah）這樣的人組織競選名單主要是為了威脅左翼組織，以讓他們丟失選票。左翼對此也心知肚明，不少左翼人士就出現在了反伊斯蘭恐懼症的遊行中。有一部分左翼對伊斯蘭主義者說：“可以，我們把你們加入到我們的競選名單中，我們與你們作必要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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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經常抨擊將“激進化”解釋為個人走偏與虛無主義，而非研究宗教思想的專家……
出於政治正確的原因，人們完全誇大了聖戰者內部新近改宗者的重要性！要說明這一點，只須看看杜尼婭·布扎爾（Dounia Bouzar）合作導演的蹩腳電影《天堂會等待》就足夠了。我們對弗勒裡梅羅吉斯監獄中女性聖戰者的調查顯示，新近改宗聖戰主義的人數只佔受訪者的10%。而這些女性改宗是因為她們與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過從甚密。激進化並非一項獨立的進程。一名曾與聖戰主義接近的法國人向我坦白說，他改宗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會被接納進入他在巴黎郊區的社區。有人試圖讓我們相信，一個人可以通過互聯網的虛擬方式進行改宗，存在著“孤狼”式的恐怖分子，但是立足點總歸是地方性的。互聯網上的伊斯蘭主義內容最初是在群體中被討論。伊斯蘭主義是一種社會化的思想，不能以孤立的形式存在。與一切意識形態相仿，它需要討論、信仰與來自群體的認可。這發生在市場或體育館中。在一個失業與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中，伊斯蘭主義是社會聯繫的一種來源。互聯網上的伊斯蘭主義視頻與葛蘭西（Gramsci）或馬克思（Marx）的文本在20世紀60年代起到的作用相同：它們都被集體地討論。那些研究激進化的所謂學者無法理解這一點，更何況他們中的大部分連阿拉伯語都不會說。這些“專家”找到了一種巧妙的辦法來讓人們忘記他們的無知：他們說以阿拉伯語表述的宗教思想無關緊要。這樣一來就不必花費一生中的十年去學習阿拉伯語了。此外，像社會學家法哈德·霍斯羅哈瓦爾（Farhad Khosrokhavar）那樣肯定地表示政教分離政策過於嚴苛，則可以在學界展現出一種左翼，甚至是佔大多數的極左翼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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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並非如此嗎？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誕生與瓦哈比主義的出現是同時期的！這是兩種始終處於衝突狀態的當代思潮：擺脫束縛的模式與臣服順從的模式。這一衝突未在法國發生，它在穆斯林世界中發生了，一邊是知識分子認為宗教規範僅僅在精神領域有效力，另一邊是伊斯蘭主義者意圖支配一切領域，言下之意一種極權。伊斯蘭主義是一項霸權事業，如果我們希望阻止它，就必須理解其變化進程。在地中海南岸，知識分子與各政黨都努力過，但最終失敗了。這場戰鬥如今轉移到了地中海北岸。而知識分子尤其不應輸掉這場戰鬥，相反我們應該贏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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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面對此有意識嗎？內政部部長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內（Christophe Castaner）曾向您諮詢過……
風險是政府採取的每項創議都被指責為仇視伊斯蘭教， 就像針對激進化的微弱跡象的法案遭遇的那樣。但在如今的話語中有一些積極現象，即我們從否認轉向了承認。政府勇於直面問題已經很難能可貴了。而讓我感到害怕的則是可以採取的手段太少。比如說，這項研究的實現得益於我來自那些街區的學生們，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我不可能獲得如此多的信息。這是他們的工作。我所做的是將它們組織並呈現出來。政府應該做的，是在國家層面推行一種科學與人道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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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與伊斯蘭主義作鬥爭呢？
首先，有些說法是違背法律的。這本書（《被伊斯蘭主義征服的國土》——譯者注）呈現了針對婦女、猶太人與遵守政教分離原則的穆斯林的刺耳言辭。無須關閉清真寺，但應讓宗教組織的領導人或講道者擔負起他們的責任：“如果你們繼續這樣下去，那我們將關閉清真寺。”其次，應當讓這些片區內其他形式的社會聯繫變得更加容易。薩拉菲主義者或相關團體接過了共產黨長期以來構造的社交機制。應該發展人文活動，像是非宗教性的體育團體、電影社團、有個人魅力的教師……這隻能在地區層面做到，這需要對社會結構的長期認識。為此，我們有任期四年的省長，但我們還需要更深更及時的認識。
我們不能滿足於關閉清真寺，而是需要找出危害多樣性與共和平等的人物……國家為建築物花費了大量資金，但也應當在人身上下功夫。最後，應當鼓勵替代性的話語，以使這種宗教話語顯得過時。以那些成功青年為例——當中一些人當然不會否認自己的穆斯林屬性，但還有另一些是無宗教信仰者——說明即便出身穆斯林文化，也有不信仰宗教的權利。自由派的穆斯林不僅應當在頗負盛名的出版社面向已經認同法國價值的民眾著書立說，還應該通過講座、課程與出席等與薩拉菲主義者或穆兄會成員展開在地競爭。只要我們還沒能找到自由派力量前往這些片區，我們時不時總會遇到襲擊，因為這些伊斯蘭主義生態系統不可避免地會提供導向暴力的道路……原文附錄：伊斯蘭主義的四個分支
•伊斯蘭傳道會（Le Tabligh）
該虔信運動於1927年在印度成立，以向未受教育的窮苦大眾傳播伊斯蘭教為使命，在法國的代表組織是“信仰與踐行”（Foi et pratique）。伊斯蘭傳道會初信者組織名為“jawla”的巡迴以邀請人們前往清真寺。
•薩拉菲主義（Le salafisme）
薩拉菲主義者以“虔誠的祖先”為標杆，試圖迴歸尚未被人為干預所改變的伊斯蘭教早期。薩拉菲主義與十八世紀建立的原教旨主義瓦哈比主義有部分重疊之處。
•穆斯林兄弟會（Les Frères musulmans）
穆斯林兄弟會於1928年在埃及成立，目標是使社會重新伊斯蘭化，與英國佔領和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作鬥爭。如今，穆兄會在歐洲的社群遊說集團旨在獲取對穆斯林身份的認可。
•聖戰主義（Le djihadisme）
聖戰主義於20世紀80年代在阿富汗作為意識形態形成。“基地”組織與“伊斯蘭國”組織是兩個典型代表，前者宣揚在面對外界威脅時捍衛穆斯林世界，後者意欲清除伊斯蘭土地上一切不純潔的元素。
翻譯文章：Bernard Rougier : « L’islamisme est un projet hégémonique », Le Point HEBDO, 2 janvier 2020.
網絡鏈接：https://journal.lepoint.fr/bernard-rougier-l-islamisme-est-un-projet-hegemonique-2355375
譯者介紹：
張禹晗，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責任編輯：徐夢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