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肺炎疫情把日本推上了風口浪尖，從上方官員，到普羅大眾，似乎都沒有足夠的防範意識，一系列佛系防疫舉措，在我們看來已經不僅僅是不重視疫情，簡直可以用匪夷所思來形容。
其實這並非偶然的孤例，而是日本社會處理事情的常規做法，只是長期以來，我們可能並沒有真正瞭解過這個“鄰居”。
那麼，日本人到底是怎樣一個群體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便不得不提起一本專門研究日本人與日本社會的經典之作——《菊與刀》。
要想了解日本人，這本書也許必不可少。
《菊與刀》
對於這本久慕其名的書，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單論書名就已經讓人充滿好奇，乍一聽，像是現代文藝，含蓄浪漫。
實則，菊與刀是日本的兩個象徵：“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一柔一剛賦予其很強的張力。想必作者藉此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然而這本書在業內尚存頗有爭議的一點，那便是寫作背景。
作者本尼迪克特是美國人類學家，實地考察過世界諸多地區，但一生從未到過日本。
而且這本書是在二戰末期，她應美國軍方的要求，研究日本國民性格——以幫助戰勝國戰後統治管理日本。
當一本文學作品摻雜上濃厚的政治因素，也許會讓人多少持保留態度。
當然，今天我們暫且拋開此點——即意味著我們不把它看做一本政治研究，單從它作為一本“文學書”的角度去讀，想來這樣會更有收穫。
畢竟我們並非專業人士，目的在於品讀了解，而非解決政治訴求。
壓抑的日本人
大概很多去過日本遊玩的人，會對日本產生一種第一印象：社會和諧，人民熱情。
由此會得出這是一種文化、素質等各方面更為進步的表象。其實不然，關於這點背後更深層次的因由，作者給出了詳細解讀。
整本書通讀下來，作者列舉了諸多事例，我們從中會發現日本民眾骨子裡表現出來的是多方面的性格特點，這些性格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彼此對立格格不入的：他們頑固卻又善變，自負卻又怯懦，極端卻又中正……
諸如此類，讓人一時難以琢磨。
然而作者旨在告訴我們，要更深刻地看到他們這些性格之外的壓抑特質。
因為壓抑，所以充滿矛盾。誠然，當一個人可以自由無所拘束，又怎會有出如此矛盾的表象呢？
日本人的壓抑極為重要的一點體現在於：日本社會講究各得其所。
每個人從一出生開始，就彷彿被安排好了命運軌跡，不容一絲逾越。
先教會認識自己的身份，以及與周邊人的關係，而後全部事情便都按著這個身份來進行，做本分事，不逾矩，所有一切都講究一個“分寸”。
在日本人心裡，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得是有秩序的：街邊的霓虹要乾淨整潔有序，所有人都遵守規章制度，說話要彬彬有禮時刻注意自我身份……
正是由於這種壓抑的環境和情緒，在漫長的歲月裡，造就了這樣矛盾的日本民眾。
所以在我們看起來和諧友愛的社會環境的背後，在你融入其中之後，會發現其實骨子裡充滿冰冷距離感。這些都是他們的本性使然，就像他們的愛，更多出於“禮”而非發自“心”。
當每個人壓抑的情緒瀰漫開來，久而久之，醞釀出了日本社會特有的壓抑氣質。
做到極致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固執的，這好像已經是我們國民大眾持久以來對於這位“千年鄰居”的常規評價。
但在《菊與刀》裡邊，作者巧妙地把“固執”換成了“極致”。
日本人做事情極需要一個目標。
當事情有明確目標的時候，他們會全力以赴奔著目標前行。否則，他們會迷茫悵惘。
就像二戰的時候，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日本人為何近乎癲狂般的忠誠與狂熱。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戰爭的目標是日本全體國民自上而下達成共識的，不管是天皇，還是民眾，他們把戰爭當作不惜一切代價發揚民族精神的方式。
在日本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四十七士》，同樣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四十七個武士為了給在宴會上受辱而拔劍、最終被賜死的主人報仇，他們拋妻、棄子、軾父，做出一些列顛覆人倫之事，最終在替主人報仇之後選擇自殺。
這些行為在我們看來，有些瘋狂難以理解，但對他們來說，這是生命的一種昇華：目標是報仇，為了報仇一切皆可拋棄，包括生命。
諸如此類的行為，人們不由給他們戴上“頑固”“瘋狂”的帽子。然而，從書中作者的描述當中我提取到了“極致”這個詞彙，以代替“頑固”這個極度感情化的詞彙，非貶義亦非褒義。
眾所周知，二戰以來的新時期，日本人幾乎在各行各業都做到了頂尖，從茶道到花道，從照相機到遊戲機，從汽車到重工業，每個領域似乎都有日本的身影——這與日本人追求極致的個性息息相關。
恥文化中的日本人
恥文化並非“羞恥的文化”。
這是一種只屬於日本的獨特文化，也是本書的核心觀點。
拋開專業的術語名詞後，“恥文化”的內容很簡單：日本人沒有任何關於善惡和對錯的原則，他們只有一個“原則”，就是“一切原則都要跟隨集體的觀點而改變”。
也許讀一遍有些繞口，讀兩遍你就會恍然大悟。
雖然日本人以頑固聞名，但只要外部環境改變，他們可以放棄原有的一切準則，轉變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
這一點在二戰當中尤為明顯。在戰場上，很少看到日本人投降，因為他們的整體目標是要死戰到底，以死報國是他們最高的榮譽。
可一旦天皇宣佈投降，國家的旗幟改變方向，他們又瞬間放下之前的敵對狀態，甘心做戰敗者，而且並不因此為恥。
這也是美國軍隊進入日本幾乎沒有抵抗的原因。
於是，按照恥文化原則，作者給美國政府的建議就是“只要控制日本上層和傳媒輿論，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擺佈日本人民而不怕反抗”。
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想法是完全正確的，麥克阿瑟在日本進行的社會改革完全稱得上是天翻地覆，激烈程度不亞於中國舊社會的改造，卻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像樣的阻力。
而今天，如果我們以“恥文化”來猜度日本國民的防疫行為，似乎一切便都順理成章：日本高層，乃至大半個醫學界極其薄弱的防範意識，造就了整個社會主流的“不抵抗政策”。
生與死之間的日本人
我一直以為，活著的人大多怕死，對於死的恐懼應該是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不分地理邊界的。
但日本大眾並非如此。他們對於生死的態度，十分迥異於其他民族的生命邏輯。
第一次接觸日本人關於生死的闡述，是在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的觀點：“死並非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存在。”
年少時看到這句話，有種醍醐灌頂般地感動，對當時的我具有非比尋常的衝擊力。多年後，已經形成自我思考習慣的自己，在看到《菊與刀》中關於日本人的死亡觀，再次使使我思考良久。
日本人面對死亡是坦然，甚至自豪的，這一點從日本作家的書本上就可以窺探一二——他們大多喜歡以死亡來表達自己對於人生的思考。
他們為了忠可以毫不猶豫選擇自殺，在戰爭中為了避免被俘同樣選擇自殺，這些在二戰中都得到很好的印證。
“死亡”對於他們來說一點都不可怕，比之更可怕的則是“被玷汙”“被負恩”之類的我們習以為常的“小事兒”。
在他們看來“忍辱負重”可要比“死”更讓他們難以接受。
究其原因在於長久以來，日本人對精神和意志的誇大，影響了他們對死亡的態度。肉體只是一具載體，要磨練的是精神，是靈魂，肉體可滅，精神永存。
於是在日本，不乏一些冬天在瀑布下衝水之類的專門來鍛鍊人的意志的方法。
因此日本人往往以死來表達情感，作為一種極致昇華。當一件事情難以妥善的時候，他們會選擇死亡來成全，以此凸顯自己的尊嚴和人生價值。
此外，日本佛教對於死亡的獨特闡述——人人皆可成佛，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人的這種心理。
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佛，那對於死亡自然便少了許多我們平常人該有的懼意。
除卻這核心的幾點之外，整本書其實還有頗多觀點給我們以啟發。
比如你會發現日本人的文化中充斥著陽明心學——在國內曾一度銷聲匿跡，但在日本卻被無數人所推崇，並且其中很多理念已經完全融合到他們的日常當中。
縱觀整本書，無論是政治意義還是文學意義，都是一本值得我們用心品讀的好書。
在政治立場上，這本書很大程度幫助美國製訂了戰後管理日本的思路，事實也證明，效果頗為顯著。
若單從文學角度來討論，如同《菊與刀》這個書名一樣，整本書闡述的諸多觀點，角度新奇，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考。也許每個人讀完，都會在心底生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當然，因為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用於政治研究，所以在文字方面，並沒有使用過多技巧，初讀起來會感到略微生澀難懂，需要我們靜下心來品讀。
21世紀是文化碰撞的時代，如若我們想要與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群更為有效地交流，前提一定是要了解其文化特徵，這便是我們讀此類書本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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