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唐朝宦官的惡劣影響，歸根究底是君主的信賴，昏君無能禍國殃民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古俠今史，今天給大家聊一聊有關宦官的惡劣影響。宦官影響國家政治而引至衰亡者，首推漢、唐、明三代，若就此三代皇朝作比較，則東漢與明代宦官之氣焰及對國家興亡之影響又不如唐。唐代宦官，尤其在安史亂後，氣焰之大與權力之根深蒂固，足以左右國家一切措施。唐之亡，亡於宦官，語雖過激，亦頗有根據。然而唐代宦官權勢之造成，亦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積多項因素之結果。客觀上，諸如財權、兵權等之為宦官所奪得，主觀上，由於帝皇之昏庸而對宦官之信任，遂使唐代宦官集團獲得空前絕後權勢，茲就各點逐一分析之。若論宦官取得權勢之原因，最主要者，莫如帝王之昏庸，或心理上對宦官之信賴，在理論上，專制政治下的君主，乃唯一授權者，換言之，未得帝王信賴，任何臣民均難獲得權勢。
唐朝宦官
唐初自玄武門事變以後，皇帝繼承之爭鬥不斷髮生。如高祖、睿宗、玄宗和順宗之四次內禪，給予李唐帝室警惕者甚多。故中唐以後之皇帝，對繼承者採不信任態度，乃可想見。皇帝既對朝臣有隔膜，對繼承者不敢信任，則唯有視宦官為心腹，加以宦者常與帝王接近，無隔膜，又可做帝皇耳目，在先天上，宦官本身亦無篡位之可能與條件，故就皇帝立場言，宦官對皇位之威脅遠較朝臣或皇位繼承人為小。
玄武門
且事實上，自東漢以至唐、明之宦官均曾有翼戴之功，如宦官高力士參與平定太平公主與韋后之禍，對玄宗嗣位有功；安史之亂時，宦官李輔國策劃馬嵬驛政變、擁太子（肅宗）即位靈武等，無怪帝皇信賴宦官之專且深。中唐以後，時因宦官之權勢過大，須欲誅除宦官，然其所欲誅者，不過少數首惡而易以其他宦官而已。昭宗惡宦官，在天覆以前，與宰相崔胤謀去宦官，唯在天覆三年正月，宣武軍節度使朱全忠以兵盡誅宦官後，昭宗反撰文以祭之。可證唐代皇帝對宦官始終並未失去信心。基此要因，唐代宦官能先後掌握財權、兵權、監軍、樞密之職任者，殆可想見。
高力士脫靴
有唐一代，中央庫藏之職責歸太府寺。太府寺內有左藏署、右藏署，為國家財貨儲藏之所。除太府寺外，唐尚置有少府監，其職掌為進奉宮室宗廟所需之錢物。在唐初以至玄宗以前，不論太府、少府，皆由外朝官所主理。但至玄宗時，迷於眼前太平享樂，乃接受臣下私人之貢奉，此種貢奉不入左藏而入宮內，於是宮內置瓊林、大盈二庫，以為皇帝之私藏，朝臣雖有反對者，均未見效，故自玄宗時，國家財政與皇室財賦逐漸分開。
玄宗與楊玉環
玄宗時之大盈庫是否由宦官掌管，由於史料缺乏，不可確知，但肅宗時則確知大盈庫為宦官所掌管。於是宦官取得皇室財政之控制權。肅宗時，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將左藏庫之金帛盡移於大盈庫，於是宦官又進而控制國家財政有二十年，至大曆十四年，由於宰相楊炎之請求，交出國家財政權，但皇室財政似仍由宦官主管。德宗還京以後，繼續接受臣下進奉，皆入大盈內庫，並不時向臣下宣索，進奉之金帛者極多。皇室財政最後之決定權雖在皇帝，而宦官乃主要負責管理者，常擅立主見，倘遇昏庸皇帝，宦官自然成為皇室財政之主宰者，甚或假借帝旨，干預國家財政，既掌握皇室財權，又可干涉國家財政，宦官之權勢焉得不大？
唐朝宦官
唐初兵權掌握於武將手中，宦官無法過問。雖有韋后殺中宗後，命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備醮王重福，及玄宗時，命宦官楊思勳領兵征討蠻夷等，然均屬臨時性之差遣。安史亂髮，李輔國專掌禁兵，開宦官掌握兵權先例。經李輔國後，宦官程元振亦掌總禁兵，權震天下。代宗時，宦官魚朝恩控制神策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入屯禁中，自此以後，神策軍遂由地方軍變為天子之禁軍。魚朝恩死後，神策軍雖一度由非宦官出身之劉希暹、王駕鶴、白志貞相繼統領，但至德宗建中三年京師涇原兵變，皇帝倉促出奔，白志貞統領之神策軍並無至者，獨宦官竇文場等隨行。及德宗迴鑾後，盡罷統兵宿將，而以宦官代之。
德宗
貞元十二年六月，置左右神策軍中尉，以宦官擔任，於是中央兵權遂正式落入宦官集團之手。代宗以後，北衙禁軍中之神策軍，不僅壓倒南衙諸衛兵，且勢力發展至京師以外，而又有神策行營之設，亦統於宦官，受神策護軍中尉節制。貞元四年，武庫之器械由軍器使掌管，由宦官兼任，南衙諸衛軍無法與神策軍抗衡，原因在此，宦官既領神策軍，又兼治京城武器，中央兵權遂成為宦官權勢之基礎。唐代監軍制萌芽於御史監軍，御史監軍本隋代臨時性之遣派官職，至唐代則較早於高宗時之李嶠，以監察御史身份監嶺南軍。武則天時之蘇珦以監察御史身份監河西軍等。至玄宗開元初年，此制尚見存在，始有以宦官為監軍，而御史不復任監軍之職。
李治武則天
就大體而論，皇帝心理上，宦官較朝臣更為親近可靠，認為宦官代御史監軍更有效控制地方軍隊。且宦官遇事可直接上奏皇帝，監軍奏事不必經由節度使轉達。因此，監軍在方鎮地位與氣焰甚高，藩鎮對監軍亦多不敢開罪，其職權雖不固定，然所管之事甚多，諸如領兵，或遇戰事時，干預戰略，或直接承皇帝命令對軍中之賞罰，或在藩鎮更易之際，或藩鎮不能視事時，監軍可代藩鎮指揮軍事。由於監軍地位崇高，又得皇帝寵信，故藩鎮對監軍使多持畏懼態度。如德宗時，河東監軍王定遠專河東軍政，且欲殺河東節度使李說等。
憲宗時嚴綬為河東節度使，但軍政補署，一出於監軍李輔國，嚴綬奉命行事而已。劉闢之亂，劉貞亮為高崇文之監軍，竟擅殺節度使李康等，甚且對藩鎮幕僚或州刺史亦加干擾。如馬總任職鄭滑節度使姚南仲幕下，以其道直，為監軍所誣奏，貶泉州別駕；王正雅為汝州刺史，因不堪監軍之怙權而謝病免等，均見當時監軍權勢之大，對一般藩鎮，並不放在眼內，遂使宦官勢力不但擴展到地方去，且更為根深蒂固矣。
憲宗
唐代宗時，開始以宦官為樞密使，其職掌為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皇帝對臣下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故論其工作，不過屬皇帝個人之文書收發而已。但由於有承受表奏之權力，便能察查表奏，進而干涉外朝大臣之行政。亦由於有宣佈詔令之權力，便能假傳聖旨，潛竊帝皇大權。元和中，中官梁守謙掌樞密，印權重當世。樞密使劉光琦亦干涉宰相議事，甚者以為任命宰相而樞密使不預知，被指責為墜敗舊風。故知其時樞密使通例皆能預知命相之事。會昌中，伐昭義劉縝，宰相李德裕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干預軍政一事，觀之，因監軍乃宦官之職任，令監軍勿干預軍政，須徵得樞密使同意不可，宰相不能單獨決定。可見其時樞密使權勢之大，而樞密使之地位無異不僅與左右軍中尉同為宦官領袖，且為當時最有權勢之人物。唯在僖、昭以前，樞密使雖擁有權勢，僅在幕後干預政治，至僖宗時，楊復恭為樞密使，更於堂狀後帖黃指揮軍政事，公開侵奪相權，宦官既能公開侵奪相權，權勢焉得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