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清朝維持運轉的基石， 《鄉約》、《聖諭》的發佈，禁錮著人們思想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古俠今史，今天給大家聊一聊清朝的社會控制。在清朝中央政權穩固後，如何對全國疆域範圍實行有效的統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從順治到康熙，清廷為了安定民心，多次推行休養生息的措施，使民眾深切感受到了新王朝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的決心。整個社會生產日漸繁榮起來，地方行政的施展日見成效。其中，對民眾及土地的有效控制，是穩定維持這個龐大帝國正常運轉的最基本的內容。這個帝國是如何讓數量龐大的城鄉百姓忠實地為其政府按期服勞役、納賦稅，供養其中地位遠高於自己、但占人口比例又極小的一群人的呢？這就需要了解傳統中國的基層行政。
順治
在清代，許多制度都是仿照明朝的，而明朝的朱元璋曾明確地表示過，他們是學唐朝的。因此，清代基層行政系統及其控制措施，有著很強的歷史傳承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項政治舉措，都要基層行政的有力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成效。康熙在位期間，不僅注意穩固中央君主集權，也很關注地方政治的實效。除了認真考核地方官的工作外，他還很願意到處巡視，觀察這個帝國生活中底層人民的狀況，並以此作為考察地方官吏們工作成績的參照。
朱元璋
康熙特別注重思想教化，他認為“移風易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也很困難，所以在晚年他還說並未能做到“移風易俗、家給人足”。康熙五十三年正月，他下令給禮部，要求進一步整頓社會風氣，特別是那些有礙思想健康的民間小說等淫書的傳播，要予以嚴格控制，加大懲治力度。朝廷討論後決定：“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辭，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與督撫，轉行所屬文武官弁，嚴查禁絕，將板與書一併盡行銷燬。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康熙對這樣的處置意見，欣然同意。
康熙
而“鄉約”法的推行，正可以起到正人心、厚風俗的功用，是當時地方社會思想教化工作的重要依賴。所謂“鄉約”，應當是在鄉村中為了一個共同目的（包括禦敵保鄉，揚善懲惡，廣教化，厚風俗），依地緣或血緣關係聯合起來的民眾組織所制定的規約。鄉約作為民間規範，起源甚早，宋代由於理學的昌盛，一度十分風行。最為著名的便是陝西藍田的“呂氏鄉約”，它成了後世地方鄉紳行使鄉約的典範。鄉約制度的實質，不過是由政府簡選的約正、約副等人，定期（也叫“約期”）向鄉村民眾講解“聖諭”中德業相勸、鄰里互助等道理。
呂氏鄉約
這種制度，在明代的鄉村極為普遍，鄉約的主要內容是宣講“聖諭”，即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言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康熙學習朱元璋的做法，推出了自己的“聖諭”十六條。康熙九年（1670）十月，十七歲的康熙下諭禮部，提出了十六條《聖諭》，要求內外文武官吏，督率學習。康熙將《聖諭》頒佈天下後，各個地方十分積極地將它納入了鄉約活動的重點，每一條都有詳細的解說，語言簡單，意義清楚，使不識字的鄉村民眾也能準確地領會康熙教化的意思。
鄉約成了規範地方社會的一種重要形式。康熙年間頒佈的《聖諭》十六條與雍正時期擴展的《聖諭廣訓》，是清代鄉約宣講的主要內容，成為朝廷正式的道德教材，除了日常教育外，在許多場合都可以看到《聖諭》的影子，定期督講成了地方官員們應盡的職責。以後到乾嘉時期，一直奉行不輟。
聖諭廣訓
鄉村控制中，治安的維持有時是最關鍵的，也是政府施政和賦稅制度展開的重要基礎。因此，歷代對於鄉村治安都有著極為細密的措施和基層建制。如“老人”之制，目的即為主持鄉間的“風俗詞訟”。所以，“鄉約”的施行，實際上是從精神體系上重構了民間生活，核心就是傳統的“鄉黨道德”。加上它與保甲制度的相輔施行，使民間都被有效地納入良好的控制體系。
清朝畫作
制度保障與鄉約教化聯合，就會起到很好的思想改造或警示的作用，為地方行政措施的有效展開，提供了重要的輿論和制度基礎。州縣社會是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基層組成部分，其穩定和發展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在這方面，傳統國家曾創制了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措施，長期發揮著重要的效能。當然，地方官吏們的勤政愛民，同樣重要。
清代有一千五百多個縣級行政單元，由於環境條件和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同，差別懸殊。《清史稿·職官志》對縣級政府主要官吏的職責，都有比較明確的解釋。一縣之中，除知縣外，還設有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徵稅、戶籍、緝捕諸職，典史則掌稽檢、獄囚；若無丞、簿，典史也可兼領其事。知縣是七品官，每年正常的俸銀僅四十五兩，但要管治的事情卻多如牛毛。所以對他們的考核，主要在聽訟、催科、緝盜，這些工作做好了，就是第一等好牧令，其他的教養諸善政，方能賴以生根。
清朝官員
所以對州縣官員來說，他們的首要職責是，必須保證“國家”錢糧賦稅按時按數上交朝廷，為此不惜對基層代理徵收者與納稅民戶實施催比、捉拿、處罰等，所有錢糧等情況，一般都要登記在案，以便事後自己稽查和應付上級政府的考核。縣官的職任十分繁重，龐大帝國的正常運轉，沒有勤政的基層官吏，那情形是很難想象的。同樣可以想象的是，與一些繁榮的州縣不同，在窮苦的地方，民眾的疾苦與賦役負擔該是多麼沉重。
縣衙
而在州縣的衙門改建舉措中，可以透視其為政思想，即便是粉飾，也希望向官方與民間表達其正面的從政形象，如“歲有堂”、“牧愛堂”、“贊政廳”、“可近堂”、“樂民亭”、“親民堂”等這些建築名目，最具代表。衙署的每一次重修、改建或擴建，基本出現於新任知縣的初期政治工作中，既有恢擴舊政的意思，也有新政新貌的期許，更有再建官府聲威的目的。
總結：
康熙十二年（1673），後來任嘉定知縣的陸隴其，在一首頌讚衙門建築的《“有儀軒”歌》中說道“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頗能反映像陸隴其這樣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員的一些心聲。當陸隴其於康熙十四年正式到嘉定任知縣時，他的從政方針和措施，很能稱合康熙的心意。嘉定是江南大縣，賦稅重，風俗侈，陸隴其以儉約秉政，以德化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正因有陸隴其、湯斌、張伯行這樣的“良吏”的努力，康熙朝才得以穩定，社會日漸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