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為中用話防疫11:日本健康危機管理體制轉機與中國影響

問:關於中國影響,您一直說要講一下,這次可以了吧?

答:可以。不過,這個題目也有一些難度。因為如果我們身在中國看日本、而且就事論事的話,森永奶粉中毒事件100%是一個日本問題,與中國沒有絲毫的關聯,更談不上中國的影響。但是,日本專家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則表明了直接或間接的中國的影響——

第一點,事件發生的1955年,正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初期,也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進行並旗開得勝的時期。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既有相互競爭,又有相互參照的關係。

第二點,事件沉寂十餘年後再次曝光並最終和解的1969年~1973年期間,正是日本公害最嚴重、國民和輿論的反應最強烈、政府部門對策與法律出臺最多的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對世界和日本的影響最大的時期。

問:文革時我還沒出生,不清楚那時的中國對日本和世界的影響。您能做一些展開說明嗎?

答:文革時期我雖然親身經歷了,但那時沒聽說過森永奶粉中毒事件。只是在最近武漢疫情爆發後,介紹日本的經驗教訓的時候,才從日本學者的論文中發現這個有趣的問題。當然,對文革和毛主席的功過是非,中央早有定論,我也完全擁護。但是,對於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影響、特別是對森永事件結果的影響,國內還是空白。下面根據日本的資料做一簡要介紹——

1,二戰以後,日本學界和出版界(包括著名大學和出版社),就一直在公開研究和出版發行毛澤東的著作——有的與中國幾乎同步;而有些著作甚至在中國已經絕跡(圖1~3)。


圖1 1940年代日本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部分)


洋為中用話防疫11:日本健康危機管理體制轉機與中國影響

資料來源:日本亞馬遜等網上書店。

注:從上到下依次為《毛澤東主要言論集》《毛澤東選集上卷》《毛澤東抗戰言論選集》。

毛沢東:毛澤東的日文簡體字,言論:言論,選集:選集,抗戦:抗戰,大東亜省総務局:大東亞省總務局。

圖2 1950~1965年日本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部分)


洋為中用話防疫11:日本健康危機管理體制轉機與中國影響

洋為中用話防疫11:日本健康危機管理體制轉機與中國影響

資料來源:同上。

注:從上到下依次為《毛澤東選集第六卷》《毛澤東選集學習參考資料》;《毛澤東教育論》;《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論》《實踐論、矛盾論》。

毛澤東:毛澤東的日文繁體字; 遊撃戦爭:游擊戰爭; 実踐:實踐。   


圖3 1966年以後日本出版的《毛澤東語錄》及著作(部分)


洋為中用話防疫11:日本健康危機管理體制轉機與中國影響

資料來源:同上。

注:著名出版社發行的五種《毛澤東語錄》;最後有毛主席像的是近些年推出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毛澤東語錄”諸多電子版中的一種。《毛澤東思想萬歲》收錄的大多是未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著作[國內絕版],東京大學近代中國史研究會譯,三一書房出版;《毛澤東談政治經濟學——蘇聯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現代評論社出版。

語録:語錄, 訳:譯, 萬歳:萬歲。


2,中國的文革對日本部分學生和學者產生了重大影響。比如,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很多大學生參加了罷課、遊行等挑戰學校秩序和學術權威的活動。其中,最著名和激進的例子,則是東京大學學生佔領校園與警察衝突事件。而這些,與當時歐美髮達國家的學生運動等,是此起彼伏和遙相呼應的。


問:從上述資料中,確實可以看出在那個激盪年代的中國對日本的影響,但是,具體到森永奶粉中毒事件中,中國的影響是怎麼體現的呢?


答:有專門研究森永奶粉中毒事件的日本學者及當事者,指出了以下三點——

一是受當時學生運動的影響,使得關心森永事件的學者與被害者團體,克服了對權威的崇拜與盲從,開始重新審視當年醫學教授組成的六人委員會提出的、並得到厚生省認可的權威結論,並運用法律武器,在事件發生的14年後重新開始了維權運動。

二是從實踐和實際的觀點出發,對患兒進行了家訪調查和檢診,並出版了《第14年的訪問》(1969年)、《森永奶粉事件二十年鬥爭史》(1975年)以及一系列的相關的學術論文,從而做到了學術與實踐的相互結合,併為實踐提供了理論的指導(圖4)。

圖4 患兒家訪記錄、二十年鬥爭史與丸山博教授


洋為中用話防疫11:日本健康危機管理體制轉機與中國影響

資料來源:森永砒霜奶粉中毒者事後調查會等網站。

注:左圖為《第14年的訪問》油印版,右上角紅字為提交給法院的起訴書證據編號;中圖為《森永砒霜奶粉鬥爭二十年史》醫事藥事新報社出版;右圖持麥克風發言者為丸山博教授。

訪問:訪問, 砒素:砒霜, 闘爭:鬥爭。


三是指導家訪和報告出版的大阪大學醫學部的丸山博教授,對衛生學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衛是保衛的意思,生是生命、生活和生存的意思;而所謂衛生學,就是保衛國民的生命、生活和生存的實踐的學問。另外,對那些慣於把病人或患者稱為“例”或“事例”的醫學系學生,丸山教授則不客氣地斥責他們“不像話”、“豈有此理”。


當然,我們中國讀者不應當從中得出簡單化的結論,比如這個觀點是根據毛澤東實踐論得出的,或者那個行動是根據毛主席語錄中“敢於鬥爭”的論述做出的——因為這是不符合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的思想的,也是不符合日本的國情的。同樣,我們也不應當走到另一個極端,比如認為當時的日本(與歐美)的學生運動和大眾維權鬥爭與中國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毫無關係,完全是它們土生土長的東西——因為這也是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潮流和事實的。實際上,當時的《毛主席語錄》(西方稱為“小紅書”,Little Red Book)不僅中國人手一本,而且遍及全球,據稱其發行量僅次於《聖經》。


問:好的。那麼,用我們的話說,這位丸山教授就是“日本的鐘南山”吧?也有仗義執言的動人事蹟吧?

答:有的。1969年10月30日在岡山大學召開的第27屆日本公眾衛生學會上,丸山教授與當年6人委員會的西澤教授進行了一場面對面的交鋒。一位參會者記錄了現場的熾烈氣氛——

首先,大坂大學衛生學的年輕教師,用10分鐘的時間發表了患兒家訪報告《第14年的訪問》的概要。剛一結束,身材高大的西澤名譽教授(6年前從大阪大學退休後擔任了森永乳業的顧問)就站起來反駁:

“我是事件當時受厚生省委託制定被害兒檢診基準的6人委員會的委員長。剛才的報告說被害兒有後遺症,但是當年我們的檢診結果,並沒有可以斷定為後遺症的患兒。在我親自檢診的大阪,也僅有三名可疑患兒。問題的關鍵是砒霜不會轉移到腦部,這是學醫的人都懂得的。而剛才的報告中列舉的重症兒,大多是先天性的腦性麻痺,與砒霜無關。另一個問題是,我把報告中的事例通讀了一遍,發現如此重要的調查,居然全都是殘疾學校的教師、護士或醫學部的學生進行的,而臨床醫師一個也沒有。發表這種報告,對於學術研究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迷惑[添麻煩、添亂]。”

西澤先生話音剛落,坐在他前三排的丸山教授站了起來——這時各媒體的閃光燈不停(見圖4)——瘦弱的他側身向後,對擠滿了教室的參會者說道:

“剛才西澤教授說,因為調查沒有專家參與,所以結論不可信。本學會是研究公眾衛生的場所,而公眾衛生是一門實踐的學問。那些護士和殘疾學校教師,就是在公眾衛生的最前線的實踐者。如果對他們的報告有任何疑問,作為學者就應當進行研究。如果忘記學者的這一任務,只是簡單地拒絕,這不是學者應有的穩重的態度,而是忘記了學者使命的不遜[傲慢、自大]的態度。如果這樣,國民怎麼能相信學者呢?”

會場響起了掌聲。西澤教授再次起立反駁:

“這個報告不過是家長口述的記錄而已。而家長裡面,可能有人會記錯,也可能有人只說對自己有利的事實。而這個報告並沒有做出辨別。”

丸山教授也再次起立:

“西澤教授說家長的話不可信。可信還是不可信,這正是需要學者驗證的。此事件在世界上沒有先例,患兒後來也沒有追蹤調查,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學者的失職。對家長的觀察和敘述是否可信進行檢驗,是專家的工作,也是學會的工作。有無後遺症,必須研究後得知,這也是現在對我們提出的要求。”

掌聲再次響起來。不少患兒家長因為不是會員,不能入場,都紛紛從教室的門窗向裡面張望。接下來的50分鐘,岡山的一位醫師用幻燈片介紹了他多年來一直對患兒檢診的結果,從學術上證實了報告的真實與可靠……。


問:我聽說日本社會上下級和前輩後輩的關係嚴格,這種面對面的爭論還是比較少見的吧?

答:是的。所以,這恐怕也是在那個特殊年代的一次特殊的學術交鋒吧,因為從有關資料得知,丸山教授那年剛好60歲,而西澤教授年齡比他大得多,而且是兒科醫學權威。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幾乎罕見的後輩向前輩、普通的護士和教師向醫學權威和官方結論的挑戰,打破了日本社會的傳統秩序[日本學者指出,戰前是“官尊民卑”,主要官員(包括帝國大學校長)都是天皇任命,民告官根本不可想象],加上當時報紙電視電臺等媒體的大量的現場的和後續的報道,以及國內外的多種因素的相互影響與作用下,才終於推動塵埃落定的森永奶粉中毒事件,迎來了柳暗花明的轉折。

問:最後問一句,曾經風靡一時的《毛主席語錄》現在在日本和西方還有影響嗎?

答:今非昔比。但是,影響猶在。比如,2015年11月26日環球網與中國日報網等就轉發了BBC的一條消息——英國議會的反對黨影子內閣財政大臣麥克唐納手持“小紅書”,朗讀毛主席語錄與對手辯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這位議員引用的毛主席語錄是——“我們必須向一切有經驗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做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


最後,向你和頭條編輯及各位讀者道個別。因為我個人原因將退出景茂達觀的系列講座,可能有別的老師繼續。我在此對各位的關照和關愛,表示衷心的感謝!


(2020.3.26~27)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