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河南·新鄉
根據與中醫有關的史料和考古可知：在秦漢之際，中醫仍處於零散的經驗積累狀態。西漢統一、穩定與寬鬆的社會環境為中醫的交流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尤其是漢武帝時的“巫蠱之獄”，有力地打擊了巫覡的囂張氣焰，在西漢近二百年的時間裡，中醫的經驗醫學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據班固《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記載：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侍醫李柱國在校方技時，將醫書分為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其中《黃帝內經》就是醫經七家之一。“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針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劑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為劇，以生為死”；“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假藥味之滋，用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劑，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增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
故諺雲：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可見，醫經家是通過論理人形、列別臟腑，端絡經脈，用針石湯火等外治法治療疾病；經方家則是根據中草藥的性味與所主症狀，用積累的經驗方證治療疾病。但是，經東漢、三國至魏時，王叔和著《脈經》、皇甫謐撰次《針灸甲乙經》，參考的卻是《針經》《素問》與《難經》；因此，皇甫謐就推測《針經》與《素問》就是《黃帝內經》，唐·王冰也附和其說。
但是貫穿於《針經》《素問》中的“天人相應”、“人副天數”與“陰陽五行”的自然哲學思想，與《方技略》中劉向、劉歆對醫經家的定義明顯有異；而且《黃帝內經》與後世醫者普遍認為是我國最早的醫學論文集也不相符；
所以，首先搞清楚我國古代陰陽五行思想產生的時限，將有助於認識《針經》《素問》與《黃帝內經》之間的關係。
一、我國陰陽五行自然哲學思想產生的淵源陰陽，源於《易經》；五行則出自《尚書·洪範》，原是兩個獨立的理論體系。最初是戰國末期齊·稷下學宮的鄒衍，將陰陽五行組合到一起，用五行相勝的方法推演朝代的更替，即所謂的“五德始終”說。
鄒衍的這一思想，雖然對後世的影響非常大，但五行相勝、相生的文字記載，直至西漢初時才出現於《淮南子》中。
到了西漢武帝時，董仲舒以戰國末年逐漸流行起來的“陰陽五行說”與“天人感應說”為基礎，從天人相與的觀點出發，將天時、物候、人體、政制、賞罰等分門別類地列入一個異事同形、異質同構的圖中，構建了一個五行相生相剋的“天人宇宙圖式”；
其目的是為確立君權制、建立一個以文官為主的行政機構作為朝廷的支柱，而且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董仲舒的這一思想，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與支持，儒教也因此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但這一政治行為卻推助了西漢後期乃至東漢“讖緯”風氣的興起，其實王莽篡權與“光武中興”都是利用讖緯迷信作為政治工具；
而且，劉秀在建立東漢後還“宣佈圖讖於天下”，把讖緯學定位為官方的哲學，於是讖緯迷信在東漢就開始大肆氾濫了。在秦時，因為始皇“焚書坑儒”，導致西漢出現了今文經學家和古文經學家；
至東漢時，他們還經常為經文的解釋問題而爭論不休；在建初四年（79年）時，章帝就在白虎觀親自主持今、古文經學家“共證經義”，討論五經之異同；
會後由班固撰次、章帝欽定的《白虎通義》，融今、古文經學和讖緯迷信於一體，用陰陽五行來解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並逐漸成為人們認識世界與解釋世界的一種思想律和思維定式，而且一直影響中國人近兩千年之久。
另外，在東漢以前，五藏與五行的配屬關係至少已有兩種，但都與《內經》的配屬方法不同：一是《管子》中的配屬：脾木、肝火、心土、腎金、肺水，另一是《尚書》、《呂氏春秋》、《淮南子》與《太玄》中的配屬：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
當年秦始皇以武力統一六國後，改正朔、色尚黑，以十月為歲首，改黃河為德水。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倉促之際仍承秦制；但從漢文帝起，朝野就一致認為漢承秦之水德，宜改為土德，色尚黃。漢武帝太初元年，詔倪寬等共議，宜用夏正；又詔司馬遷等造太初曆，以正月為首，色尚黃、數用五。
到了西漢中期後，圍繞漢是土德還是火德，朝野又開始發生了爭論；直至東漢“光武中興”，方更始為火德、色尚赤；但五行與五藏的配屬關係，直到班固彙編《白虎通義》時，才更正為：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即《內經》的配屬方法。
根據我國古代陰陽五行自然哲學思想的形成時間和五藏與五行的配屬關係，基本上就可以確定《針經》《素問》絕非西漢時的《黃帝內經》，而其集結的時限，也不會早於《白虎通義》成書之前。
二、《針經》與《素問》已遠非《黃帝內經》醫經家從秦漢之初、經西漢二百年、再到東漢《白虎通義》成書，歷經了三百餘年，期間他們雖然在針灸時可以避開五臟六腑、循經取穴治療疾病，但始終是無法解釋其中的道理；
於是當《白虎通義》用陰陽五行來解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方法，逐漸成為人們認識世界與解釋世界的一種思想律和思維定式後，就在“天人相應”“人副天數”與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下，以西漢醫經七家的針灸經驗和人體方面的知識為基礎，又廣泛搜採了東漢以前與天人有關的天文曆法、地理物候、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文章，通過多個小的篇章彙編為三位一體《針經》、《素問》與《難經》了；他們“以天喻人”，將四時五行與人體的五藏類比，以人體解剖時肉眼可見的生理功能，加上四時五行的物理屬性作為五藏的功能，組成了一個五藏相生相剋的藏象系統；又將十一經脈與大地上的河流類比，將十一經脈演化為十二經脈，推想出一個人體五藏六腑與十二經脈環道相連的氣血循環的人體結構生理模型，即“臟腑經絡學說”；為醫經家以針灸為主的外治法治療疾病提供了生理學上的支持，走上了“天人醫學”之路。
因為採用的是岐黃對話的策問體，所以也稱之為“岐黃之術”；雖然美其名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謂之神”；
其實，這是無奈之舉！ 另外，根據皇甫謐以《明堂孔穴針灸治要》與《針經》《素問》撰次為針灸的精簡本《針灸甲乙經》後，至唐《素問》嚴重脫簡、宋時《針經》幾近失傳，就說明了醫經家的《針經》《素問》是中醫針灸的基礎理論，與漢唐時用中草藥、經驗方治療疾病的經方家，沒有什麼關係！而且將流傳至今的宋·林憶輩校修的唐·王冰的重廣補《素問》與唐·楊上善的《黃帝內經太素》、《針灸甲乙經》比較：不僅是多了運氣七篇和後遺兩篇，其它內容也增加了不少，例如《靈蘭秘典論》明顯就是新補入的內容。
三、《針經》《素問》與思辨醫學的興起北宋時，因為朝廷重文抑武、重視醫藥，所以醫生的社會地位就被提高了；尤其是范仲淹“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言論，更是為落地學子和官場失意的士大夫們找到了歸宿，因此儒醫便誕生了。
他們因為理學的影響，“以術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起初只是用《素問》《針經》包括《難經》的理論解釋《傷寒論》，因為對張仲景三陰三陽六病的錯誤解讀，導致溫燥之劑濫行於世。特別是朝廷設立的和劑局編撰並出版的《和劑局方》，不僅擴大了不少經方的方證範圍，而且還將很多湯劑變為散劑，因此改變了很多經方的用量，以致出現了方不治病的怪象。至宋金時，在整個朝野都迷信五運六氣學說的環境中，以張元素為首的醫者就簡單地將這個問題歸咎為：“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今病不相能也”。於是就逐漸拋棄了漢唐千餘年的經方醫學，一本岐黃之術，走上了思辨醫學的歧途！清·《四庫全書》中說：醫分於金元。其實是這些醫者，在“天人相應”、“人附天數”與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下，將東漢醫經家“以天喻人”，類比而來的一個“天人模型”，即“臟腑經絡學說”當作人體真實的結構生理認識了；在醫療實踐中，他們根據病人的症狀與體徵，通過司外揣內、廣泛思辨推測人體的結構生理、病機病因，描述中藥的功能、歸經並指導處方用藥；例如劉完素的“六氣皆從火化”，李東垣的“陰火說”，朱丹溪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張景嶽之流的“命門說”，吳又可的“膜原說”以及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與吳鞠通的“三焦辨證”論治溫病等等，這些因為切入點與認識不同而產生的學術上爭鳴，即所謂的各家學說，其實與人體真正的結構生理、病因病理差別很大！因此清·王清任才會《醫林改錯》。
儘管如此，但還是有很多人執迷於這個人偶；即使現在，就在我們自認為傳統中醫具有獨特而完善的理論體系時，實際上就已經將這個人偶以另外一種人體真實的結構生理學認識了！
尤其是應用《素問》中從自然界觀察而來的物理的對抗性法則處方治療人體的疾病，多數都不符合人體自然的驅病機能！因此，經方大師胡希恕就曾直言：中醫千年無長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