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說不得的“民哲”
說了這麼多，現在是時候來講一講為什麼司馬光是理學界的大“民哲”了。
所謂民哲，即民間哲學愛好者，它大概有三個階段。初級民哲是散落在民間的神秘哲學家，他們懷揣著一顆對人生和世界終極問題的熱心，憑藉人類與生俱來的知性，對各種哲學問題有著屬於自己的獨特認知；中級民哲介乎科班與草臺之間，他們或許讀過一些哲學著作，但不多也不精，更熟悉的是各種各樣的哲學術語和哲學家名字，他們區別於初級者的自產自銷，已經懂得運用一套零碎而偏頗的哲學術語來解釋自己；高級民哲則往往出身於相鄰或相近專業，如歷史、文學、社會學等，科學素養讓他們懂得對於真理的敬畏，努力去學習原汁原味的哲學知識，不亂用術語和體系，但隔行如隔山，專業出身使他們學到的哲學帶有強烈目的性，往往淪落成解釋他原生專業的工具。我們說，司馬光就是這樣的高級民哲。
先來看看同領域科班哲學家們對他的評價。理學之集大成者朱熹我們很熟悉，作為對此最有解釋權的人，他說：“溫公之言，多說得偏。”可能還不夠，他又補上一句：“見得淺。”朱聖人說得還算客氣了，受司馬光提攜之恩的儒宗程頤講得更為直白。程老夫子說：“學則元不知學。”就是說，根本不知道學得個什麼東西。《中庸》是理學經典，司馬光也去做了研究，並提出“治心以中”的性命論，程夫子作為箇中行家，拿過來一看，靠，什麼玩意兒。經過程夫子和朱聖人的吐槽，司馬光在後世理學界就算是黑了。聖人得意門徒熊勿軒就說：“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其欠卻致知一段。”
或許再插一段背景會更有利於我們理解上面的話。司馬光所處時期，是傳統文人士大夫的興盛期，也正是理學發展的新生期。在這短短百年時間，雲集了一票文史哲領域的曠古大牛，他們的名字流傳千古，至今已是內蘊於這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三蘇、張載、二程、周敦頤、邵雍、黃庭堅等等，他們之中有史學家，有文學家，有哲學家，也不缺乏政客、畫家，身懷絕藝，各有千秋，而司馬光正是這裡面的一員。
他本職政客，兼職偉大史學家，卻也對哲學感興趣。從後世的理學道統來看，司馬光廣泛參與了北宋時期的哲學沙龍。理學創始人之一的邵雍邵康節是其密友，史載“溫公、康節日相往來”，“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真”。通過邵雍，司馬光又結識了理學創始人之二的張載，在邵雍危病之時，兩人一起商量著怎麼送葬。後來張載死時，不怎麼喜歡寫美文的司馬光弄了一首三百二十字的
《張子厚先生哀辭》，用以表達對這位哲學大佬的讚美。理學創始人之三四的程顥程頤，就不用再說了，充當著司馬光幕僚一般的角色，其中他又與程頤“相知二十年”。理學創始人之五的周敦頤，司馬光確實沒什麼交集，但不好意思，不光司馬光，北宋文人俱樂部都對周敦頤沒什麼感情。以上五位，便是傳說中理學史上重要的“北宋五子”，我們可以發現，司馬光與裡面四位來往密切或較為密切。也正是因為這個小party,還有好事之徒把司馬光也弄進去配了個“六先生”。如此，他便儼然是北宋哲學俱樂部裡面的一員了。
但事實是否就是如此呢？並不是。我們知道司馬光是個“民哲”，不惟我講，朱聖人和程夫子也這麼講。那我們現在結合這個背景，再來理解一下他們二位先前說過的話，就會發現，他們的意思是：溫公這個人，他講又講得不好，他還好講，喜歡講，講個不停，我們又不能攔著他，畢竟他是相爺嘛。
六、司馬光的理學偏差
我們這麼說，肯定要有它的根據。這根據不能僅僅從人物八卦上來，還要深入比較司馬光哲學和正宗理學的本質。
決定司馬光是個“民哲”，或者理學非主流的思想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方法論上“體用論”與“中和論”的分殊。我們知道，漢唐以來，儒家思想的發展遭遇了瓶頸，這個瓶頸主要是過於重視人間，忽視人間之外，就算談到宇宙，也只簡單的講一講宇宙是怎樣生成。這和佛道比起來就沒有競爭力。因此宋代儒學的任務，就是解釋宇宙是什麼，人生是什麼，人生和宇宙有什麼聯繫，這個聯繫的機理是什麼，即構建哲學本體論。 在建設本體論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報以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在這裡，司馬光出了問題。
理學先行者胡瑗提出：“明體用之學。”這個“體”就是本體，世界的本源，人生的終極奧義，“用”即人倫道德、經世致用之法。“體”這個概念，是漢唐儒學所缺失的，也是宋代儒學引進以構建儒學本體論，來與佛道哲學抗衡的概念。他的意思就是，
同志們，我們做讀書人的，不僅要放眼腳下，還要仰望星空呀。這個思想原汁原味的讓程頤所繼承，又完完全全的被朱熹給拿去。程頤說：“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就是說形而上的本體與形而下的人間，他都是一個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緊密聯繫，相互統一。我們不要像漢唐腐儒那樣只知道搞人倫庶物，也不要像和尚道士那樣只知道向死而生，我們大好青年，既要明生死性命，又要知禮義廉恥。於是，什麼是“體”和什麼是“用”特別是“體用”該如何聯繫，就成了兩宋儒學界討論的根本命題。
此重點項目的首席專家是程頤，項目組主要專家有邵雍、程顥、周敦頤、張載，一般專家不計其數。這個項目自立項以來，屢屢大放光芒，又屢屢爛尾，過不了歷史長河的審核，一直等到一百年多後的朱熹接手這個項目，才給成功結了項。朱聖人充分立足於前人的研究成果，給出集大成化的建議，這個“體”，它是“天理”，這個“用”，它是“理”，“天理之理”，它就是這個“體用無間”，俱是一源。即所謂事事有理，事事也有天理。他這麼一把“天理”和“理”、“體”和“用”一聯繫起來，給各自填充進去精密的結構，就發展出了“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程朱理學系統。
司馬光呢?司馬光他不可能不知道“體用”。我們前文已經講過，司馬光同樣懷著一個溝通天人、振興儒學的宏願，他希望將天道與人道相關聯，那這就不得不涉及到“體用”。他說：“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衝氣為用。”顯而易見，有“體”有“用”，沒有問題。
朱熹說溫公“偏” ，而不是“錯”，意思就是說司馬光搞錯了重點。他是講“體用”沒錯，但他的重點在“中和”，“體用”只是附庸。
“中和”是什麼意思？司馬光說是天地間陰陽二氣震盪而生的一種對立統一的狀態，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交融、相互平衡，沒錯，就是辯證法。他將這種辯證法思想普遍應用於萬事萬物，認為
“天地相友，萬匯以生”，只有當陰陽平衡之時，一事物才能獲得發展。如若陰陽失衡，則是身死道消。“陰陽不中，則物不生；血氣不中，則體不平；剛柔不中，則德不成；寬猛不中，則政不行。”於是，這一思想反映到人道，就是聖人“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成萬物”。在天道，就是陰陽、晝夜、善惡、治亂、得失、吉凶，都是天人自然之理，都是陰陽關係。就這樣，他在“中和”這一核心的導引之下，聯繫起來一個陰陽之體與衝氣之用的天人世界。如果說宋代的新儒學是理學，那我們無從否定司馬光是在搞理學，也就不能否定他是哲學家。不過這是個偽命題，所以我謹慎用語，說他是個理學界的大“民哲”。或者進一步說，是程朱理學的門外漢。
我們知道，程朱理學對於“體用”關係的思考，是“天理”直接到“理”，是“天”直接到“人”，裡面有氣質、性命、有無、聚散、本末等等等等，要而言之，是“體用”主導一切、反映一切。而司馬光雖則化體、用為一個系統，但以“中和”為主導，為其服務。兩者的重點截然不同。這最終就造成了一個致命問題，使其喪失掉對“體用”這一理學核心命題聚焦的機會：在“體”與“用”的各自涵義和關係上，司馬光不能獲得展開詳細論述的空間，“中和論”尾大不掉，整個系統缺乏強有力的思辨性，沒有完全脫離漢唐儒者泛泛而談天人關係的窠臼，表現在他的思想內涵上，就是粗而不精、大而無用。正如朱熹說的那樣，還是講得“淺”了些。
於是，就這樣，司馬光與理學主流視野發生了偏離。
七、司馬光的學術個性
司馬光是理學“民哲”這樣的一個命題，現在已經基本證明了。但為了讓它更為飽滿，我們再來講兩個簡單的方面。
第一，經史觀上的差異。我們都知道，古代社會或隱或現的存在經史子集四部，而在學術分工並不嚴格的當時，這四條路子就體現了學者的研究途徑與方向。而在理學的領域，重經還是重史，決定著你是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家還是歷史學家。
司馬光是《資治通鑑》的主編，理所當然是個歷史學家。他對於學問一途，一直秉持著務實的態度。學了東西就要用，實踐力量是知識的唯一歸宿，這就是他的學術。他講究事功，重視歷史借鑑，希望通過史學來把握歷史規律，並結合現實生活改造世界，通暢天子萬民。於是，他的目的是
“以史治世”。這點我們從《通鑑》的評語可見一二：“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那哲學家的態度是什麼？朱熹認為，讀史治史都是“皮外事物”，“不在於經而在於史”，“廢經而治史”，怎麼樣呢？“不若不讀。”這就是他的態度。他認為做學問應當偏重經子，直接從百王先聖義理處來，恢復儒學道統，指導萬家生民。簡而言之，就是“以經治世”。
前者就是史學家，後者才是哲學家。
第二，道統上的差異。儒學自孔夫子而下，史稱有八大宗派，分別為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這些奇奇怪怪的派系，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後來擰成了兩股繩，他們一個是孟子，一個是荀子。司馬光屬於荀子一派，而理學正宗，則是孟子後繼。
荀子這派在漢代出了個人才，叫做揚雄，司馬光對他推崇至極，認為其為“曠世之大儒”。揚雄投靠王莽偽政權而受後人批評，司馬光則認為不能隨便批評揚雄之人格。在那本《資治通鑑》裡，司馬光盡情引用揚雄之名言，或許還不夠，揚雄有本書《太玄》，司馬光模仿著寫了本《潛虛》，而就是在這裡，他給出了他主要的哲學思想。因此，司馬光的哲學思想，實質上建立在荀子、揚雄所開拓的基礎上。
那理學正宗對此怎麼看？朱熹說：“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意思孔子之後，唯獨孟子之學沒有偏離儒家宗旨。他既然承認了孟子，自然不會再去讚賞荀子。“荀與揚，大醇而小疵。”這話講得客氣，但單獨把揚雄拎出來講時，就變成了“腐儒”、“最無用”、“甚好笑”。不僅如此，朱熹甚至認為就是因為揚雄當世，孟子心經得不到傳授，天下儒學才會被黃老佛道所壓制。這就是他的態度。
我們心平氣和的講，宋明理學的發軔，確實是建立在思孟學派所開闢的性命心性論之上。孟子所提倡之性善論與心論，是理學產生的思想淵源。而司馬光呢？在理學開創的那個年代，他寫了一本頗為自豪的書，名字叫《疑孟》。
八、結語
於是，我們從思想內涵、哲學性和道統師傳上，講司馬光真的是一名理學界的“民哲”。也正因為此，在南宋之後，司馬光一直在理學系統中不被認可。程朱的徒子徒孫們，一直對其抱著一種科班對民哲的態度。
但正如我們一直所強調的那樣，司馬光只是一名理學界毋寧說程朱理學的門外漢，而不是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民間哲學愛好者。體用、心性、中和、陰陽等等，如果我們承認這些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對於人類與世界本原問題的超越思考，如果我們承認中國哲學屬於哲學的範疇，那麼我們必須承認，司馬光他是一名哲學家。
正如後人所評價的那樣，他是“平實之樸儒，道學之偏師”，平實非謂不是儒，偏師非謂不求道。只是司馬光這個人的性格，本就是求真務實，放眼當下。他在一篇謝表裡面稱自己“自知文字惡漏”、“文辭實為鄙野”，說不得華詞，講不出大言。他這個人不浪漫，這當然是不適合體大精深的體系。但也正是因為此，歷史上得以產生一個作為道德楷模和偉大史學家的溫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