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陵生
離異男子弗蘭普頓在一個交友網站上與自稱模特的米拉尼交上了朋友。“熱戀”中的兩人很快約定在米拉尼去南美洲參加拍攝任務時見面，然而，當弗蘭普頓抵達約會地點時，卻失望地發現米拉尼已飛往另一個拍攝地，她還讓弗蘭普頓帶上她留下的手提箱去那裡找她。被所謂的“愛情”迷了雙眼的弗蘭普頓真的這麼做了，但很快他就被逮捕，因為警察在那隻手提箱中找到了大量毒品。
顯然，這是一個不算太高明的陷阱，而弗蘭普頓並不是一個沒腦子的人，事實上，他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曾寫過關於弦理論和量子場論的論文。有著這麼聰明大腦的人怎麼會犯下如此愚蠢的錯誤呢？
心理學研究表明，像弗蘭普頓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智商在生活中確實很重要，但科學家研究發現，在做出明智決策和進行批判性思維（包括評估風險和不確定性以及權衡相互矛盾證據的能力）方面，智商的作用可能就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了。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難免會陷入思維誤區，以致犯下十分愚蠢的錯誤。
理性障礙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通過研究表明，人類很容易產生許多偏見。
例如沉沒成本悖論。沉沒成本指已經付出且不可回收的成本，如時間、金錢、精力等。有時候明知道某件事不會有好結果，放棄是最簡單也最明智的做法；但有的人顧及已經付出的成本，反而繼續投入更多，最終付出更大的代價。
還有賭徒謬論：人們往往認為偶然的運氣會以某種方式讓自己翻本，如果這一次輪盤中的小球落在紅色格子上，那麼下一次它很有可能會落在黑色格子上。
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產生上述偏見。一種解釋認為，這些人過於依賴直覺，而不是通過慎重的、理性的思考。他們或許擁有不錯的抽象推理能力，卻沒能將這種能力用於一些日常問題中。同時，他們還可能缺乏足夠的情緒調控能力，而是讓情緒來左右自己的決定。例如，為避免受沉沒成本悖論的影響，你就需要克服因為之前投資失敗而後悔不已的情緒。
這種智力與合理行為不匹配的現象稱為“理性障礙”。研究發現，聰明學生（根據考試成績來衡量）往往更容易出現理性障礙，因為與其他人相比，他們低估了自己產生偏見的可能性。
所羅門悖論
傳說中的所羅門是古代統治以色列的國王，他以對他人困境做出明智判斷而聞名。但是，他對待與自身相關的事情卻遠沒有如此明智，例如，他未能教育好自己的兒子，致使其長大後成了一個無能而暴虐的亡國之君。
在一項實驗中，心理學家讓被試者填寫包括政治問題或個人問題在內的一份答卷，然後根據不同標準對他們的答卷進行評分。比如，是否有對不同看法進行探討的意願，是否有對不確定性事件的認知能力，以及是否採取教條式的、絕對的思考方式等。另外，他們還對被試者是否有自知之明進行評估，如是否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無知，是否有探求更多信息的意願。
研究發現，即使是高智商的人，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測試成績也不理想。就像所羅門國王那樣，他們對於他人的困境往往更能做出理性的判斷，而當事關自身時，他們往往更容易做出不理智甚至糟糕的決定。
習得性教條主義
美國心理學家戴維·鄧寧和賈斯汀·克魯格在一項著名的研究中，對學生進行語法和邏輯推理測試，然後讓他們對自己的表現打分。耐人尋味的是，測試成績差的人總是對自己的能力表現出毫無根據的自信。
鄧寧-克魯格效應已被多次驗證。這些研究主要對普通人的基本技能（如計算能力）進行考察評估。然而，如果對具有專業知識的人進行考察，就會發現一個不同尋常的現象。
在一個實驗中，研究人員向一群數學家、歷史學家和運動員展示了一些人名，這些名字代表了各個學科領域內的重要人物。他們問被試者是否知道這些人物是誰。結果顯示，被試者更有可能“認出”他們自己擅長的學科領域內的人物，哪怕其中有些人物是虛構出來的。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對專業知識的認知可能會導致“習得性教條主義”。它會使你對一門學科保持封閉的思想，同時排斥所有與你現有觀點不一致的意見。“習得性教條主義”的一種表現是“諾貝爾病”，即個別諾貝爾獎得主在晚年會提出荒謬的理論。
例如：聚合酶鏈反應先驅、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卡里·穆利斯，晚年成為氣候變化懷疑論者和艾滋病否認論者；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詹姆斯·沃森是一位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但他一直抱著“人類智力存在種族差異”這一帶有明顯偏見的過時觀點不放。獲得諾貝爾獎所帶來的權威地位，使他們擁有能夠否認與他們意見相左觀點的影響力。
競爭環境綜合徵
有時候聰明人會做出一些傻事，這與他們所處的競爭環境有關。在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讓被試者在計算機上解決一些抽象問題，同時在每個人的屏幕上展示其他人的進展情況。這種現場比較反饋使得其中一些人陷入不知所措的狀態，與之前在未受干擾情況下的測試成績相比，他們的得分大幅下降。儘管這些被試者的智商水平大致相當，但最終的測試成績呈兩極分化。這表明其中一些人似乎對競爭環境特別敏感。
有些人似乎對他人的炫耀或者展示特別敏感，這種比較或者說攀比，讓他們備感焦慮，從而導致他們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實力。當團隊使用“集體智慧”來解決邏輯性或創造性任務時，也會出現類似情況。
一兩個過於活躍的成員占主導地位的團隊，往往比每個人都有機會平等貢獻自己意見的團隊表現更差。在這種情況下，人際關係比群體平均智商更能決定團隊的總體表現。這是因為一小部分人“鶴立雞群”的出色表現，會導致周圍人的智力水平被壓制而無法充分發揮出來。
本文選自《科學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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