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百分之百混蛋
每在這封信裡，安德烈說他和他爸爸一起去看了場電影《好日子過去了》，這是一個關於階級和貧富差異、社會公義的電影。安德烈看過這部電影之後陷入了自我懷疑：
“
我是和老爸一起去看這電影的。老爸開著寶馬車，我穿著一件名牌襯衫，我們住的小鎮，是全德國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鎮——
那我不正是這電影中的“壞人”嗎？世界上有那麼多人在餓死的邊緣，我們開豪華的車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還賺不夠吃的，而我只是上學，什麼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個小王子一樣，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
”
在前一封信裡，安德烈跟他的媽媽說，他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沒有什麼好“反叛”的東西了，我們這個時代沒有革命，沒有什麼大事和戰鬥。
但這一次，安德烈發現自己其實說錯了。這個電影提醒了他，這個時代仍然有太多的不公正存在， 怎麼可能沒有“反叛”的需要呢？只不過是看他，看這青年的一代，是否願意看見、行不行動而已。
安德烈深思熟慮以後，給他的母親交上了答卷：
“我真的認真地想了這個問題，然後，媽媽，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我的自我發現，你就當它是“懺悔錄”吧。
我發現：是，我知道中國大陸的婦女在極不人道的工作環境裡，為耐克做苦工，但我不會因此不買耐克的運動鞋。我知道麥當勞為了生產牛肉大面積破壞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們的老闆口袋裡塞滿了錢，但我不會因此不去吃麥當勞。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於營養不良，但我不會因此勉強自己把每一餐飯的每一個盤子舔乾淨。換句話說，我發現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
我是一個“日子過得太好”的年輕人，狠狠打我幾個耳光也不為過，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見自己的生存狀態，而且至少，我並不以我的生存狀態為榮。”（安德烈）
那麼，聽完安德烈的訴說和自責，龍應臺又是怎麼撫慰她的兒子的呢？
兩種道德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道德取捨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龍應臺）
龍應臺覺得她的消極道德表現為生活的點點滴滴：面對匱乏的地球資源，她不浪費，她穿梭在家中的各個區域時總是不斷地重複開燈、關燈的動作，因為她不想浪費任何一點資源；她曾經喜歡吃魚翅，後來有一天她知道魚翅是怎麼來的，她知道無數的鯊魚因為人類的慾望而死去，於是她不再吃魚翅；她知道黑商是怎麼對待黑熊的，她也從來不食什麼熊掌、膽汁。她深知她不能改變的東西有太多，但是她只能在一點一滴裡多做一點點，這便是她所說的“消極道德”。
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裡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麼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我在生活層面進行消極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於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於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於權力誘惑的不妥協，對於群眾壓力的不退讓，對於一個專制暴政的長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龍應臺）
龍應臺回憶起七歲的安德烈帶著弟弟吧捉來的蟈蟈帶去放生的事情。安德烈不僅把自己的蟈蟈放了，也試著說服弟弟也這麼做——這件事讓龍應臺認識到安德烈的性格特質，並不是所有七歲的小孩都會選擇這麼做的，並且，安德烈放生蟈蟈的行為對於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積極的道德行為。
所以我不認為你是個“混蛋”，安德烈，只是你還沒有找到你可以具體著力的點。但你才十九歲，那個時間會來到，當你必須決定自己行不行動，如何行動，那個時刻會來到。而且我相信，那個時候，你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做什麼，做不到什麼。（龍應臺）
我見過一個老奶奶坐公車時因為錯投了五塊錢要不回來默默拭淚，也見過早餐攤子上的夫婦多找了客人十塊錢而唉聲嘆氣，我還見過衣著樸素的小女孩在初冬的夜裡一圈又一圈地徘徊尋找遺落的三十塊買資料的錢，我也曾經為商場裡跪在地上擦拭地板的花甲老人不忍，也曾鼻酸。
但我終究沒有多餘的勇氣多走出那麼一步，因為我知道其實我根本幫不了他們，我能做的真的太少了。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五塊十塊錢甚至買不到一杯奶茶，但是對更多的人來說，這些錢可能就是他們人生的盼頭了，或者說，是壓死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個世界總是很喜歡以己度人，我們每天看到的都是別人的燈紅酒綠，走過的都是繁街大廈，所買都是高價名牌，這些東西很容易讓我們產生“貧窮和疾苦不存在”的錯覺，甚至覺得這可笑，但是，你不知道的是，這些事情就發生在你剛剛路過的某個角落。
耍耍也只是普通人，我心裡也曾經像安德烈一樣惴惴不安，但是耍耍看完這兩封信以後，心裡其實相對輕鬆了不少。是的，我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自己做起，我們堅守著自己內心的道德，這就是我們對這個社會最大的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