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村、嘉陵新村……明明是高楼大厦，繁华闹市，怎么会是“村”呢？重庆“村”地名是怎么来的？近日，重庆地名研究专家李正权受邀解读重庆“村”地名背后的故事。
▲嘉陵新村
村地名，南北方有差异
李正权介绍，“村”本是“乡下聚居的处所”。不过，与北方农村不同，重庆农村几乎都是散居。“散居的处所就不能称为‘村’。因此，重庆农村没有‘村’，只有院子。一个院子，不管规模大小，往往住一家或一姓人。如果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有了异性人家，往往就形成‘场’。”李正权解释，“场”开始可能是规模较大的院子，由于地处要道，便于散居的农民交际、交流和交换。一旦固定了交际、交流和交换的日期，就有了固定的“赶场天”。“场”虽然也是“聚居的处所”，但由于有了商品交换的功能，甚至有了完全脱离农业的商人“商业经营者”，就不是简单的“乡下”了，也不称为“村”。
李正权介绍，重庆农村地名中，过去几乎没有“村”，如今虽然有了“村”，不过不是“聚居的处所”，而是行政村，包括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院子，由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划片而成的，与自然形成的“村”有所不同，与北方农村的“村”（自然村）完全不是一回事。
▲豫豊里
▲国际村
“里”“弄”“村”引入重庆
“重庆‘乡下聚居的处所’不叫‘村’，城里就更没有‘村’了。历史上重庆多为军事要塞，一直偏重于‘城’，直到晚晴开埠后才真正发展为‘市’。”李正权介绍，20世纪20年代后期，重庆在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开辟新市区，大量修建房屋。当时，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成为重庆的样板，官员、富人多以江浙一带的东西为时髦，还把江浙一带的地名通名“里”“弄”“村”引了进来，重庆才开始有个“村”。
“最早的一个叫村的，可能是四德村。”李正权回忆，四德村位于通远门外，当年还是坟山墓地。中区干道修通后，刘湘在干道北侧修建了6栋房子，作为其老婆的公馆，以“德、言、容、功”四条女德，取名为四德村（现新德村）。
此外，还有华一村，原是荒坡。1929年刘湘部下李文彬等人在该地开办华一房地产公司，修建了300余栋别墅，因外传其“风水好”，当年的一些富商名流都在该地置办宅院产业。该地取名为华一村。
作为城市道路通名涌现
据介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村”作为重庆城市道路通名，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例如1936年因三个木工在现牛角沱公交枢纽附近各修了一幢房屋居住，其中一个木工的未婚女儿因孝顺父母，友好邻居，死后被立碑纪念，该处就取名为为孝友村。又例如1937年聚兴诚银行在中山三路设立分行，在分行后面坎下修建了职工宿舍，取名为聚兴村（后改名为巨兴村）。国民政府迁渝后，位于其东侧山坡上的居住区被命名为国府村（现人民村）。”李正权介绍，重庆最著名的村地名，要数国际村。
“抗战时期，美国记者楼和英国海军俱乐部建在王家坡后面、遗爱祠下面的那面陡峭的山坡上，其附近又有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丹麦等国的大使馆或公使馆，那山坡和那小路上经常都有不同国籍的人来来往往，于是取名国际村。”李正权说，不仅老城外到处都有取名“村”的地方，老城内也有。19世纪90年代修建若瑟堂后，定远门（闭门）城墙边逐渐成为教友居住之地。1930年民生路建成后，该处就被命名为民生村（现民生里）。白象街城墙外本是荒地，清末民初就形成街巷，因是贫穷人家居住，20世纪30年代被命名为平民村，也写作贫民村（后更名为复兴村、复兴坡）。
曾为内迁企业宿舍居住区
据悉，抗战时期，大量企业内迁重庆，企业往往将员工宿舍修建在厂区附近。这样的居住区大多都以“村”作为通名。21兵工厂（现长安机器厂）有雨花村、富强村、合作村等，50兵工厂（现望江机器厂）有黄泥村、望江村、大溪村之类。影响所及，后来重庆新建企业，职工居住区也以“村”命名，例如九龙坡火车站（重庆南站）就有铁路一村、二村、三村、四村，还有工人村、电测村、冶金村等。
“一般来说，街、巷、路、道等表示的道路往往是一条线，即使弯曲，即使有拐，甚至有若干岔道，但都有相应的起点和终点。”李正权解释，“村”则不同，一般是指一片，片内道路可能有多条，相互交叉，甚至错综复杂。在“村”没有引进之前，一片街区里有多条道路，往往就要用多个地名来指称。他称，这也是重庆街巷地名密度特别高的主要原因。“原临江门城外那近百条标有地名的街街巷巷，如果以‘村’来取其名，只需划成若干片，用几个‘村’来指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村’作为通名，像国际村那一坡，可能就要用好几条甚至十来条‘巷’来命名。”在他看来，引进“村”，不仅丰富了重庆地名的通名，也适应了重庆城市地形地貌的实际情况，值得赞赏，更值得继承。
重庆晚报·慢新闻爆料邮箱：[email protected]
——END——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周小平/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