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溫家寶在大連參加全國1：5萬區域地質調查會議時留影。
溫家寶（右）在北京地質學院讀研究生時和同學的合影。他身上的棉襖是爺爺留給他的，他也是穿著它到甘肅的。
1974年7月，溫家寶在甘肅肅南縣紅山林場編寫《1∶20萬祁連山幅區域地質調查報告》時留影。
《溫家寶地質筆記》出版發行，當年老同事重溫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
我喜歡層巒疊嶂的山峰。我們常在沒有人煙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幾個地質人員外，很少能見到人。有時，騎著犛牛或駱駝要走上一天。我一邊走一邊唱，把從小學會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曠的山野，只有我的歌聲在山谷裡迴響。——溫家寶
“我至今還記得他在祁連山野外考察時攀著繩子過河時的樣子。兩條腿搭在繩子上，雙手握著繩子交替往前移動，整個人在繩子上搖搖晃晃。”
73歲的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退休幹部蘭方手拿《溫家寶地質筆記》對新京報記者說。他曾是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區測二隊的同事。
蘭方說：“翻山、過河，從祁連山南坡到北坡。那幾年下來，我們走過的路有上萬公里。”
自3月26日在全國發行上市後，《溫家寶地質筆記》一書廣受好評。這本近52萬字的書稿，以憶文和筆記結合的獨特方式記錄了溫家寶1968年至1985年的地質往事。
最近，新京報記者走訪了溫家寶在地質系統的一些老同事。在他們看來，這本書不僅僅是溫家寶個人的回憶，更是一代地質隊員共同經歷的青春、激情和熱血。
今年80歲的劉霄祥認為，這本書從封面到內容如同是溫家寶對年輕歲月的一次“重行”：“書中寫的很多事，都是我們共同經歷過的。讀著這本書，我好像聽到了四十多年前他熟悉的腳步聲從我身邊走過……”
隊裡來了個研究生
“為祖國尋找出豐富的礦藏，為人民造福”
“這人叫溫家寶，是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研究生，還是個黨員。”
1968年春節剛過，地處酒泉的甘肅省地質局區測二隊新來了一位穿著藍色卡其隊服、身形清瘦的年輕人。
聽到隊友們的議論，劉霄祥開始留意這位新來的同事。
劉霄祥與溫家寶在甘肅同事多年，曾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參事。2004年退休後，他一直住在銀川。
當時，區測二隊有近四百人。1965年之前，甘肅省地質局原有一個區域測量隊。1965年，為支援三線建設，黑龍江、寧夏的一批地質隊員來到甘肅酒泉，重新組合成立了區測二隊。隨後，每年都有一批大中專學生和技術人員分到隊裡。
劉霄祥說：“我們隊裡大部分技術人員是大中專畢業生，研究生以前還從沒有過，隊裡的黨員也很少。憑著這個身份，他本來可以分到高校或者研究所工作，為什麼要到我們這裡？”
85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質大學（原北京地質學院）原校長趙鵬大，在擔任校長期間經常聽到學校老師聊到學生時期的溫家寶：“當時國家號召支援三線建設，號召年輕人去西部，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溫家寶是響應國家號召去甘肅的。”
事實上，在1965年大學畢業時，溫家寶就曾主動要求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他在書中寫道：“我曾多次要求到西藏工作，並兩次寫血書明志。”
溫家寶在書中還回憶了自己從北京啟程到甘肅時的情形：1968年初，剛過完春節，告別父母，“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擠上了從北京駛往蘭州的列車。”行李很簡單，“一個裝衣物的帆布箱、一套用兒時曾用過的油布捆綁的被褥、兩個裝滿書籍的木箱。列車在朔風怒號中開動了。我此行是前往甘肅省地質局報到，那將是我從事地質工作的新起點。”
今年86歲的李廷棟是中科院院士，曾就讀於北京地質學院，是溫家寶的“學長”。他指著書中這段文字說：“我們那個時候出遠門，都是簡單攜帶一個鋪蓋卷。你看溫家寶報到時，把兒時用過的行頭、書籍都帶去了。他就是要紮根西部，做個出塞青年。”
溫家寶在書中回憶甫到區測二隊時的情形說：“那會兒，我們新來的大學生都沒有下分隊，集中在隊部燒鍋爐、參加科室學習。這年冬天，我們新分來的大學生和一些老技術員被安排到酒泉豐樂公社勞動鍛鍊。就是這樣，我們幹了三個多月。”
1969年年初，溫家寶被分配到區測二隊五分隊，開始區域地質測量及找礦工作。
在1970年5月的一篇日記中，溫家寶寫道，“我要在祖國的土地上，為祖國尋找出豐富的礦藏，為人民造福。”
劉霄祥說：“對於那時大部分年輕人來說，這不是口號，是那一代人的樸素思想。”
現年80歲的馬海山早於溫家寶三年到區測二隊工作。1969年，他在五分隊擔任普查組組長，溫家寶在這個小組做組員，一起進行野外考察。1993年馬海山退休後一直居住在酒泉。
“他話不多，說話彬彬有禮。別人休息玩鬧時，他總是安靜地看書”。這是馬海山對溫家寶的第一印象。
在1974年4月28日的日記中，溫家寶寫道：“昨晚，八個人分兩桌打撲克，直到12點鐘，惟我在燭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幾篇魯迅的散文，也到那時才睡。”
在長達六年的野外地質工作經歷中，蘭方和溫家寶在工作上互相協作，生活上同甘共苦，一個鍋裡吃飯，一頂帳篷裡休息。他說，家寶很大的特點是愛學習、愛看書。晚上常點蠟燭苦讀，看各種各樣的書。
蘭方說，“勤奮學習使他的知識不斷豐富，視野更加開闊。”
最憶荒野找礦時
“最艱苦的工作卻激發出向上生長的蓬勃力量”
祁連山區的自然條件十分惡劣，號稱“生命禁區”。那時，溫家寶主要從事祁連山地區區域地質調查及找礦工作，其工作區域涉及甘肅、新疆、西藏、內蒙古的部分地區。
區域地質測量被行內人簡稱為區調，這是一種全國性的基礎地質調查。對此，溫家寶在書中寫道：“它是以1：20萬國際標準圖幅的地形圖為底圖，將各種地質現象，用統一圖例填繪在地形圖上。”這是找礦、工程地質勘查、防災與環境保護的基礎性工作。
“這份工作是最艱苦的，一般每兩公里布一條地質路線，一公里左右一個觀測點。”劉霄祥說，當時五分隊負責平川幅、高臺幅、祁連山幅三個圖幅的區調工作。
那時，溫家寶工作區域常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即使在夏季，夜晚的溫度也在零下十幾攝氏度。劉霄祥說，“溫家寶到過的區域，我都受不了，到了那裡就有高山反應，吐個不停。”
1968年，溫家寶從北京來酒泉的時候，蘭方也從成都地質學院畢業，進入第二區測隊。他說，“因為是區調工作，工作範圍大，每週都要搬家。為了搬家方便，我們只能攜帶輕便一些的單帳篷。可是單帳篷不保暖，晚上凍得睡不著覺。”
他說，每天晚上，隊員們鑽進鴨絨睡袋，把脫掉的衣服全部壓到睡袋上還會覺得冷。
據蘭方回憶， 有一次因為要整理野外資料，不能鑽被窩，隊員們凍得手腳麻木，溫家寶和隊友們就在帳篷裡生火。“結果帳篷太封閉，一氧化碳濃度過高。家寶一氧化碳中毒，後腦勺疼了好久。”
“在野外的考察中，我們要順著深溝爬至山脊，直到冰雪覆蓋的地方。”溫家寶在書中描述，從深溝到山脊，多數時候並沒有路，“很多時候到達工作地點，直線距離兩公里，要走三四個小時。”
蘭方說，當年溫家寶身體比較單薄，算不上強健，但每次上山他都走在前頭。“由於山高缺氧，每走一步都困難，有幾次我試圖追上他，但終未能如願。”
馬海山說：“當時的野外測量和標本採集，近的地方一個來回要走上一天。遠的，要帶上睡袋和帳篷，在山上露營。”
馬海山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和溫家寶曾多次遭遇險情。最危險的一次，大雨下了三天，紮在半山腰的宿營地遭遇了幾十年不遇的大洪水。一米見方的石頭被水流推著滾動，等隊員們反應過來，帳篷已經埋到半截。他們救出一個被困的隊員，一分鐘不到，帳篷就被泥石流掩埋。
“除了野外考察的艱辛和危險，最苦的是搬家。” 劉霄祥說，“做區調，野考面積廣大，要不停地遷徙。小搬家一週一次，大搬家十幾天一次。一次小搬家幾十公里，大搬家上百公里，還要搭帳篷、支爐子。搬家途中，遇到沼澤沙坑，車馬陷進去，要人力去抬。”
在馬海山記憶裡，當時和溫家寶一起工作的時候，搬家靠犛牛，跑路線全靠雙腳。
溫家寶在書中寫到，在祁連山區的荒野深溝中，“我經常揹著裝滿石頭樣品的地質包，一步一步向高山攀登，累了就靠著山崖歇一會兒，然後就繼續往前走。我從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來。”
80歲的任豐壽是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工作時的同事。他在祁連山搞過勘探，曾任甘肅省地質局副總工程師，退休後居住在北京。
任豐壽說，“那不是走走停停到一個地方旅遊。到達考察點後，你要打標本、做記錄，那既是體力活，也是腦力活。”
“他是真心熱愛這份工作。”馬海山說，“我們這個分隊工作艱苦，很多人不願意呆下去，人員流動很大，從1969年到1974年，來來去去近二百人，留到最後的只有我和溫家寶。”
接受採訪的多位溫家寶的老同事都認同一個事情：地質工作很艱苦，但在溫家寶身上，卻激發出一種向上生長的蓬勃力量。
溫家寶在1970年7月的日記中寫道，“近來，常跑遠路線，幾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經常到4700米，4800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兩，甚至到一斤八兩”。在1974年5月的日記中，他又寫道，“出野外半個月來，我的體質明顯有所增強。臉黑紅黑紅，胖了一些。”
野外生活枯燥，地質隊員們會苦中作樂。“完成一天的工作，收隊的時候，大家會一邊走一邊唱歌。”蘭方說，那時候我們唱的最多的是《地質隊員之歌》。
蘭方回憶，溫家寶總是很樂觀。在艱苦的環境中以飽滿的熱情對待工作和生活。有時，騎在犛牛上唱完歌后，還會唱幾口京劇，像《借東風》、《打漁殺家》等。
溫家寶在書中也提到自己唱歌的事：“有時，騎著犛牛或駱駝要走上一天，我一邊走一邊唱，把從小學會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曠的山野，只有我的歌聲在山谷裡迴響。”
“山懷抱著雲，雲環繞著山，山在雲中若隱若現，變幻無窮，神奇奧秘，宛如仙境。”看到溫家寶在書中這句話，一位老同事有些費解：“在山上那麼苦的日子，怎麼在他的回憶中這麼美好？”
蘭方說，他們當年出野外時，腳踩著碎石，常常嘩嘩作響。看了這本書，耳邊又響起了四十多年前的腳步聲。
1979年秋，溫家寶（後排中）在酒泉區測二隊隊部與甘肅地質局及區測二隊領導合影。
《溫家寶地質筆記》所引用的45本野外地質筆記簿影印件，文字工整，幾乎沒有塗抹的痕跡，手繪地質圖像印刷一般清晰。
一個有信念的人，一定會珍惜生命的每一天，甚至把它作為自己的最後一天來度過。按照自己的信念，堅定地向前看、向前做、向前走。而絕不會滿足於事務工作，學習無一定計劃，工作和生活缺乏目標，空費精力、耗人生命。——溫家寶
風雪中的地質筆記
“我的良知不允許我做一個‘飛點’”
見證那段歲月的，還有《溫家寶地質筆記》所引用的45本筆記。
在書中，所有的野外地質筆記簿影印件，文字工整，幾乎沒有塗抹的痕跡，手繪地質圖像印刷一般清晰。
40多年前，甘肅地質局發的野外記錄簿是紅色的本子，業內人把它簡稱為“野簿”。野外考察隊員每次在野外考察，要在記錄簿上畫地質圖、標明岩層結構、地理座標等。
這45本筆記並非溫家寶全部的筆記資料。溫家寶在書的自序中寫道：“可惜的是，由於單位多次變動、個人多次搬遷，我的一些地質筆記、圖表資料、手稿及標本等散失了。”
“吃別人嚼過的饃不香。”溫家寶第一次引起馬海山的注意，就是因為這句話。“當時我就覺得這個年輕人很不一樣。他很認真，為了一個考察點，多遠多難走的路他都要去。”
1970年，溫家寶分到馬海山擔任組長的區測二隊五分隊礦產組，正式參加野外考察。
馬海山回憶，溫家寶每天上山都要做記錄。晚上，給素描圖、剖面圖著墨，還要總結分析各種資料。
蘭方說，在當年分隊組織的野外原始資料展評會上，家寶的野外記錄文字工整，文筆流暢，看上去像印刷一樣整潔，深得好評，一直是大家學習的楷模。
蘭方對溫家寶在野外考察的較真勁印象十分深刻：“有時候天已經晚了，下一個考察點還沒有走到，溫家寶一定要過去，從不做‘飛點’。”
“飛點”也叫“遙測點”，野外考察時，因為山高路長，有的地質隊員會通過遠遠眺望，記錄描述看到的岩石、地層、構造等。
蘭方說，溫家寶從來沒有做過一個“飛點”，哪怕多爬一兩個小時的山，也要實地觀測。
對此，溫家寶在書中說：“我的良知不允許我那樣去做。我決不偷懶，否則我將痛苦不可釋。”
與溫家寶一起做野外考察的時候，蘭方還發現溫家寶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和當地農牧民接觸，與他們打成一片。
新京報記者瞭解，溫家寶在學生時代就藉著實習的機會做社會調查，瞭解百姓生活。溫家寶的老師索書田和郭鐵鷹說，溫家寶大學時期到丹江口水庫及嵩山野外實習期間，住在老鄉家裡。假期常一個人到京北平西府和農民在一起。有一年，還在老鄉家裡過的春節。
索書田說：“我記得，當時老鄉家裡窮，吃的都是粗糧，很少有菜。實習的同學吃‘派飯’，溫家寶總不忘交足飯錢。”
在本書中，有一張1963年夏天溫家寶到秦嶺實習時和老師、同學的合照。郭鐵鷹也在其中。他給記者指著照片上自己和溫家寶的位置，高興地回憶著當年的情形。
蘭方說，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喜歡一起談理想。工作累的時候，把皮襖鋪到地上，躺在上面看著天，天南海北地聊。
“家寶告訴過我，他的理想就是好好工作，為國家找礦，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蘭方記得，溫家寶非常重視找煤工作。多次鑽到老鄉自己挖的小煤窯裡，瞭解煤層厚度，煤層變化，實地瞭解煤層的可採性。
在書裡，溫家寶解釋了為什麼自己把找煤放在那麼重要位置：那時，許多農民溫飽無法解決，一天只能吃兩頓飯，燒火做飯多用麥草、玉米秸，寒冬臘月，取暖煨炕也多用牛糞、秸稈等。有人進入祁連山北坡，砍伐極為珍貴的松柏涵水林帶，或河溝中的灌木林。
“每當我看到各戶農家升起的嫋嫋的炊煙，聞到空氣中散發的燒牛羊糞的氣味，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希望找到煤礦“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做些事。”
1972年，蘭方和溫家寶在甘肅高臺、臨澤一帶找煤，80米深的小煤窯，一個軲轆連著一根繩子垂到井底，下去的時候，要把繩子綁在腰間，雙腳蹬著井壁，慢慢往下蹭。
溫家寶在書中也寫到了下小煤窯的情景：我和挖煤農民一樣，靠油燈照明，匍匐到狹小的工作面進行記錄、畫素描和採樣，在沒有任何通風條件的獨頭坑道里，一旦發生片幫（注：受頂層擠壓從煤壁擠出來的碎塊）、冒頂（注：指上部岩層塌落）後果將不堪設想。
2002年，溫家寶重回甘肅，走訪了他當年找煤的地方，“看到改革開放後當地經濟發展、百姓溫飽無憂，心中十分高興。”
1974年夏天，六年的野外地質工作結束，溫家寶負責《1:20萬祁連山幅區域地質調查報告（礦產部分）》的編寫工作。
至今，仍供地質部門使用的祁連山脈1∶20萬區調圖，就是在溫家寶參與下繪製完成的。
2000年，溫家寶原來所在的區測二隊與地質二隊、地質四隊等勘探單位合併重組為甘肅省地礦局第四地質礦產勘查院。
“溫家寶那代地質人為我們留下了豐厚的財富。”四勘院副院長沈清傑告訴新京報記者，院裡專門成立了二次資料開發室，對老一輩地質人留下的資料進行研究。
新京報記者瞭解到，根據溫家寶和他同事們編繪的1:20萬祁連山幅地質圖，甘肅省先後發現了九個礦藏，夾皮溝鐵礦、小龍口鐵礦、卡瓦鐵礦儲量都超過一億噸。
1985年7月，溫家寶（中）在遼寧錦西盤道溝金礦區調研時在機臺與工人交談。
走上管理崗位之後
“做有學識、有頭腦、有遠見、有科學態度的領導者”
1978年12月，溫家寶擔任地質力學隊（原區測二隊）副隊長，分工主持隊裡的生產工作，開始逐步走上不同的領導崗位。
1979年9月，他又調任甘肅地質局擔任地礦處副處長。1981年3月，地質部任命溫家寶為甘肅省地質局副局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湯中立記得，1979年，溫家寶任地礦處副處長後，有一天曾徵求他的意見：“有人說我不應該去搞行政，應該做技術。”
湯中立是我國最大的鎳礦-金川鎳礦的主要發現者之一。溫家寶調到甘肅地質局做地礦處副處長時，湯中立任甘肅地質局總工程師。兩人從1979年到1982年曾一起共事。
溫家寶在書中多次提到湯中立。
湯中立對溫家寶說：“我認為你搞行政挺好。國家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正在撥亂反正，需要一批有大局意識，有能力的年輕幹部。”
湯中立認為，溫家寶是一個有擔當的年輕幹部。“他懂專業，又懂管理，思想上也很正派。”
溫家寶的“有擔當”——這在溫家寶還是技術員的時候，就被馬海山注意到了。
馬海山回憶，溫家寶跟隨自己第一次出野外時就遭遇了險情。他們紮在半山腰的宿營地遭遇了幾十年不遇的大洪水。“眼看著洪水不斷上漲，一些隊員還是不願意搬離，他們認為水不會漲到營地。”
馬海山說，自己正焦急的時候，溫家寶和他一起做隊員的工作，勸大家搬家。
還有一次，溫家寶在祁連山北坡工作時，突然大風呼嘯而來，頓時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溫家寶馬上敲擊水壺，招呼大家蹲在駱駝旁躲避沙暴。
馬海山說，“在那種環境下，能操好自己的心都不錯了，溫家寶不是，他平時很安靜，在遇到事兒的時候就會站出來。”
他的“擔當”被他的同事認為對工作和同事負責。
任豐壽對他就有這樣的印象：“開會的時候，他不怎麼愛發言，但他一發言，總能綜合會議上各種意見，得出一個讓大家心服口服的結論。”
溫家寶在書中也提到，“我一般不太參加爭論，但會仔細聽取兩方乃至多方意見，弄清事實和證據。”
“為了弄清事實，他很注重調研。不管他後來做了多大的領導，都是這樣。”孫礦生對記者說。
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任副局長時，孫礦生是地質局研究所的研究員，後來擔任了省地礦局的局長。
孫礦生說，那時我們住在同一層樓，每天都能在樓道里遇到。他記得，那時的溫家寶穿著很普通，上身常穿著一件洗得掉色的藍卡軍便服，腳上穿著一雙解放鞋，和一般職工沒有區別。
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的同事陳廣清經常與溫家寶一起出差，常住在一個房間，“除了晚上，你見不到他。他總是到處走訪、調查。晚上回來後，也是忙著做筆記，不怎麼閒聊天。”
早在1979年，溫家寶就在日記裡說，“我不做那種不學無術的領導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務主義者，而要做一個有學識、有頭腦、有遠見、有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趙生貴的名字也出現在書中。溫家寶提到二人曾一起下隊調研。那時，溫家寶任地礦處副處長，趙生貴是局裡的副總工程師。
今年84歲的趙生貴回憶：“在那次調研中，當時道路不好走，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才到第一個調研地。路上顛得肺都出來了。”
他說，在調研過程中，為了趕路，有時候飯顧不得吃，就隨便在路邊買點東西當乾糧隨身帶著。
趙生貴第一次見溫家寶是在1979年甘肅省地質局召開的一次鉻鐵礦找礦動員會上，溫家寶發表了一篇《從祁連山超基性岩特徵認識建造與改造的關係》的論文。論文中提到奧菲奧巖，指出了它在祁連山的存在。趙生貴說：“因為那篇論文，我對他很欽佩。”
“奧菲奧巖的概念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才引入我國。那個時候，很少有地質工作者會注意它，但溫家寶居然在實際工作中留意它了。”任豐壽也注意到了這篇論文的價值。
“他平時不和大家一起打牌玩耍，但大家卻都喜歡他。”78歲的薛纏齊和溫家寶曾是區測二隊的同事。他說，“那時，同事有什麼困難，家寶都會出手相幫。”
1971年，薛纏齊家裡遇到了難事。溫家寶二話不說，拿出一百塊錢讓他渡過難關，“當時，一百塊錢可是溫家寶一個多月的工資。”
在區測隊擔任政治處幹事、副隊長期間，溫家寶還兩次放棄了工資提級的機會。“‘文化大革命’鬧了十年，工資好多年沒漲，好不容易要漲工資了，還限制了名額。一個單位漲工資的人數有一定比例，大家都爭著要名額。”薛纏齊說，“但溫家寶兩次都把自己的調資指標讓了出來。”
2004年，孫礦生看到了幾本溫家寶擔任甘肅地礦局副局長時的管理筆記，“裡面記錄著有關局裡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工作，職工子女教育工作，離退休幹部安置及歷史遺留問題處理工作。”
孫礦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主管局裡的業務，這些問題根本不是他的管理職責，但他卻都很關心。”
1982年，溫家寶調任地礦部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1983年，被任命為地礦部副部長。
在溫家寶的45本筆記中，有許多內容是他走上領導崗位後作調查研究時的記錄。《溫家寶地質筆記》一書就用大量篇幅收錄了他的調研筆記。溫家寶說：“我始終認為，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調查者立場、觀點、思想方法的綜合表現。”
蘭方對書中的兩張照片印象深刻：一張是溫家寶蹲在一堆標本前，右手託著一塊巖芯仔細查看。這是1985年3月他在湖南柿竹園礦區考察時的照片。還有一張是1985年4月在江西912隊，溫家寶戴著一頂安全帽，在翻看鑽孔編錄。當時，溫家寶已經是地礦部副部長。
“單看照片，你看不出是一位副部長在考察，會認為是一個地質隊員在工作。”蘭方說。
“到工作地之後，他幾乎不休息，馬上上鑽機、下坑道，深入群眾，考察工作。遇到問題說問題，不掩飾、不避諱，你騙不了他，他懂。”曾任國土資源部總工程師的張洪濤告訴新京報記者。
溫家寶在書中說：“在調入地礦部工作前後的這些調研，加之在甘肅省地質局及區測隊15年的工作經歷，使我對地質工作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思考越來越深入，寫出了一篇篇調查報告。”
據統計，溫家寶僅在地礦部工作三年間，下基層調研時間就有230多天，佔工作時間的近四分之一，最長的一次調研長達36天。腳步遍及東北三省、新疆、湖南、廣東等十幾個省市自治區，調研勘探單位近80個。
夢裡常回祁連山
“地質隊員的行頭，他珍藏了30多年”
溫家寶在書中回憶，1968年他到蘭州報到時，隨身帶了兩個裝書的小木箱。
2004年，甘肅地礦局要辦一個地質展覽館，時任甘肅地礦局局長的孫礦生找到了其中一個木箱。箱底乾乾淨淨墊著一張報紙，最上面疊放著一件野外考察穿的半袖雨衣，下面是一件行李布，行李佈下面是一雙登山鞋，一雙雨鞋，一個藍卡其工作服，工作服顏色都洗得褪了色，領口還有酒泉紅旗被服廠的標籤。
孫礦生說：“這都是他在甘肅工作時的行頭，他珍藏了30多年。”
溫家寶在書中說，“我難忘祁連山的找礦歲月，懷念昔日的同事，牽掛著甘肅的發展。”
1995年6月、2002年9月、2009年10月，溫家寶到甘肅出差期間，都曾專門抽時間看望過去的老同事。
據媒體報道，2002年9月溫家寶在酒泉看望老同事時說：“多年來我一直想著大家。我到北京後搬了好幾個地方，可從未想著回去看看。可這裡就不一樣了，有你們在總是有所牽掛的。”
他看到原政治處主任白志榮，問他，“您心寬人好，是我的老領導。對了，您吃飯還擱醋嗎？”
那次酒泉之行，溫家寶曾去尋找區測二隊的舊址，沿著熟悉的路走了很久。他告訴老同事們：“隊部的平房已經拆除，記憶中的那一排排楊樹也不見了。”
2009年9月的一天，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來到蘭州。孫礦生回憶說：“在晚上人們都下班的時候，她去地礦局悄悄走了一遍，還看了展覽館，那裡有很多當年的照片資料。”
隨後，她還特意提出去看一個距地礦局不到3公里的廢棄機場。溫家寶當年在蘭州工作的時候，週末全家常常去那裡騎自行車、散步。跑道的盡頭，有一片草地，翠綠翠綠的。
孫礦生說，當時這個舊機場已經搞起了開發，建起了圍擋，機場跑道被挖成了巨大的基坑。張蓓莉站在那裡看了半天。
孫礦生明白：“她是帶著家寶的思念來的。”
多年來，溫家寶一直保持著與老同事直接或間接的聯繫。
2005年，住在長春的老同事張庸接到溫家寶的一封來信，隨信寄了兩千塊錢，請他轉交一位叫周振環的老同事。
溫家寶在信中說：“知周振環身患重病，甚為掛念，特寄上兩千元，以助他治病之需。”
張庸和周振環都是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第二區測隊的同事，周振環曾和溫家寶一起出野外考察。
2006年1月，孫礦生陪同湯中立到北京見溫家寶。孫礦生回憶說：“他握著湯中立的手很久，眼角滲出了淚花。還詢問了甘肅省地礦局曾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幾位老同事身體和生活近況。”
溫家寶在書中提到湯中立，他寫道：“我十分珍惜同他之間的友誼。”
《溫家寶地質筆記》的出版發行，使這些老同事們又回到了40年前的崢嶸歲月。“書裡寫出了我們共同的回憶，勾起了我們年輕時的許多事情。”蘭方說，雖然是溫家寶的書，但書裡的內容，是一代地質隊員們共同經歷的，寄託著那代人的青春、激情和熱血。
任豐壽在書中夾了很多紙條。他說：“打開書，也打開了作者，打開了那個時代。”
□新京報記者 安鍾汝 實習生 羅昊 甘肅、北京報道
圖片來源：地質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