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建“方艙醫院”，是曾經真實存在的嗎？
——那些定格在歷史時光裡的抗疫英雄
▲宋代藥坊
▲蘇東坡
▲葉天士
▲吳又可
疫情是歷史的一道疤痕，所有親歷者都不會忘記有關於疫情的一幕幕。縱觀古代有關於描寫疫情的文學作品，從文字中就能感受到當時人們的驚慌與恐懼，在這些文學作品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個定格在歷史時光裡的抗疫英雄。
壹
蘇東坡發毒誓求藥方，建“方艙醫院”
沈括的為人在歷史上備受爭議，但他的才學卻是有目共睹的，他曾在《夢溪筆談》裡描述過江南的疫情，而抗疫的主角，正是我們熟悉的蘇東坡。
在蘇東坡的人生中，曾參加過兩次抗疫。
第一次是在元豐三年(1080年)，蘇東坡剛被貶到黃州，也就是如今的湖北省黃岡市，當時的黃州正在經歷一場瘟疫。
蘇東坡在當地是個微不足道且受監視的小官，但他仍然以抗疫為己任，獻出一張名為“聖散子方”的藥方。
藥方的主人是蘇東坡老家眉山的名醫巢谷，這張藥方是巢谷的祖傳秘方，但巢谷的祖上有個規定，這張藥方不得傳於外人。
蘇東坡心想：要不，我求求他？
巢谷告訴蘇東坡：這個世界是守恆的，總有一些人要得這個病，你如果治好了他們，這些病以後都是你一個人得！
蘇東坡不在意，他繼續求巢谷，巢谷最終被蘇東坡的再三懇求而感動，但他很傲嬌地對蘇東坡說：你現在指著江水發毒誓，永遠不將此藥方傳授給他人！
蘇東坡照著做了，但僅僅只是發了毒誓，藥方一到手，立馬就去救人。吃了這個配方的患者，大多數都痊癒了，這一成果被蘇東坡記錄在《聖散子敘》裡：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
後來，這張方子又被蘇東坡傳給了龐安時，龐安時將此方收錄於《傷寒總病論》裡，蘇東坡專門為此作敘。而巢谷也並沒有因此跟蘇東坡絕交，在蘇東坡被貶儋州之時，年過古稀的他還要跋山涉水去看他，只可惜在半道上去世了。
關於蘇東坡第二次抗疫，《宋史·蘇軾列傳》裡有這樣一段記錄：
既至杭，大旱，飢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
這一年是元祐四年(1089年)，蘇東坡去杭州當了市長。當時的杭州，也遇上了一場瘟疫，因為有過之前的抗疫經驗，蘇東坡先是用“聖散子方”穩定了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但這場瘟疫有點嚴重，確診病例每天都在新增，不是“聖散子方”這一藥方就能解決的，於是蘇東坡開啟了一系列的抗疫行動。
蘇東坡先向朝廷請示，免去“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減去進貢大米的三分之一，這個舉措相當於如今國家在疫情期間給企業減稅減社保。
又“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需要救助的患者太多了，沒有足夠的資金怎麼辦呢？在宋代，僧人不是剃個光頭就可以當的，必須要有國家頒發的從業證書，而這個證書就被稱之為“牒文”，有了這個證書，就可以享受國家對僧人的補助政策。蘇東坡很會變通，用這個指標換取了一些大米，以救助在飢寒交迫中的患者。
到了第二年春天，蘇東坡又把常平倉的大米拿出來半價售賣，用來煮粥和熬藥。不僅如此，他還“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蘇東坡帶著醫生走訪確診病患的家宅，進行上門治療服務，為此很多患者都康復了。
熟讀醫書的蘇東坡深知瘟疫的傳染性，認為杭州是水陸之會，輸入病例一多，傳染性就大，確診病例死亡的幾率也會隨著增大。於是他向社會募捐了兩千餘緡，感覺好像還不太夠，又從自己的私房錢裡拿出來五十兩黃金，用來建了一個“方艙醫院”，集中對病患進行治療。
這個“方艙醫院”，蘇東坡給它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叫“安樂坊”。
安樂坊在疫情期間，收治貧困的確診病人，“以僧主之”，主要是讓僧人進行管理安排。而這些確診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條理，並不是將他們一窩蜂地安排在一起，而是“宜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以防漸染”，根據被感染患者的症狀與輕重安排病房，防止交叉感染，直到這些確診的被感染患者痊癒後，才可離開。
有人會問：誰都可以被安樂坊收治麼？
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在境內發現被感染，都有資格進入安樂坊集中收治。
經過三年多的治療，杭州當時流行的那場瘟疫才被控制住，後來朝廷覺得蘇東坡這個舉措很有成效，於是被國家多次採納，並且更名為“安濟坊”。
當安樂坊成為“安濟坊”以後，確診病人享受的國家福利更加豐富，不僅有醫護人員，還有廚師、專門餵養被感染兒童的乳母，以及相當於我們如今醫院保潔員的“使女”，可見宋朝對於疫情極為重視。
那以後，安濟坊享受國家經費補貼，在此工作的醫師享有編制待遇，被賜予了“紫袍”，這也是方艙醫院最初的原型。
而蘇東坡的這些醫學理論，被沈括集成了一套醫書，也就是後來的《蘇沈良方》。
貳
明代崇禎年間瘟疫，吳又可著《瘟疫論》
清代有個明末遺民，化名為花村看行侍者，他寫了一部回憶錄《花村談往》，其中關於明代崇禎年間的瘟疫，提及了幾個很可怕的瘟疫死亡案。
比如兩個小偷去一家因瘟疫而死絕的大戶人家偷竊，原本想著大發一筆橫財，倆人說好一個負責偷，另一個負責接應，結果負責接應的小偷東西還沒摸到手，人已經當場死亡了。
又比如兩個好朋友，共騎一匹馬，坐在後面的人跟前面的人說了個笑話，結果前面的人沒有任何反應，仔細一看，人已經死了，而馬鞭還揚在半空中。
最慘的還是一對新婚夫婦，夫妻拜堂成親後，坐於新房帳中，很久沒有出來。家裡人一掀開帳子，發現夫妻倆早已死亡，床頭兩邊各躺一個。
這些瘟疫死亡案絕不是空穴來風，還有一些明代小說，如《剪燈餘話》《情史》《金瓶梅詞話》《東周列國志》等，有的是以瘟疫為背景，有的是以瘟疫為題材，這些文學作品都有一定的史實背景，在《明史》中都有跡可循。
據《漢南續郡志》記載：“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可以說從明代崇禎元年(1628年)，明思宗朱由檢登基開始，災難就沒有停歇過，饑荒、洪澇、蝗災、旱災……百姓們過得流離失所，悽慘到什麼樣呢？
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裡記載過這樣一個片段：當時的災民先是搶奪山上的蓬草吃，吃完蓬草吃樹皮，吃完樹皮又吃土，最終因為樹皮泥土不消化，腹脹而死，死亡率極高。
崇禎十四年七月七，疫情從河北蔓延到了北京，這個疫情的病毒叫“疙瘩病”，據說只要身上起了一塊紅疹子，就再也無藥可救，只能等死。
狡猾的“疙瘩病”還沒結束，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又暴發了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皆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這個疫情極為嚴重，傳播速度極快。有的人被感染，一兩天後就去世了，而有的人早晨被感染，晚上就死亡，每天新增死亡人數不下一百，甚至很多人家都死絕了，沒有一個倖存者。
在這樣一場慘烈的疫情裡，出現了一位抗疫英雄：吳又可。
電影《大明劫》中，就以吳又可為男主角，講述了明末的劫難。吳又可生於明代末年，他在《瘟疫論》原序中提到：崇禎辛巳，疫氣流行，感者多，於五六月益甚，或合門傳染。其於始發之時，每見時師誤以正傷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醫者彷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癒急，投醫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古冊之遺忘也。
崇禎年間的疫情太嚴重了，感染者眾多。但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很多醫生都以傷寒法治療，根本不是對症治療，於是疫情無法得到控制，被感染的人越來越多。
正因此，吳又可努力鑽研，寫下了《瘟疫論》。這本著作從根本上分析了瘟疫與傷寒的區別，提出了“戾氣”的概念，認為瘟疫就是由“戾氣”產生的，也就是如今我們所說的病毒。
在四百多年前，吳又可就認為“戾氣”主要是從口鼻輸入體內，而傳播方式為人傳人、物傳人以及病毒引發多種疾病併發死亡……這些觀念，對於我們現代疫情的防控也有著很好的參照作用。
同時，吳又可還研發出了特效藥“達原飲”，由檳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藥、黃芩、甘草七味藥組成，用於瘟疫或瘧疾。服用之後可以使人體的“戾氣”退去，渾身發熱，從而漸漸地康復痊癒。
叄
清代瘟疫多發，出現了“溫病四大家”
在清代幾乎所有的白話文小說裡都描寫到了瘟疫，如《鏡花緣》中提到了天花，《黑藉冤魂》裡寫到了鼠疫，而《子不語》裡又寫了瘧疾……據《清史稿·災異志》裡記載，當時清朝發生的大小瘟疫，加在一起有149起。
從清代描寫到瘟疫的小說中看，描寫最多的是天花。
天花在清代又被稱為“痘”，《鏡花緣》中就曾描寫到這種“痘”。當時的人們對“痘”的恐懼極強，以至於在民間常建痘疹娘娘祠，還有了祭拜痘疹娘娘的民俗，以求全家平安。
天花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急性傳染病，電視劇《還珠格格》第三部的時候，紫薇的兒子東兒就曾得過天花。劇中的東兒在得天花之時，高燒不退、渾身沒力氣、嘔吐不止，身上還出現了紅疹子……這就是天花的典型症狀。
回顧整個清朝，順治帝、同治帝死於天花，而康熙、咸豐也曾得過天花，單是帝王就佔了四人，更別提其他的皇室子弟和民間百姓了！
康熙帝因為親身經歷過，所以對於天花的防護非常謹慎。當時在太醫院設立了“痘疹科”，全國各地廣徵名醫會診，同時設立了“查痘章京”，嚴格防控輸入病例。
因為帝王對天花的重視，有個叫傅為格的人，研製出了種痘之術：讓種痘者先輕微地感染上天花的症狀，然後再出天花，最後通過治療痊癒後，種痘者身體裡就有了對天花的免疫力。雖然也有種痘失敗的死亡病例，但最終種痘還是成為一種正式的制度。
清代除了天花以外，民間多發瘧疾、鼠疫等等，如光緒二十八、二十九年蘇南、杭州疫疾，如清末東北鼠疫、安東霍亂……這些疫情傳播速度都極快，造成了很多死傷。
或許是“亂世出英雄”，肆虐的瘟疫讓很多醫者按捺不住懸壺濟世的心，於是清代出現了“溫病四大家”：葉桂、薛雪、吳瑭、王士雄。
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葉桂，很多古裝劇裡稱他為“葉天士”，他生於康熙五年，逝世於乾隆十年，享年79歲，這在古代是絕對的高壽。
葉桂對於時疫的治療最為擅長，也是中國最早發現猩紅熱的人，可以說葉桂是溫病學的奠基人。他的醫學著作除了家喻戶曉的《溫熱論》以外，還有《臨證指南醫案》《未刻本葉氏醫案》等將近十多部醫書。
葉桂在這些醫學著作裡，分析了病變的發展，給出了診斷依據，還有一些臨床試驗結果，這讓治療溫熱病有了大量的醫學基礎。因為葉桂對疫情治療的獨到，在清代形成了一個醫學流派，即“葉派”。葉桂作為導師，將自己的醫學知識都傳授給了他的學生，也是受他的影響，清代以後，研究溫病的醫者越來越多，對近代中醫學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疫情的出現讓無數個生命驟然消失，但無論它有多可怕，總有人在拼盡全力驅逐它，在古代如此，在現代更是如此。
